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庸才

 2013年09月26日

奧巴馬空前軟弱，「講就天下無敵」的那副二仔底性格，在敍利亞危機顯露無遺。英國的金馬倫聯合政府眼看奧巴馬不濟，出兵敍利亞之議，由下議院否決。

英國是議會民主的老手，行政和立法關係，玩得出神入化。如果要出力「箍票」，很難不成功。一九九○年大陸「六四」後，英國憐恤港人處境，戴卓爾夫人答應香港的鄧蓮如和衞奕信批出五萬個香港家庭英國居留權。保守黨內戴卓爾的好友、主席鐵比特堅決反對，明言要在國會否決。當年連香港的時事評論人對居英權法案也不看好，以為危危乎。那時我一口認定：保守黨政府在唱雙簧，七分演戲，戴卓爾夫人哪裡會讓自己的黨友將居英權法案否決掉？之所以有一陣反對聲，是做給香港人看的：我們國內反對聲音大，不想增加文化背景不一樣的新移民。但我們還是要照顧你，因為我們慈悲。如果我是英國首相，看見奧巴馬這種質素的美國總統，也感到不對勁。何況英國人沒有失憶。

五年前奧巴馬剛上台，英國首相白高敦訪問美國，受到小黑子的冷待。奧巴馬的父親是肯雅黑人，他將反殖民主義的情緒放在美國國家利益之先，從不隱瞞他對英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的惡感，故意奚落待慢。英國輿論大呼，奧巴馬上台「英美特別關係」受損。工黨帶頭反奧巴馬，現在你小黑哥要我出兵替你捱義氣？沒有的事。英國政界也沒有第一流人才，戴卓爾這個級數不再，但伊頓公學和牛津出身的金馬倫，這點英式的政治技巧，還是會玩的。全世界都陷入政治領袖的真空狀態，中國不必說，歐美更不在話下。二十年來，金融經濟發達，英美的第一流人才早已投身金融行業發大財了，投身政界的寥寥可數，終是美國出了個奧巴馬，大陸的習李，台灣也有個馬英九，當真是東西遙相呼應。


如此一來，唯一的強人領袖，只剩下俄國的普京。放長眼睛看吧，此時是到普京出來清場的最佳歷史時機。自由世界面臨的危機，是三十年代希特拉崛起德國之後所未見。這一切，歐美負有最大責任。二十年來，左仔假大空當政，開口「人權平等」、閉口「美國不應再做霸權」，將自由世界的權力一步步讓給極權的對家。華爾街的金融分子，自私貪婪，將全球經濟泡沫化 。美國有返回門羅時代的閉關主義傾向，失去了領導世界的自信。我早預言：奧巴馬上台，此一相格沒有這副分量，美國從此有難。預言應驗，怪得了誰？就像梁振英上台前，香港的「民望」甚高，包括師奶在內的「基層」市民，個個都說，寧願要做「奸的」，也不要做「蠢的」。恭喜你，你得到你想要的。全球經濟失去方向，美國以印鈔的辦法推延爆煲危機，日本的安倍也跟進，然後會是歐盟。

西方帶領，中國豈會不模仿？溫家寶主政，印鈔四萬億，以大陸的貪污和黑箱狀況，鈔票之氾濫和中飽私囊又豈會不嚴重？近年大陸的貪官，銀碼動不動就上百億，正是水漲船高，貪十億以下的，豈止是清官，簡直是德蘭修女託世。中國政治很現實，大陸出現責難溫家寶的苗頭。大陸的人民幣，國內通脹劇烈，對外則被美國所逼，連連升值，引至大陸人生活通脹劇烈，但錢拿到歐美掃名牌熱潮不減，就像香港低層夜總會的「冰火五重天」，大陸經濟之怪異，也前所未見。金錢這個名詞，定義被顛覆，這是人類有貨幣以來沒有過的危局。現鈔最可靠，香港許多生意界朋友說，做了幾十年，從來沒有今天之惶恐，完全看不到投資保值的方向。大陸暴富階層的現鈔，一定要想辦法向外五鬼運財，溫哥華與洛杉磯的房地產，不論經濟如何全球混亂，必然升勢不止。中國的資金向外瘋流，地球一切資源都搶着買，由石油煤礦、鑽石山與房地產，總之什麼都要，連同大陸人一有兩文錢，都為下一代幸福着想，爭着移民。加拿大對大陸投資移民正在檢討，蝗禍再起，西方排中，條件已經成熟。

香港無權無勢的九十後一代，日子一天慘過一天。現在已經不是香港有沒有得救的問題了，世界陷入危機。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在十年前爆發，由於核威懾，瘋子還沒有出現，所以各方按兵不動。但你看普京那對愈來愈不像善男信女的王者眼神，你就會知道，世界和平不會維持多久。西方的左派，由克林頓開始，自毀長城，畫地為牢，自己給自己戴枷鎖。他們將講常識的人打為「右翼」，但他們伊索寓言中冬天救蛇的那種農夫型的愚昧「善意」，向邪惡勢力釋放出來，卻將西方引入險境。二十一世紀，還將是西方的世紀，末日鐘卻在響起，除非美國再現列根，英國再有戴卓爾夫人，金融大鱷受約束，否則人類自作孽，由中國人到美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地球這隻孤舟，正在向一片大瀑布滑落。

亂搬龍門

2013年06月27日

美國叛諜史諾登風暴，據說美國陷於尷尬境地，與其指摘美國不應「雙重標準」：一邊抗議中國黑客入侵美國電腦，自己也全球監控網絡，為什麼不檢討自己的「雙重標準」呢？

雙重標準，就是亂搬龍門。同一句話的道德要求，指摘對方義正詞嚴，嚕囌不絕，自己的缺點或罪過，卻又詐作不知，砌詞推搪。不錯，美國對全世界確實雙重標準，他能做的，你不能做，但是美國是公認的地球警察，宇宙飛來的隕石，一旦外星人入侵，只有美國擁有最先進的高科技，可以展開地球保衞戰，他就是人類的大佬，不然全世界的貪官，包括阿拉伯的油王，也視美國為教養子女、財產逃遁的天堂，又是為什麼？美國監控全球網絡，不也就是出於「維穩」嗎？中國每年八千億的「維穩費」是對付國內的異見分子和疆獨，美國的「維穩」卻包括歐洲、日本、英國和整個文明世界。美國監控網絡有許多漏洞，人力資源不足、山頭官僚林立、FBI與中情局不和，有太多左傾自由分子如史諾登打入了這兩大機構，致使波士頓馬拉松的恐怖爆炸，連中國女留學生，也丟了性命。不如請一個問米婆，問問死於波士頓爆炸的那個中國女生：你贊成美國監控全球網絡嗎？她會通過靈媒告訴你：美國監控網絡就是力度不夠呀，不然我今天還開開心心在波士頓大學上課，畢業後，實現我的綠咭美國夢呢。


梁振英訪問美國，剛說過港美之間有緊密的經貿關係，意思就是美國的政治與香港無關。然後就發生史諾登事件。梁振英如果沒有中國式的亂搬龍門症，他就會明確宣示：香港重視與美國的經貿關係，絕不干涉美國內政，香港將依法引渡史諾登先生返回美國，只要美國提出控罪。這一點，行政會議的葉劉淑儀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不愧是明眼人，早就看出來，分別在香港和英國代沉默無言的梁振英表了態。這樣的立場，就是真正的「香港優先」。史諾登叛國，美國朝野由右翼的前副總統切尼到自由派的前議長貝蘿西，都一致譴責，沒有什麼可說。不錯，美國國內有許多人不滿政府侵入網絡私隱，但這是英語民族個人自由權益的人文精神。三百年來，由盧梭和伏爾泰開始，經歷法國革命，到英國的自由黨，到維多利亞時代，知識分子的反建制抗爭。美國人可以反政府，捍衞私隱，這不就是人家的「普世價值」？中國人拒絕西方的普世價值，那麼你又跑到花園道的美國領事館抗議什麼？

