世界設計競技場上的中日落差

2010年12月1日

設計這個課題，大如建築，小如一張書籤，與一個社會的美術教育有關。香港的教育制度，美術和音樂都在閑科的最底層。中國的美術，五十年代開始，照搬史太林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即使三十年代徐悲鴻和劉海粟留學法國，也只受印象派一家的影響。二十世紀初期，立體派、達達主義，還有野獸派和未來主義，法國和歐洲的藝術早已在抽象的新路上百花齊放，卻對大多數中國第一代留法畫家沒有留下一絲影響的痕跡。

徐悲鴻回國之後，畫了以無產階級為題材的「田橫五百士」，即使著名的奔馬系列，也注重馬體的解剖，沒有把創作的聖靈，由物質的巨像中提升和解放。至於劉海粟，回到杭州美專，只提倡裸體模特兒寫生，已經鬧出全國一場風暴。中國人連裸體寫生也不能接受（不要忘記，裸體在西洋美術史上已有兩千年的歲月），更遑論對當時的抽象畫有半點興趣。

相反，東京上野美術館今天展出的大量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日本美術留學生的作品，已經有仿畢加索的日本立體派。日本師習西洋，脫離了工器的局限，很早就探討精神的層次。日本設計脫亞入歐，今天安藤忠雄等大師與英國的 Norman Foster 並駕齊驅又何足為奇？

香港人喜歡逛崇光多于國貨公司和舊式的雜貨店，因為日本的百貨公司室內設計重空間和光線。日本的無印良品材料粗樸，色彩簡單，是布料中的紅米飯粗糧，卻領導著品味潮流。中國的臥室床具，有何自己的設計？清末民初的紅肚兜、白紗蚊帳、李翰祥風月電影和繡花枕頭，卻早又在文革中灰飛湮滅。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無設計（Design Free）的年代。Free 本來解自由，卻同時也可作「空白」之意，在世界的設計競技場中，中國的 Free 不幸，意義是後者。

日本人著重設計，與日本唯美的民族性不無關係。但今天的日本設計，早已超越了包裝與外表，也不再是個人品味與財富的彰顯，除了創造舒適的生活，旨在細節中制造驚喜與美好，為人生增值。CUP 今期專訪兩大剛在日本結束的設計藝術活動——東京設計師周及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好的設計，必然感性與理性並重。頭腦粗疏，心靈空虛，也想學設計？即使請一百個日本專家來講課，聽夠五十年，還是學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