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16, 2010

歲月王旗

2010年12月16日

前新華社已故一名部長黃文放,生前曾與本人爭論。他說:殖民地時代香港成功因素有三,依次為:一、中國大陸腹地糧水支援;二、香港人勤奮拚搏精神;三、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管治。
當年,本人即時異議,指這三個條件,應該補充一點,倒過來:一、殖民地政府的英式紳士及普通法風格領導;二、於一九四九年翻山越嶺來此的香港難民絕境求生的精神;三、毛澤東沒有收回香港的英明決定,兼由周恩來主管食肉和糧水的供應。


黃老當年不服,反駁:你把英式的管治抬得太高,英國人如果那麼行,為什麼英人治英,失業率高漲,經濟沒有香港之繁榮,時時罷工,英人治港才有東方之珠的奇談?
我答:首先,「英人治英」並非黃先生你講的「失敗」;三百年來,英國縱橫四海建帝國,領導抗擊納粹勝利,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即是「英人治英」的文明成績,沒有這關鍵的一項,中國大陸再「支援」、香港人再「勤奮」一百倍,也沒有什麼東方之珠。「英人治英」,確立了今日英語世界的文明霸權,然後「英人」用第三流的人才,派駐殖民地,治理非洲,就沒有香港之成功。非洲有新鮮水果,有礦產,也有肉食,天然資源豐富,不必什麼「阿爺」來支援,就是沒有什麼金融業和製造業,但非洲黑人不愛工作,喜歡在椰子樹下跳舞唱歌,可見香港中國難民絕處求存的拚命,是殖民地香港成功因素之第二位。


黃文放聽到這裡,沒有答話。中國大陸的「支援」,第一,不是向「英帝」無條件贈送,而是賺取外匯。毛周之流,心裡明白,把大陸變成赤色共產的鬥爭實驗場,需要一個窗口。殖民地香港,成為冷戰時代中國大陸的窗口。毛澤東一點也不瘋狂,而是有理性,他有求於香港之英治,多於英國人有求於毛澤東勒馬深圳河之手下留情。所以毛澤東有當「李鴻章」的豪氣,一九六七年,英國想把香港奉還;一九七五年,葡萄牙也想把澳門交還,毛澤東硬是不收回港澳,遍地奴民,哪個敢說「偉大領袖」賣國?都大讚「毛主席高瞻遠矚」。中國式思維,沒有分辨是非的基本能力。
這是我向這位人稱「放叔」的「開明人士」講縱深的人文歷史和基本邏輯的唯一一次。我與這位前輩不熟,他聽了,沒有什麼辯駁,也許是尊重我,不想「對抗」,不過更可能的是,他無話可說。不久,這位專責香港事務的中方官員,即心臟病發猝逝。

說起這段不重要的往事,是因為近年港人眼見日子越來越水深火熱。思殖心切、懷舊盛行。連電影《歲月神偷》也有一場,讓戲中的小男孩提著一面桌布大的米字旗滿街跑,以討好市場心理。其實那時窮家的小孩,如何有可能得到一面英國旗?那時沒有Made in China深圳工廠港商投資在赤柱露天市場廉價的塑膠玩具旗,那麼大的一面旗,除非海運大廈前或港督府那裡偷來。但不要緊,說出觀點的真感受,市場有共鳴,即可。
香港的成功,當然也不是因英國人有三頭六臂的神力,主要因為中國的失敗。自洋務運動開始,中國的「現代化」不但一波三折,而且走上血流成河的邪路,大門外有一個小島,做了西方殖民地,即使是三流如葡萄牙管治澳門,靠手製火柴和爆竹為生,四百年來,也建成一個莊子嚮往的小國寡民悠閒舒逸的安樂社會,至少沒有出過張獻忠、洪秀全之類的屠殺,也沒有饑荒。來香港當港督的,不必是英國的頂級人才,英國人把最平凡方正的政務官派來,足可以在遠東把一條漁村建成奇蹟。


當然,在什麼時候,用什麼人,派在什麼位置,看似談笑用兵,英國殖民地部的兩三個二、三十歲的見習生,都有非凡的洞察力。譬如暴動之後,改用麥理浩,就是一著妙棋。麥理浩牛津貝理羅書院畢業,這個書院,專出政務官。他當過越南大使,對冷戰的遠東大有體驗。立場反共,但卻傾向經濟的社會主義。當年英國的政府已是右翼保守黨的希斯,希斯政府都可以用左派,雖然身為公務員,麥理浩不可以把此見宣之於口。


居屋、廉署、九年免費教育,皆是麥理浩垂範東亞的功績,已經許多人說過了。他主理香港,不但拆掉木屋,而且能在富人聚居的渣甸山闢出一塊,建成勵德邨的公屋群,與富豪胡仙為鄰,讓清貧人士,一樣擁有無敵海景。英國人領導的香港,南區的華富邨、赤柱的馬坑邨,都是從所謂上流富豪聚居的地方要回來的空間,其時的地產商和富裕階層,無人敢說個不字。今日完全相反,牛池灣、將軍澳、筲箕灣,這些本來是低下層小市民「傳統」的第三世界地段,「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特府,卻把土地批出來讓地產商建「豪宅」,天價賣給大陸大款暴發戶,令地產泡沫更為惡化。英國人對中國的老百姓,還會留一線餘地,還有點耶教文明的仁愛心腸,中國人自己當權,卻不把自己中國人當人,一來一回,天國地獄,不必再費口水狡辯了,事實就是最好的答案。

麥理浩沒有什麼學院理論。英國人的管治術,不需要學院論文,只講common sense。趁毛澤東在大陸把林彪周恩來鬥得翻天覆地,麥理浩政府沉著應對,中庸之道,既放前國府官兵難民一條生路,讓他們在調景嶺安居,也密切注視左派港共的文化滲透,更替英美看著這個戰略重地。一九七二年,蘇聯一艘隱秘貨船停泊香港,港府抓了一名姓何的華裔蘇聯特務,向毛中政權示好:你不是反「蘇修」嗎?你看,我替你把關,不讓「蘇修」來香港刺探大陸的機密。
麥理浩很會做人,出席日內瓦聯合國會議,面對美國傳媒,指中共沒有在雲南種鴉片輸出。毛澤東死亡,港督府下半旗(唐寧街首相府當然不必有此「規格」)致哀,後來又促成粵港直通車,與楊尚昆習仲勳之類的中共大員建立信任。麥理浩把香港建成三千年來中國人最安居樂業的模範社會。


有許多人眼紅的問:殖民地管治時,你們為什麼不向英國人要民主?答案很簡單:當你已經住在天堂,上帝是那麼公正,又何須向上帝爭民主?中國三千年來,只要有一個皇帝,擁有英治的胸襟、麥理浩的才華,中國的「儒家文化」,就得到了驗證,可惜找遍中國歷史書,連唐太宗在內,一個也沒有。
香港有人倡議什麼「香港學」。題目宏大,理論高深,與其開「香港學」,不如設「麥理浩專科研究」。其人、其政、其事,看看為什麼一個三流的政務官當了港督不會監守自弄權,利用消息,個人不會搜刮幾百億家當回祖家。沒有受賄、沒有讓兒子當警務處長,讓小姪子當財政司。毛澤東說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有自卑感的人,無論怎樣詛咒或死也要做鴕鳥,最好也記得毛伯這句話的邏輯:上智下愚,賢優和蠢劣分明。這個世界到底是公平的,今日的統治者,也沒有無緣無故的鄙夷和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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