美國人可以聲援史諾登（但此案在美國聲援史諾登的絕無僅有，包括唐人街的華人：你問這些炎黃子孫同情史諾登嗎？那些綠咭上了岸的中國人一定耍手擰頭，生意要緊，不談政治），美國人有反政府、捍衞私隱的資格，對不起，中國人的國情不一樣，你沒有。中國人愛恨美國，情意結延綿七十年。在民國時代，中國人對美國本來並無「情意結」。孫中山的民國憲政，仿效抄襲華盛頓和林肯的政制而來，所謂「三民主義」，不就是林肯「民治、民享、民有」的中國盜版？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以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為主流，以五四運動的「德先生」為正統，中國人無不認為實現美式的民主、人權、自由，才是現代文明的正宗。總統蔣中正雖然軍人出身，讀中國儒家的舊書，缺乏西方民主精神，但終究能以胡適為國師，抗日戰爭時期與美國結盟，宋美齡到國會演講風采四射。一九四五年，中國人以「戰勝國」的身份（雖然其中頗有水分），中國夢與美國夢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緊密相通，從無異議。


只是在這一年之後，中國自己走上一條邪路，與美國分道揚鑣。韓戰和越戰再加上中國支持波爾布特的赤柬，一一證實總統克林頓所說的：「他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不是說「與國際接軌」嗎？這個笑話，又是「亂搬龍門」的一大示範。西方逐漸看到，中國人只對Chanel、LV、iPhone的物質硬件有與國際接軌的能力和興趣。美國的網絡高科技監控，是為了防範危害全人類、包括香港的恐怖主義，而不是為了保障某一總統家族世襲獨裁的利益。當然，美國的軍事實力，嚴格保障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其國家利益是三億美國人共同享有的。對於這一點，嘴巴上反美的中國人，身體和兩腳都很誠實，都將下一代和財產遷移美國，這種行為，不就是他們對美國全球霸權用腳投票的最大認同？香港的左傾泛民和親中政黨，跑到美國領事館鬧事——不要亂搬龍門，不只是到中聯辦前喧嘩，才叫「鬧事」吧——妨礙特區政府「依法治港」，香港人自己有一天付出代價。蘭桂坊週末喝酒的白人和高等華人薄海歡騰，擠到馬路邊，不知什麼時候，會通過重慶大廈的線眼，也像印尼峇里島一樣放個炸彈？那時候亂搬龍門的人又出來罵了：美國為何情報失準？為什麼網絡監控不夠嚴密？我心中冷笑，靜靜等候這一天的來臨。

第一流

2013年03月21日

梁振英上台半年有多，一些公務員朋友，無論在任或退役，偶爾閒聚，說起近況，個個冷笑：「睬佢都有味啦！」今日官場從 AO到清潔工，不就是放軟手腳，出長糧，等長俸。

另一些朋友，跟他們的退休公務員打高爾夫，退休高官消息靈通，人在江湖，中環冷氣辦公室的小道傳聞，遠遠的都收得一清二楚，都說：公務員從前在阿董時期是「士氣低落」，現在無所謂低不低落了，根本沒有「士氣」這回事。

我聽了覺得好笑。難怪中方的一些文人打手，半年來將「財團、港英餘孽、外國勢力」三及第串燒起來，尤其對前任特首曾蔭權恨之入骨，除了柬埔寨波爾布特上台後，大殺隆諾前朝官員，以及高美尼重回伊朗，建立革命政權，屠殺包列維王朝包不掉的將領高官，這等心理驅使，不相信「港英餘孽」，也不是沒有依據。

「香港公務員是世界第一流的管理隊伍」，當年彭定康臨走，送給中國一碗大迷湯。中國人普遍喜歡西方白人讚揚抬舉。彭定康那麼一吹拍，全體中國人欣然收貨，將英國人一手訓練的公務員隊伍奉為至寶。

後來傻仔董伯發現「施政」愈來愈不暢順，滿腹「鴻圖大計」無法推行，左看右望，發現原來是陳方安生在「阻撓」，上京告狀。據說陳太奉召在北京被粗口罵了一通，臉皮薄，回香港後即刻辭職不幹。這樣一來，中方才發現逐漸上當。「港英餘孽」的標籤再度浮現，但陳太演一場海瑞罷官，反而在香港人心中「民望」大升，造就了曾蔭權收割果實，董傻下台，曾煲呔順利接了班。

中方對「港英餘孽」有一股糾纏的情意結，尤其是香港的基層左派（即俗稱的「土共」）。香港的公務員是怎樣訓練，中國從來搞不清楚。七八十年代，所謂「港英」招聘政務官，筆試後又面試。筆試的試題是一些古怪而挑戰想像力的思考題，譬如：因受國際環境影響，香港汽油加價，的士和小巴司機不滿，排長龍抗議。這時香港內部有一股反政府勢力，由工會策動，煽動其他市民上街。此時不巧，香港西北方海面，公海範圍，有一艘海盜船設立廣播，呼籲香港人民一齊起來推翻殖民地統治。請問這時你是負責保安的官員，有何對策？

這種試題，英國人很聰明，不一定都挑一百分的。以上試題要答得好，其人須有領袖才能、有想像力，而且還會受過一點軍事和特務訓練。英國人用公務員，怎會選這種人？因此殖民地時代，政務官的筆試試卷，如何評選，從來不讓你知道標準，而且歷年政務官的考卷，譬如陳方安生、王永平、許仕仁等，當年的答卷，也當做機密文件，密封起來，運回英國。想知道香港現在這批「精英」當時答這種問題，發揮何等「真知灼見」，過五十年，等他們都百年歸老吧，就知道英國殖民政府用人才智所在了。

香港基層左派痛恨「港英餘孽」，也有道理。英國人慈悲為懷，雖然選拔資質僅中庸的香港華人做公務員，不要求他們有才幹，也不能有領袖思維，但只要忠心，以誠信為女皇服務，英國人一定妥善照顧。

今天香港的退休公務員，只要在女皇時代入職，退休之後，公積金和長俸，比英國本土的公務員更優厚幾倍。英國人能善待「化外之民」，對牛津劍橋畢業的白種公務員反而嚴苛，如此政治智慧，全球無人能及。

相比之下，香港基層左派，許多在一九六七年為「祖國」賣命，撒傳單、放炸彈，那時國家一窮二白猶自可，今天幾萬億美元儲備，「國家」就是不肯拿一筆錢來妥善照顧。你看人家陳方安生每月還有十多萬長俸，季季換旗袍，但我們的「維園阿伯」，每星期領着生果金，在公園還為國家衝鋒陷陣。生果金本來只有七百，還是「反中亂港」分子如長毛，向曾蔭權掉香蕉掙回來的那三百呢。

小量香港前公務員也選擇退休，像前保安司黎慶寧，他讀歷史，知道中國政治之險惡，絕不留戀，去了澳洲，與藍天白雲相對。如此品格，像前滙豐歷屆大班一樣，如浦韋士退任之後回蘇格蘭、麥理浩和衞奕信也一樣。在英國人眼中，一定對具有英國紳士品味的黎慶寧另眼相看，倍加鍾愛。

留下來的，就比較另類了。「橘越淮而枳」，無論世界多第一流的隊伍，英國人發明，歸還給中國三千年的帝王文化，公務員肯定「回歸」為中國的政治動物。但是九七前入職的公務員始終受英國栽培。英國的影響很大：公務員制度，很多人說，雖然靈感來自古代中國的科舉，但英國人發揚光大；戴麟趾的沉毅、麥理浩的果斷、尤德的慈祥、衞奕信的精謹，英國人的公務員另有一套品格，成為國際名牌，造就了一套喜劇「是的，首相」（ Yes, Prime Minister），講公務員和政客的勾心鬥角，英國人會自嘲英式公務員，還為世界提供了娛樂。

英國政府在香港栽培華人公僕，不要求他們有創意，最重要是有一門技藝——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英國人讓你做工務局、修理隧道、建設天橋，只要勤懇敬業，在中國人的貪污「文化」當前不受誘惑，像占士邦電影裡一生專注製造秘密武器的 Q，英國人最欣賞這種品格方正的專才，乖乖做到退休，公積金長俸優厚，英女皇還賞授 OBE。

所以「港英餘孽」無論多「孽」，都有品格底線的。他們不會領導香港，但你空降一個三流的「領導」下來，他們一定知道其中問題。 Yes, Prime Minister道出了天機：公務員有一千種含蓄的不合作方式，表面對你堆笑，點頭哈腰，你交下的文件，四圍傳閱，拖拉延誤，還可以發明一百個理由。

