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無「倫理」

2011年10月17日

新的立法會大樓爆發罵戰，有議員拋書包，從孟子康德拋到阿里士多德，質問曾蔭權到底講不講「政治倫理」。首先政治講成效，而倫理，是一種道德的手段。唐太宗玄武門之變，不講倫理，但歷史上卻是第一明君。首相貝理雅明明答應過會讓位給財相白高敦，但後來變卦了，兄弟反目，也不合倫理。為達求一個崇高的目的，手段可以不擇，所以政治無倫理可言。孫中山投靠日本，從首相結識到江湖的黑龍會，日清甲午戰爭，日軍的旅順大屠殺血跡未乾，我們孫國父就用日本人的錢買軍火，攻打中國的清政府，這是哪一門「政治倫理」？通通不需要。對於孫中山，梁啟超嘮嘮叨叨，說：「孫君有一點我不太喜歡，他太不擇手段了。」梁啟超想到了道德倫理的底線，但這正是他這伙人戊戌維新失敗的原因，孫中山不一樣，所以，孫中山成功了。什麼政治倫理之類，是讀政治的學者在課堂裏說的，叫學者來從政，一定失敗；正如叫大學裏教新聞系的學者來辦報、經營電視台，他也講「新聞倫理」、「市場道德」，但報紙電視台由「知識份子」來辦，在中國人的鱷魚潭社會，一定關門完蛋。連西方也沒有人用阿里士多德的一套來要求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因為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倫理學，只是一種理想。正如柏拉圖認為，在世上，做國王和領袖，一定要由哲學家來做，這是理想國的要求，但邱吉爾、戴卓爾夫人、列根，是軍人、化學家、明星，無一人是柏拉圖要求的那種哲學家，沒有人會質疑這三個當領袖王者的資格。「西方先進國家」的議會，不是牛津大學的 Lecture Theatre，議員不靠硬丟書包而得民望；正如英國的泰晤士報、美國的紐約時報，也不是劍橋或倫敦大學的 Journal，不接受學術論文，編輯不要學術名詞充斥的文章，但「西方先進國家」都有知識和見識。香港的「立法會大樓」，新簇簇的，有電腦，有 IT，但正如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現代化」的一敗塗地，永遠只知道抄襲科技和硬件，無一例外，中國人開口一模仿西方的「民主議程」，上帝就會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