今日梁振英的三司十幾局，自說自話，下面的公務員笑而不語，天天上班，月月準時出糧，明知上頭空降的這批「愛國愛港」精英言詞可笑，引錯條例，公務員一概封嘴，不予提點，讓你自己引爆地雷。

今天香港管治，等如軟 hea，中共在北京，隔着一層有毒空氣，香港特區政府這部機器，壞在裡面那幾十顆螺絲，中國也看不出來，只看到街頭示威，揮動龍獅旗，於是向梁班子施壓，立法廿三條，普選門檻加高，公務員在裡面更加偷笑。當前全世界有哪一行職業，比做特區公務員更有快感而準時出糧？恕我愚陋，我想不到。

陶傑：又見小米字旗

2012年10月04日

【壹週刊】百日未足，大規模遊行示威已經爆發多場，還加上董曾兩朝都未曾出現過的絕食。建制陣營瘋傳「上面」對梁特管治的能力開始質疑。一個亂局，至少是無法操控。最「罪不可恕」的，是香港下一代示威，竟然打出殖民地英治時代的香港旗。

中國最愛面子。學民思潮喊什麼口號、掛什麼標語，因為是粵語和中文字，出現在美國CNN和英國BBC的畫面，西方文明國家的觀眾不明所以。但一張英治時期的小米字旗，所謂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超越國界，影像符號。西方人尤其是英國人，一看就明白，心中暗笑。釣魚台（又名尖閣列島）已經讓日本摑了兩巴掌，這個香港人還要打出小米字旗，如果你是共產黨，你也會氣得暴跳如雷。問題是董建華和曾蔭權再不濟，也不會把香港人刺激得公然表示懷念英國領導。逼出一面小米字旗來，梁班子有這個本事，不由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一簽多行擱置，國民教育也散了攤，最後新界東北的割地風暴，林鄭月娥指斥香港人抗議建設「深港後花園」是「無中生有」。但很不幸，梁振英競選時，向新界鄉議局誇誇其談，其文字華麗的政綱，也白紙黑字，聲音檔案全部留了下來。新界東北「發展」主要目的，就是要建成新界的中環和銅鑼灣，「為促進港深兩地經濟發展提供機會」，並已「諮詢深圳居民意見」，由規劃署副署長梁卓輝引述深圳官員說，希望「可更便捷到香港看電影飲茶，但不想每次都要去尖沙咀和中環，如未來在新界北設大型商場，附設戲院食肆，應有市場」。規劃署露了底，早就承認：「為方便內地居民來港就近消費，新市鎮預留土地興建如銅鑼灣時代廣場的大型購物商場。」

如果新界東北是為了深港融合，與「國民教育」一樣天經地義，理直氣壯，則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何以氣急敗壞、否認得一乾二淨？如果說「國民教育」是曾蔭權留下的地雷，還可以推賴，則「新界東北同城化大發展」完全是梁振英親自經手、林鄭月娥大肚受孕的本朝愛情結晶，這次是賴無可賴了。但既然光明正大「深港融合」，以梁班子的角度，自己醞釀多年，正是梁先生生平抱負的一大亮點，則如果我是中方，對梁振英起碼要求：如果你認為是對，雖千萬人吾往矣，堅持做就是了，為何又要退縮？你一軟弱，小米字旗就亮出來了，如此弱雞管治，還想奢言跨屆一幹就是十年，豈不令北京的主人膽戰心驚？假設九十後一代，於一九九○年出生，主權移交時只有七歲，有人質疑：「英治時代你經歷過幾多，又知道多少？」斷定香港年輕人沒有讚揚英治的資格。以此邏輯類推，香港上一代人陸續都死光了，沒有人經歷過日治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人佔領香港手段殘忍，南京大屠殺也沒有人經歷過了，這一代人又有何資格「紀念」？

中國人沒有邏輯，這又是一例。不懷念英治，懷念曾蔭權可以了吧？至少曾蔭權學習了彭定康布下政治地雷的智慧，「國民教育」敷衍了事，留中不發，讓幾句話拖延打發，讓梁振英名正言順引爆。如此「智慧」不高過梁林鄭嗎？九十後見識英治少，七十和六十後的香港人還健在。英治時代以麥理浩為標準，最大的特點，是絕不浮誇吹水，只埋頭實幹。沒有能力做得到的事，不會奢言空論，麥理浩、姬達、夏鼎基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要在新界「打造」出幾個新市鎮。但沙田和屯門各地的黃皮膚理民官，接受新界司鍾逸傑冷靜指揮，沒半點喧嘩，港人一覺醒來，《歡樂今宵》的現場直播，已經可以搬到衞星的沙田市鎮普天同慶了。英國人只做不說，美國人說了之後一定做得到（像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二年聲言要上月球，七年之後，美國就做到了）。特府吹水的本事大，內鬥扯皮的功力更高，中藥港、高科技港、阿董說得出做得到的，一件也沒有，梁特承其衣鉢，又豈不出事？又怎怪得「毫不作為，不做不錯」的曾蔭權，把前後兩人都比了下去？

譬如天水圍新市鎮也是「港英」成功打造的。當年收地，一切談判，幕後進行，要說那時沒有反對的輿論，絕不正確。香港的左報長期就是跟英國人過不去的對立輿論陣地。暴動之後，英國人搞新潮舞會和香港節，這類反對輿論一直有抨擊，說是懷柔政策。但英國人不會像梁振英賣弄小聰明，以為把新界佬、非原居民、九十後和環保分子公開炒成一場全武行大戲，讓「阿爺」見到香港的「敵我矛盾」是多麼激烈，把禍水引到什麼港英餘孽和外國勢力那邊，自己也付出代價。不，「港英」從來不那麼蠢。拆九龍城寨也有不滿，當時的房屋署長祝建勳，被城寨的五毛阿伯指為漢奸，但衞奕信和行政局寸步不讓，最終也不是夷為平地？確實，九十後的香港人，對英國殖民地香港管治的智慧，僅得寸光片語的童年記憶。但也夠了。他們會記得三、五歲的時代，父母不會像今天愁眉苦臉，不會因為住不起房子而爭吵，更不會為柴米油鹽、生下小弟弟而要貴價搶奶粉而一天比一天狂躁。童年記憶，商場沒有人抱小孩大小便，像普魯斯特的《往事追跡錄》，反而最生動而真實。毛主席說得好：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當然也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懷念。中國人不會一生下來就親英，像林鄭月娥不也是累積了半生的見識和體驗，才會明智把子女家庭及早移送到英國嗎？

敏感 話題（談英女皇）

2012年06月14日

英女皇登基六十周年鑽禧，與今年倫敦世運同步舉行。前首相貝利雅為什麼要爭辦二○一二年的世運會？原來一石二鳥，同時宣播母儀天下的國威。英國人精於貿易計算，反正都投下巨大的反恐保安成本，不如雙慶合一，在世界上又展示了一次無與倫比、別的國家流口水做夢也想擁有的所謂「軟實力」，一直不動聲色，確是高人。

香港人至少有三代是在英女皇的光澤裡長大。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除了在上海街四姑六婆的接生所出生，無論瑪麗醫院還是那打素，睜開眼睛看見牆壁上的十字架，三、五歲長大，香港的 衞生署、警察局、辦身份證的人民入境事務處、教育司署、官僚的辦公室，排隊領申請表，必先見到牆上一幅年輕的英女皇像。

去郵局買郵票，花生油和食品包，寄回大躍進饑荒的大陸，郵票的肖像也是英女皇。當大陸的飢民接到香港救濟的郵包，第一眼看到的也就是地址姓名右上角的英女皇芳容。對於英國人，這也是最理想的文化宣傳。寄郵包的慈善行為，固然是閣下順德村落二百多公里外的一位香港親戚，但不要忘記，殖民地香港有得吃、有得穿，分別在香港的肖像是英女皇，跟你們貴境的那幅「毛主席像」是兩回事。

英女皇，香港從小叫做「皇阿媽」，又或者「事頭婆」，有廣東人庸俗的戲謔之風。在香港華人的深層意識裡，香港由「皇阿媽」最高統治，迎合了中國人接受帝王權威的期望。沒有一個皇帝不行，但一八四一年一場戰爭，給香港四百萬人因緣際會，送來了好皇帝：佐治五世和六世、英女皇，還有更早的維多利亞，從來沒有在香港徵稅徵地，選拔民女或壯男，運回倫敦白金漢宮以供享用。英國歷代皇室，也沒有在香港興過文字獄——當然香港華人不敢對皇室不敬，偶然也試過報紙編輯起標題挖苦兩句，像瑪嘉烈公主飛抵啟德機場到大會堂出席歡迎儀式，香港報紙標題就出現過「禮炮二十一響，送御妹過海」遭受問話警告，但也沒有封報館、誅三族——總的來說，香港人對英皇殖民地管治非常滿意，在英女皇治下安居樂業，許多人從木屋雙手拼搏，住上了山頂，英女皇從沒居功，反而在撤出前發表講話說：「你們長在我們的心懷」（ Our Hearts Are Always With You）。

伊利沙伯二世在位六十年，英國平民也百感交集。正式登基於一九五三年，這時英國剛打完仗，滿目瘡痍，窮得不得了，許多人不知道，遲至一九五七年，英國平民買肉還要持配給證排隊。美國崛起，亦即英國衰落，美元取代了英鎊，劍橋經濟學家凱恩斯到美國找羅斯福求救，羅斯福暗地開出條件，叫他轉告邱吉爾：要美國參戰可以，但戰勝後，英國不可以再維持日不落的帝國。

英女皇的一生，目睹了帝國的衰落，但又不像《紅樓夢》的賈母，目睹榮國府崩解的滿懷淒涼。因為《紅樓夢》裡的賈府，全是資本累積成的豪門，對文明無甚貢獻。但英帝國三百年，在世界各地留下了法治、基督教、英國的理性思維，即使不再向印度派總督，今天印度人滿口英語，精英中產也視英國為文化宗主，這是英國巧實力（ Smart Power）堅韌之處。

英女皇不是慈禧太后，在皇宮三頓飯，吃得簡樸。飲下午茶，兩塊餅乾，一壺 Earl Grey，還沒有半島茶座那三層碟塔花樣之多。英女皇不崇尚華衣名牌，何曾見過她穿 Chanel、拿 LV手袋？因從小目睹帝國家道中落，反而知所進退，胸襟遠大。

經歷過戰爭的人，都有成熟的智慧。英女皇是英國最不自由的人，處境甚於囚犯，因為即使坐牢，還有假釋的一天。英女皇一生不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二十多歲時，她何嘗不想跳阿 Go Go、穿三點式，與老公鴛鴦戲水？何嘗不想聽幾個鹹濕笑話開懷大笑？看見加勒比海風光明媚，何嘗不想訂張機票下星期上飛機去曬幾天太陽？通通不可以，一切行為要服從國家意志。

英女皇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發表演說，她從來不說「我統治這個國家」（ My Ruling Of The Country），她只說「我服務這個國家」（ My Service For The Country）。皇帝與國家的關係，怎會是 service？此一觀念，就令遠東某大國的農民人口永難明白。

香港人有福了，經歷了英女皇的精神管治，中國的帝王崇拜有適當的渠道，但又擁有巨大的生存和思想空間。今天香港人尊崇法治、熱愛自由，做生意講合約精神，奶粉和食品堅持清潔 衞生，盡量不放三聚氰胺和添加劑，香港無論如何蠱惑奸猾，也堅持「虎毒不食子」，不會殘害自己的下一代，此等倫理道德的底線，都是英女皇管治時塑造而成的。

這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大陸人看香港人，感受到許多無法形容的差異：你們香港人如何如何，雖然同是所謂炎黃子孫，像大陸毛派孔慶東之流，永遠覺得香港人是異類。不錯，對於這種人，香港人永遠是異類，不會，也不願，變成跟孔慶東毛憤們一個樣。說是什麼「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好，說香港人性格難馴也罷，英女皇鑽禧六十年，回首前塵，欷歔無限，因為英女皇——這位只來過香港訪問兩次的異國貴婦，與遠東一條漁村結下世紀奇緣，從此令香港跟鄰近地區，就是不一樣，即使慢慢在變，在歷史上，將來許多人都會記得：至少是曾經不一樣。

即食麵開鎖法 爆竊集團主腦自白

壹週刊
A058-062 | 時事 | 新聞耳目 201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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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正，爆竊集團主腦，曾創下一晚連爆三十六戶，動用大貨車運走賊贓。集團以廣州為基地，「業務範圍」北至天津，南及海南，跟他搵食的「小弟」達數十人。他直言：「偷遍全國各省市，每日入賬五至八萬人民幣，小小意思。」

爆竊爆上腦，十幾年光景令他爆鎖成痴，每日只睡三小時，其餘時間在研究室埋首。大陸出產「豆腐渣鎖」他五秒搞掂，堅固無比的十幾萬夾萬，他兩支鐵通陰力一撬，即刻中門大開。阿正最新發明，是一條即食泡麵爆鎖法，其餘還有用木筷子、錫紙極速開鎖，令人懷疑世界上還有什麼鎖是安全。

做了十三年賊，阿正○六年被捕判監，他把服刑期間的相片及監獄釋放證明書印在其防盜車上，以證曾是囚犯，「賊教捉賊」令民眾對他教授的防盜方法更具信心。

現年三十五歲的羅永正，恤衫牛仔褲，黑膠框眼鏡，書生身形，很難想像他是龐大爆竊集團主腦。到其位於深圳布吉鎖具研究室，他抿着嘴、瞇起眼睛，聚精會神用兩條幼鐵針，插在一個鎖匙孔中，左右扭動數下，「卡」一聲打開，全程不足五秒。

泡麵開鎖秘技

嘴角流露一閃即逝的笑容，阿正拿出表面上是一張信用卡，實質是一個裝了三把開鎖工具的爆竊工具盒。他取出當中一塊普通鎖匙般大的T形鐵片，在一個大鎖的坑位上鋪一塊小錫紙，捏了兩、三下，便插入匙孔中，左右轉動，不到十秒，門鎖即被打開。在炎熱的天氣下，他汗流浹背，雙眼發亮，滿面油光，還意猶未盡，要示範他的絕招，「我要用杯麵開鎖。」起初以為聽錯，但他立即哆哆嗦嗦，在旁邊櫃子打開一個杯麵，取出一小截彎曲的乾麵條，塞入鎖中，同時用鉗扭左右動着鎖，鎖約十秒後便被打開，記者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滿意地解說︰「乾麵條塞進鎖中，變成粉狀，頂住入面的彈珠，一扭，就可以將鎖打開。」為何要用杯麵？「就算被抓到，身上只得一個方便麵，說不上是爆竊工具，容易甩身。」

貪官被爆不報警

顛峰期，阿正創下一項紀錄，兩小時內連環爆竊三十六戶住宅。他稱，曾策劃多宗具挑戰性的爆竊案。○三年，他在深圳看上一個穿金戴銀、開Benz、包二奶的官員，經一輪跟蹤後，乘沒人入屋爆竊，盜取超過二十萬元人民幣財物，後來那官員沒有報警，「相信他的錢是貪污得來的。」阿正認為這是一次得意之作。除貪官外，他也爆六合彩地下庄家。「我以前成日買六合彩（在內地買六合彩屬違法），知道佢哋啲錢擺响邊，後來諗咗個方法，裝盞警燈响車頂，沿路一路叫話要捉人，嚇到佢哋雞飛狗走，然後我哋就入去大搖大擺爆夾萬拎錢，幾萬至十幾萬，呢啲人，偷完都唔敢報案。」阿正爆竊足跡遍布湖北、湖南、四川、天津、上海及海南，曾一天偷遍六個城市，平均每天進賬五萬人民幣。「天下無賊」，羅永正回憶，當年走上不歸路，一切盡是天意。

搬運工人做起

他是廣西河池人，農村長大，十四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初中輟學，跟大部分中國農民的命運，隨同鄉到廣州做民工。未成年，又沒有戶籍，只可到一間五金廠當黑工。「當時係九二年，個老闆成日剋扣我工資，每月得幾十元（人民幣），食、做、瞓都係响工廠，怕俾人拉，唔出得去就終日响廠裡賭錢。」一次，工友叫他幫忙搬家，搬完有二百元酬勞。「對我來說，係一個月工資嘅三、四倍，我覺得佢係我財神爺。」搬完一次之後，一個月內又幫工友搬了五、六次，他開始起疑，會有那麼多人搬家？追問之下，原來自己不是替人搬家，而是替集團運走賊贓，不知不覺成為盜竊集團一員。「中國窮人的故事，都是身不由己。」阿正說。日積月累，阿正練得一身神級盜竊技巧，「這都是經驗和血淚的集結。」他說大陸爆竊集團，由一名大佬掌控，下分踩點（線）、技術員、搬運及贓物處理四個部門。

集團分級制

為免警方能捉到一人便揭發整個集團，各部門成員絕少往來，分工極仔細。「唔同人做唔同工序，甲去踩點確定那戶是爆竊目標；然後由乙去開鎖，開完即走；丙入屋搬走財物，放响一個特定地方；最後由丁拿走贓物到另一地點變賣。」作案時間及地點沒有固定，同一單位不會租住超過三個月，做完案便會離開該區，故盜竊犯一般也很難被抓到。初入集團，阿正年紀輕，被安排穿上校服、揹個背包扮中學生「踩點」。他會在大門畫上「0」字記號，四個「0」代表估計該戶財物有一萬，畫五個「0」即有十萬。阿正特別關照記者︰「如果你見到屋企門口有奇怪記號，要第一時間擦走。」此外，他會不時按目標單位的門鈴，觀察何時有人在家，方便下手。「我觀人於微，看得特別準。」由於羅個子矮小，不能充當「力量」型工作，但他心思細密，一次機緣巧合下，成功替集團的技術員打開了一把鎖，開鎖能力備受讚賞，從此專注爆鎖工作。「每當有新鎖推出，都要買回來破解，集團大佬會限定時間要解到，否則家法侍候。」羅的左手便因一次未能在短時間開鎖而被打傷。但此時收入亦再上層樓，比起搬運、處理贓物等職位的小弟多兩、三倍。後來開始收��，自立門戶，成為廿多人的爆竊集團首腦。

簡易防盜法

杜絕飛天蠄蟧︰在屋外的水管及分體式冷氣頂，塗抹潤滑油，以防賊人爬入屋。杜絕露台潛入︰在露台上多種有刺植物，如玫瑰花、仙人掌，令賊人覺得從露台潛入困難重重。慎防隔壁有空置單位︰當附近有單位空置時，要多加防範措施，以防賊人從空置單位潛入。趟窗防盜法︰使用趟窗者，如必須打開趟窗通風，可在窗的滑槽內，放置堅硬的障礙物，如︰木條或瓷磚條，令賊人不能輕易趟開更大的縫隙潛入。門後設機關︰睡前在門後放置空酒瓶，當賊人撬門入屋時，會發出巨大聲響，嚇退賊人。

手下用完即棄

「生意」越做越大，跟他搵食的「小弟」亦越多，但大都未曾見過其廬山真面目。原來，爆竊界有「師公」教條，為免小弟失手招供，主腦會先下手為強，在作大案之後，立即再爆竊只有千多元的小案來一招「鳥盡弓藏」︰「佢一入屋，我就報警，一次唔得兩次。佢被人拉咗，都只會認單細嘅（千多元的），唔會爆單大嘅出嚟！」阿正托一托眼鏡續說︰「況且佢連我個名同個樣都唔知，點供？」他又指，小弟就如工具，用完即可棄。輕易送了一批入獄，要招新的一批亦不難，只須到監獄外守候。「見邊個沒人接（出獄），就上前話請佢吃飯，介紹嘢佢做，放出嚟無錢無親人，好易就會應承。唯一唔會搵吸毒的，好容易會被人拉。」招攬新血後，便帶回集團中培訓，又是另一個循環。阿正是過來人，十六歲加入集團，經連串地獄式培訓︰「入到去，第一樣要學，就係『三不問』，即係相互間只可以叫對方外號，唔可以問真名、家庭情況同以前做過咩。唔小心問一句都會被打，嚴重嘅我見過要斬手指。」他猶有餘悸地繼續回想說︰「之後就係『三學習』，學逃跑、學應對，還有鍛鍊體能。」

教防盜爆紅

爆竊生涯十三年，生活富裕，不過財來財去。「當時去一晚KTV，都使一、兩萬，找小姐，開名車，全身都係名牌。」阿正曾開過兩間小型鞋及工藝品工廠，日間扮演小廠商，晚上換裝「神偷」，他憶述，犯法事做得多，當然想過「上岸」洗手不幹，交個談婚論嫁的女朋友，但未達願望，終於失手於滿街「天眼」。他說，○六年被捕那一刻，竟感到解脫。「我在派出所首次感受到被盜者對賊人的怨恨，當時有六、七個人報案稱遭爆竊，個個都哭得聲嘶力竭，話自己一生人所有努力都無晒。當場有人指住我喊打喊殺，粗口不絕。嗰一刻我即刻崩潰，係咁流眼淚，跟住我就將十幾年所犯嘅罪，全部講晒出嚟。」他被判四年，在廣東省佛山監獄服刑。受到獄長改造，阿正在獄中寫書教人防盜。因表現良好，他提早於○九年出獄。甫踏出監獄，便有車迎接，原來獄長在他出獄前，已聯絡了中山一間製造鎖具的公司，聘請他為研發部技術顧問。去年他還編寫一本《防盜手冊》，本月他又回佛山監獄，送一面錦旗給獄長彭永強以表謝意。穿着整齊獄長制服的彭，對他說︰「現在服刑人員都拿你作榜樣。」彭指內地監獄，着重囚犯思想上的改造︰「改造方面我國最有經驗。」現時，阿正在深圳布吉租住一個單位，大廳貼上斗大字樣「前三十年做賊，後三十年反盜」。大廳內全是不同形狀的鎖、開鎖工具及防盜設備。出書後，阿正一夜爆紅，成為六家鎖廠顧問，每天的指定工作，跟爆竊期間一樣，仍是拆鎖、開鎖。「每當鎖廠有新產品，便會送過來檢測。拆鎖、檢查內部結構、分析、寫報告，然後俾番廠家改良。」現時月入四至五萬元，前年他把賺來的錢成立「中國防盜聯盟協會」。他現時也有五名小弟，不過不是爆竊，而是跟他學習研究鎖的防盜性，部分是大專生。清晨，阿正又帶着幾名小弟去佛山示範爆鎖，他用錫紙不到十秒，鎖便「卡」一聲打開。圍觀的民眾嘖嘖稱奇，然後七嘴八舌地說︰「我家的鎖也這麼容易打開嗎？」阿正摘下眼鏡抹乾汗水，又再登上其防盜車，到下一個站。他認為教人防盜，是為他爆竊的過去贖罪。

葉片鎖最好

羅永正認為現時市面上的鎖，最好選用葉片鎖︰「葉片鎖即是鎖匙上面沒有彈珠壓花，這類葉片鎖要被爆也要用二、三十分鐘。」羅指所有鎖也能用工具打開，只是時間長短問題，所以愈長時間才可打開的鎖，防盜性能愈好。另外，羅指空轉型鎖的防盜性能亦較高，除非是原裝鎖匙，否則插入匙孔的任何物件，都會因鎖頭會旋轉，而沒有支持點去打開門鎖。香港鎖匠從業員協會會長黃瑞昌表示，美國、以色列出產的知名鎖具，防盜能力自然較高，他提醒在內地購買鎖具的市民︰「唔好貪平就買，大陸鎖嘅質素好參差，有部分可以是空心的，買之前要做足資料搜集。」

奧運說倫敦

2012年05月24日

今年七月，倫敦奧運舉行，世界矚目。比起四年前的另一場，倫敦人吸取教訓：不要奢華，戒絕鋪張，因為經濟時局不妙，用最少的本錢，表達倫敦的文化優點。

倫敦有世界第一流設計人才。倫敦奧運會的開幕禮，必定令人耳目一新。英國不必以金錢堆成的華麗以表達其自信。雖然是日不落國，殖民地早解體了，但英語文化依然傾世獨尊。第三世界腐敗的貪官，熱錢都轉來倫敦，阿拉伯油王、俄羅斯天然氣鉅子、中國大陸的貪官，倫敦不但是愛好自由、厭惡獨裁的世界知識分子流亡之地，還是壞人把貪來的金錢鬼祟收藏的地方。倫敦不但是自由人的桃花源，也是強盜的張保仔洞。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倫敦不斷國際化，同時也在「非英國化」。這個大城市很奇怪：市中心的唐寧街和國會大笨鐘是全國的權力中心，然而倫敦這個大都會，卻逐漸與英國本土脫離。今天的倫敦是世界大都會，經濟動力和精英匯聚之地。由於英語文化的強勢，倫敦不再屬於英國，而是自由世界之都。倫敦市中心有一半工作人口擁有大學學位。大倫敦一千萬人口，三分二是大學畢業生。倫敦人口的三分一在英國之外出生，而在倫敦外的英國各地，生在國外的只有百分之八，最低是威爾士，只有百分之五。

倫敦身為國際大都會，也有風險。譬如，一旦英國政府把薪俸稅加到百分之五十二，就會爆發專業人士和企業家的逃亡潮。因此英國政府無論如何增加社會福利，薪俸稅也不可超過此一紅線。一旦倫敦出現資金人才大逃亡，也就是英國的末日。法國新總統可以在政綱中口出狂言，宣稱年入三百萬歐羅以上的打工皇帝，入息稅加到七成半，但英國政府即使是共黨上台，也不可能，這是倫敦比巴黎更吸引人之處。倫敦比巴黎成功，秘訣在哪裡？在於倫敦平均每一個市民，在接受政府社會福利補貼一英鎊的同時，必定釋放出一鎊二十便士的生產力。英國政府有一盤秘密的數據：公共福利開支與國民生產力的比例，要保持在一比一點二。倫敦的良好典範，香港特區政府如果聰明一點，完全可以借鑑。倫敦之於全世界，有如香港之於中國大陸。香港只要遵照倫敦管治的模式，香港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的倫敦。

但問題的答案，本身也是問題：倫敦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長安，公元六百年，唐朝的長安對亞洲有巨大的吸引力：漢人與胡人雜處，還夾有一點羅馬人的後裔。因為李世民的唐朝政府，門戶開放，文藝自由，唐朝除了李白杜甫，還有唐三彩和音樂。以今天倫敦的經驗觀之，當年唐朝的長安，其實也不屬於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屬於中國」這個概念。香港要成為中國最發達先進的城市，首先香港要「不屬於中國」，這句話在政治層面大逆不道，但在哲學的辯證裡，卻完全講得通。紐約屬於真正的美國嗎？在紐約住過的人，都會告訴你，紐約不代表美國本土。此外，三藩市的人文風景又與文化根基淺薄的加州是兩個世界。即使今日台灣，台北也不是台灣本土如台南、苗栗、高雄。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必然吸引世界各地的移民，移民多了，文化自然多元並舉。七十年代的香港，印度人聚居尖沙咀，菲律賓人是夜總會音樂熱的牛耳一族，福建人聚居北角，而電影業以邵氏和國泰為首，還有左派的長城公司，卻是上海江浙人的天下。還有調景嶺滿山的青天白日旗。

那時哪一個區域才是真正的香港？還是哪一個都不是？而當時整體的香港，與中國大陸固然是兩個世界，與台北相比，香港接近西方國際，台灣處於政治戒嚴期，雖自稱「自由祖國」，還是不脫一層土味。不錯，中環天星碼頭，西方遊客上岸，總要坐坐中國人力車夫拉的黃包車，拍一張照片留念，但一個華洋雜處的香港，雖然四不像，只要與周圍的地區不一樣：廣東、台北、西貢、新加坡，香港就是香港，因為其文化與語言的紛雜多姿，不可以取代。

這是「一國兩制」的最大盲點。有人熱切期望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繼續「積極發揮作用」。一廂情願的是，當鄰近地區權力中心與生俱來的本能，是要改變與影響別人使之與自己一樣；或更廣泛地說，中國文化對外擴張，無論西夏、遼、金，還是西南的小國夜郎都無可避免受到漢人的同化，在中國人的領土，建立一個像大倫敦那樣的國際大都會豈非痴人說夢？英國經濟衰退，家當一件件賣，Rover汽車、吉百利朱古力、英國電力，英國不介意外資大舉入侵，因為英國人有自嘲性格：確實，自己是走下坡；確實，英國國勢大不如前，政府效率低，人口質素下降，對對對，我們是不行了，一堆爛銅破鐵，賣給大爺您，您要不要？英國人有孫子兵法之道，自貶三級，實力都隱藏得巧，最好你不把他當一回事。倫敦與英國本體脫離，實際上是英國人把倫敦Spin了出去，就像香港出版雜誌，一本A書，一本B書，生意好，規模有相當，Book B就Spin出去獨立發售了。雜誌要暢銷，B書才可以獨立拋出來，那麼倫敦拋了出去，是英國國勢衰落，變賣家當呢，還是剛剛相反，是國勢當強？這就是一個哲學的話題了。

英國是「一國兩制」的真正始祖：蘇格蘭與英格蘭雖然同侍一個皇室，蘇格蘭的英鎊鈔票與英格蘭不同；蘇格蘭的大學四年制，畢業就是碩士，英格蘭的大學卻維持三年。香港一九九七年之後，大學學制改為四年，主動要與中國大陸銜接。當然，對於許多人這是一件小事，但對於「一國兩制」的成敗，此一小小的決策，說明中國文化心理的缺失：天下到底還是大一統，才令人感到舒服。如此一來，今年七月，倫敦奧運的開幕禮，與四年前北京的那一場，才令全世界充滿期待。

左翼納粹

2012年05月17日

德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格拉斯，曾經因隱瞞戰時加入納粹的身份遭到抨擊。格拉斯認了錯，說當年之隱瞞，不是有心隱瞞真相，而是對這段歷史感到羞恥。


但格拉斯最近寫了一首詩，抨擊以色列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在這首「作品」裡，格拉斯不隱瞞他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憎恨。格拉斯大罵以色列以「殲滅伊朗人民」為職志：「我不再沉默，因為我厭倦了西方的偽善。」格拉斯這番言論，在西方又掀起爭論。有人指出，格拉斯這次很巧妙地利用了「同情伊朗人民」、「支持阿拉伯裔弱勢族群反抗美國西方霸權」的左派旗號，推銷其反猶太的極右宣傳。格拉斯譴責以色列擁有核武，要求以色列廢核，方可以有和平。格拉斯是西方「知識分子」的典型之一。這一次，格拉斯不掩飾其反猶的情意結。四十年代希特拉屠猶的政策和罪行，正是納粹主義的主導思想驅使。七十年來，對猶太人的仇恨，就是極右的納粹意識。但今天，納粹意識都可以「借殼上市」，借誰的殼？借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同情所謂第三世界的「左殼」——只要反「美國文化霸權」就是「自由左派」；而美國霸權是猶太人操控的，而且支持以色列，那麼反以色列，支持伊朗，甚至同情拉登，在此一「道德保護傘」之下，反猶太人，豈不順理成章？


如此一來，納粹的極右，與左派合了流。在一個愚蠢的世道，極右借左殼上市，一起撲殺言論自由，散播仇恨，已經隱然成為潮流。以色列確實擁有核武器，但伊朗正在研製核武器。以色列沒有官員講過要殲滅伊朗人民，但伊朗總統阿馬甸尼賈卻公開揚言「要將以色列在地圖上抹掉」，說「以色列沒有立國的資格」。以色列對中東周邊國家並無威脅，伊朗對中東的威脅更大，沙地阿拉伯早就明言：伊朗一擁有核武，沙地必定追隨，還有約旦和阿聯酋。


這就是左派知識分子之愚昧和可鄙之處。「左派」成為時髦的標籤，似乎年輕、讀大學社會科學系、思想左傾、關心第三世界、熱愛電影，就是「左派」的潮人標籤。「左派」不但打出「關懷弱勢族群」的理想大旗，標榜「包容」，但二十年來，西方的創作自由不斷萎縮：嘲笑肥人或有色人種的題材不准發表，因為涉及「歧視」；《聖經》裡的「天父」有父權之嫌，而且為了「文化多元」，《聖經》不准在學校教授。任何主張限制外來移民的言論，皆被斥為「排外」（Xenophobia），這也歧視，那也「政治不正確」，歐美的左派政府，向大量「弱勢族群」團體撥款，讓他們以「人權」之名，削弱國防，助長恐怖主義，抓到拉登的黨羽，不准「用刑」。（不用刑，如何得到情報？把俘虜招待在五星酒店豪華套房？）二十年來，美國和歐洲文明自我削弱，不斷覺得西方對第三世界更有罪咎，左派是西方文明的內奸縱隊。


英國BBC電視台，不准以「恐怖分子」（Terrorist）來描述阿蓋達分子，只能稱之為「激進人士」（Militants）。香港的長毛，無論信仰還是行為，都是西方社會的Militant，但難道長毛會綁劫一架航機撞向IFC？西方二十年來，是非標準被左派騎劫，導致顛黑倒白，邏輯混亂。現在，獨裁的中國政府日益「崛起」了，今天抓藝術家艾未未，明天抓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中共是左派還是右派？如果共產黨是左派，那麼豈非艾未未和陳光誠是右派？但在所謂「雞蛋與牆壁」之間，無力無權的雞蛋明明是左派，那麼中共就是極右了？但方今世上，中共抗衡「美國霸權」的一大勢力，明明「美國霸權」才是極右派，中共又怎會「極右」呢？


這就是西方左派為自己設下的陷阱，許多華裔「知識分子」學藝不精，愛模仿法國人開沙龍吹水，以做「左派」為榮，他們也犯了這種大腦思維的殘障。最好笑的是，不學無術的特區政府，十五年來也仿襲了歐美左派的許多偽道德標準，東也「反歧視」，西也「接受市民投訴」，香港十五年來的影視廣播，由禁煙酒廣告開始，一年比一年乏味，逐步自我放棄了言論和創作自由。然而，左派不正是最愛把「言論創作自由」、「文化包容」什麼的掛在嘴邊的一群？這伙笨蛋，最終什麼也不「包容」，他們才是自由的大敵。就像格拉斯，什麼知識分子社會良心，拆穿了，就是赤裸裸的納粹。左派的本質，與納粹希特拉一樣，所以他們才出過列寧和史達林。左翼的納粹，那種扮嘢的偽善，那副老千相，都比希特拉更下流。


《壹週刊》

「包容」騙局

2012年05月10日

簡體字招牌餐牌風波、特首辦新政治助理的政治背景問題，引起一小場風暴，有人以「包容」一詞，當做麻將牌上的百搭，覺得大驚小怪，小題大做。「包容」一出，其他異議者，不但自動成為「極右翼」、「納粹分子」，還是心胸狹窄的罪人。

這種西方末流左派的伎倆，在香港和遠東無知淺薄的社會，對於讀書不多、學藝未精的小朋友，可能會帶來一點迷惑。

所謂「包容」（Tolerance），本來純粹是歐洲的文化觀念。西方兩千年的歷史，最先是古羅馬帝國在耶穌升天之後，迫害基督徒，然後中世紀神權獨大，教宗隻手遮天，又形成對歌伯尼和加利略等天文學家的迫害。在西方歷史上，一段時期，知識沒有進步，思想停滯閉塞，終於十八世紀思想家伏爾泰針對天主教會的專權，與盧梭、孟德斯鳩一伙掀起思想啟蒙運動，為那時處於社會邊緣的基督徒請命，從此「寬容」一詞，成為西方二百年人文思想的主流。

伏爾泰主張寬容，雖然他自己也是無神論者，但伏爾泰對上帝之存亡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只是哲學家，他看到當時的法國，如果神學包攬所有的思想，則與神學無關的哲學理論，如邏輯、形而上學，也得不到發表和研究的機會，伏爾泰主張寬容，其名言「我雖然不贊同你的觀點」，在遠東被許多文人濫引用了幾十年，早已成為濫調。

「寬容」的觀念始於法國，大革命前，法國財政大臣堵哥（Turgot），也已經寫信給法國路易十六，叫國王留意天主教會對新教徒的壓迫。路易十六沒有聽，只是埋頭打獵和玩他的開鎖遊戲。沒幾年，大革命爆發，革命黨摧毀的第一對象，就是教堂。這就是對神權的報復。「寬容」是西方的理論，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秦始皇焚書坑儒，董仲舒儒學獨大，中國兩千年來都是皇帝獨尊，「寬容」對於中國人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種文化基因。中國知識分子留學一百多年，偏重理工和商科，文史哲不發達。雞肚小腸，一切都誅心論罪，沒有辦法講道理，一論所謂「包容」，一知半解，邏輯和認識會半桶水，是很正常的。

對於異類文化，該不該「包容」？今天的英國和法國政府，都知道吃了大虧。二十年來，歐洲的移民政策，對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族裔幾乎中門大開。在倫敦巴黎，女人上街要黑罩蒙臉，你叫她尊重市容，過海關時透明一點，否則如何執法，她大罵你不尊重她的習俗。但是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卻不准歐美白人在阿拉伯開教堂。首相金馬倫和總統薩爾科齊一覺醒來，發現拉登的恐怖外圍分子兵臨城下，這才醒覺原來包容是一種「雙邊關係」，與外交、貿易、航權一樣，除非對等，你包容我，我才包容你，否則必定帶來戰爭。今天口口聲聲聲討英美、歐洲對異族不夠「包容」的人，他們自己又包容了幾多？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講話，呼籲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成立聯合政府，准許反對黨。口口聲聲包容，一度令美國人以為毛澤東是伏爾泰的信徒和華盛頓的學生。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奪政，不但槍斃國民黨人、地主，對任何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異議，一場反右加一場文革，全部打壓乾淨，又何來的「包容」？

今天的非耶教文化勢力，策略也是一樣。當瑞士和奧地利為清真寺的建築定一個上限，這些人就呱呱大叫，說是種族歧視。但倒過來，無論是利雅德和德黑蘭，一座教堂也不准開。當他們在歐洲三妻四妾，他們高叫包容，說要尊重他們少數族裔文化，但當白人在阿拉伯喝兩杯啤酒，他們卻拒絕包容，要綁到廣場上公開鞭打。世上那有這等搵老襯的買賣？但這個世界蠢人太多，包括一知半解的偽知識分子。香港一國兩制，兩制是對等的。當年鄧小平說：「一國兩制，就是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話講得清清楚楚。但今天，中港要「融合」了。市場趨勢、商業潮流，本也無可厚非。歐美的LV名牌，在尖沙咀廣東道，不就是和大陸自由行的現金融合了嗎？旺角尖沙咀通宵營業的麥當勞不就是讓中國人當做美國領事館一樣，摸上來免費留宿的嗎？地球一體化，融合是很自然的事。融合帶來包容，也不是問題。

但融合和包容，一定要雙邊。大陸人來到香港，看不懂正體字？香港人的文化水準更差，去到大陸，也看不懂簡體字。將軍澳的agnes b.和便利店，如果出示正簡兩體並行的餐牌和告示，那麼請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的官員，平時少飲兩杯紅酒，少到駐在的城市，找心水食肆，做一兩件正經事，代表文化水準低的香港人，與有香港人聚居的城市當局交涉，請那邊的火車站、機場、餐廳的菜單也用正體字，或者正簡並行如何？如果對方拒絕，說「這是國策」，那麼香港又何嘗沒有《基本法》規定「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國策？如果香港特首辦起用非永久居民、前共青團員，認為「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共產主義」的女知青沒有問題，那麼請這些文化人利用他們在大陸的關係，叫深圳廣州市政府也用幾個前香港民主黨的黨員做助理，管治一下廣東省，這才是真正的融合和包容，他們豈有這個能耐？

又或者香港應用簡體，因為大陸同胞看不懂正體，所以要遷就，那麼請這些「獨立思考」的文化人，去北京天津的牆上，用正體字寫上「結束一黨專政」，看看公安是看不不懂呢，還是一轉眼就有幾個大漢閃出來拳腳交加把你揍一頓？這點道理一點也不高深，只是常識。「薄穀開來」、「周潤髮」、「鹹豐皇帝」，香港的中學生，寫出殘體盛行的這等錯別字，教師是否應包容呢？集體愚蠢不必由英國人埋地雷，一知半解的炎黃子孫文化人自然會帶頭，香港之沉淪，笑死英國佬，不就是這回事？

是挑戰，不是末日

壹週刊 4月5號

梁振英先生勝出小圈子，全港喊驚。香港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一兩個月之前，我自己「民意調查」，問中環OL、灣仔小巴司機、九龍旺角的管理員、清潔阿嬸，個個都說「梗係梁振英啦」。「知識分子」報還把CY奉為香港的彌賽亞，青年學者則捧之為「香港奧巴馬」。直到什麼防暴警催淚彈一「揭秘」，一夜之間，我們萬民景仰的CY，突然淪為頭殼瓜有666胎記的「撒旦重現」，所謂「遠東奧巴馬」，則變成「香港普京」。

梁特誕生，香港喧嘩鬧騰這三個月，是研究中國式「群眾心理學」的珍貴學術案例。梁振英先生沒有騙人：對沒言論和集會自由，其「政綱」一字不提，他沒有一夜變身為「新民主理論之父」；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梁振英也一直光明正大，告訴你「二十三條不是惡法」，意即上任後必動手——如何動手，唐英年說要先尋求「共識」，即是拖延，也即是能不立法就不立，但CY不同，他說：「事事尋求共識，還做什麼領袖？」像英文說的：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梁先生沒有轉軚，只是你閣下選擇性失憶。中共也沒有對不住香港人，王光亞把遊戲規則講得很清楚：「特首要有高民意認受性。」唐英年婚外情與僭建地庫，全港「鬧爆」，梁振英則草根出身，民望高漲，而且講明「解決地產霸權」，不是說「唐唐當選即爆百萬人遊行」嗎？共產黨膽子小，不能嚇，順乎潮流，給你一個「認受性高」的CY，怎可以又呼天搶地般「小朋友」性格？

七八年前，香港的一些學者在吹捧威尼斯人馬奇艾維里的《君王論》。香港不是一個學術的地方，許多人跟着扮嘢。《君王論》變成「中環精英」的一層包裝，有幾多人讀過？我認為不出一打。《君王論》裡有一句話，用在這場「選戰」，甚為合適：「人的心智是簡單的，他們需求的只是短視的好處，對於蒙騙的人，有大把的人等着上當。」（Men are so simple of mind, and so much dominated by their immediate needs, that a deceitful man will always find plendy who are ready to be deceived.）從政與行騙，在本質上有一點點差異，但受眾如一。

兩個月前的天真爛漫，化為今日的如喪考妣；明明CY是香港的希望嘛，怎會如臨世界末日？這就是看慣韓劇、情緒大起大落的香港式心智了。梁特就任，就真是世界末日？香港式的思維，是以集體的驚恐造成的幻象式假設，變成一個心智的玻璃罩，以後的一切分析和感受，都在這個罩裡。梁振英由中聯辦扶植上台？So what？香港式的眼界很狹窄，只看到維港。看看大陸，「選舉」前中國爆發「薄熙來政變」事件，然後溫家寶批「文革」，英國《金融時報》爆出「六四平反」的官方要求。不論這些消息是真是假，是大陸高層有一點人性的回光反照，還是胡溫在玩權術，可以肯定的是大陸面臨一個不可逆轉的變局。十八大召開在即，如此腐敗至極的狀態，還如何維持得下去？不管薄王之「唱紅」，還是胡溫之棒打毛派，都是一股地底岩漿噴迸找出路的迹象，香港難道又會走回頭路？大時勢如此，還有二○一七的普選，一旦吸上了掌聲權力的鴉片，誰不想再連任五年？下一次就不會再是一千二百人投票，這是對於任何人做特首，即是對其獨裁和「執行北京意志」的最大制衡。不錯，中方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大量殖民南下，多了七十萬新移民，但新移民的子女，難道天生想做奴隸順民？嚮往自由，是人性之本。梁特未來五年倒行逆施的可能性不大。

最重要的是，未來五年，大陸還能不變嗎？習近平的新政府，若頑固不變，又如何清理鄧江胡留下的一大堆腐敗的壞賬？溫家寶即使下台，只是一個人的消失，改革勢力必有一個代理人。未來五年，中國大陸即使不會有反對黨，但向前改變的誘因，遠遠大於走回頭路的壓力。這是香港以外的「中氣候」。至於「大氣候」，還須細說嗎？溫家寶訪問沙地阿拉伯，被問及茉莉花革命，溫家寶說：政府腐敗的內因，是主要的，無半句責難什麼「外部勢力干涉內政」的陳腐八股。大陸高層對於黑白是非，心中清清楚楚，香港七百萬人如果有自由意志的需求，區區一個特府，又如何能獨裁得起來？曾煲下台，梁特即位，是新的挑戰和機遇，而不是香港的末日。羅斯福說：「最須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香港人一盤散沙，泡沫短視，殖民地做得太久，又缺乏一份對人性尊嚴的堅持。未來五年，香港人最大的敵人，絕不是什麼梁振英，而是自己。

有關公，沒有公關

2012年03月14日

香港不是一個出政治家的地方，因為香港沒有智庫。智庫，英文叫Think-tank，當然，又是現代西方的發明，香港許多中環人，喜歡自我製造活在「國際大都會」的幻覺，近年掛在嘴邊，左一個「智囊」，右一句Think-tank，然後又是「公關」，以為香港是倫敦和紐約。


當他們看見特首或特首候選人的表現拙劣不濟，就會大呼小叫：嘩，他難道沒有智囊？是哪個公關教的？幼稚園水準的特區中環政治，實在令人發笑。這等喜歡充「國際」，又「未見過大蛇屙尿」的無知，構成特區十五年管治之慘敗，未來一百年，還會繼續下去。首先，什麼叫智庫？不是一伙有錢人打本，在中環租一個六千呎的辦公室，僱用一兩個「研究員」搜集「數據」，然後化為幾句陳腔濫調的Sound-bite，由他們的老闆向市民宣示。電影《鐵娘子》，把戴卓爾夫人奮鬥的經過濃縮為一齣《阿信的故事》一樣的師奶戲。戴夫人如何上位，許多重大的章節遺漏了，但不要緊，戲是拍給大眾看的。「戴卓爾夫人」（Mrs Thatcher）是如何鑄造成「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前者是一個人物，後者是一套理論。戴夫人在牛津讀化學，然後唸法律，她不是經濟專家，也不是社會學者，為何成為扭轉乾坤的政治家？這就說來話長了，要從十萬八千里之外的一個表面不相干人說起。

一九四五年，歐戰結束，英國大選，邱吉爾落敗，工黨的艾德禮上台。工黨推行社會福利，此時，英國有幾個知識分子，深怕英國走上國家調控的社會主義之路，會像東歐一樣，經濟市場自由最先一點點失去，最後會連人權自由也丟掉。有一個叫費雪的小生意人，在這一年，從美國的《讀者文摘》的專欄，讀到海耶克的新著《通向奴役之路》，大為讚賞。他打聽到海耶克正在倫敦政經學院（LSE）教書，於是慕名求訪，費雪告訴海耶克：現在英國正處生死存亡之秋，政府什麼都講中央計劃，與蘇聯史達林臭味相投，這樣下去，國家完了。你的理論很好，我想救國家，有什麼可以做？


海耶克抽着煙斗，想一想，告訴費雪：「大戰結束了，百廢待興，未來的英國政治，與戰前不一樣了，將來，影響國家大眾的，不再是強人邱吉爾那樣的領袖，也不是政黨，而是知識專家由科學的角度看問題。」這就是西方現代社會「智庫」的由來，誕生在海耶克的辦公室。費雪出錢，糾集了幾個經濟學者，一兩個思想右翼、視共黨為威脅的退伍軍人，共襄大舉。費雪不是學者，他錢不夠，穿梭英美，發現美國農場養雞，用電力來孵蛋，一下子把生產力大為提高，他把美國的電力雞場搬回英國，經營雞禽生意，馬上發大財，令他更相信：資本主義的發達，不靠政府，靠創意與個人意志自由。有了錢就有搞作，十年後，費雪成立了英美第一個現代智庫「經濟事務學會」（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奉海耶克為宗師。此時，艾德禮政府已經建立了鞏固的公共醫療、公屋、綜援老人金等福利制度，工會在工黨政府卵翼下，開始壯大。費雪的這個智庫，心焦如焚，在各地舉辦論壇集會，強烈聲討。英國的主流輿論，視之如一群激進的瘋子。

但隨後工會不斷膨脹，以後的麥美倫、威爾遜、希斯相繼上台，早已無力收服。工會領袖可以直闖唐寧街，指導首相如何施政，不答應，就說「政府不尋求共識」，訴諸罷工。一九七五年，希斯倒台，原保守黨內閣的一名右翼政客約瑟夫（Keith Joseph），對希斯的無能深感不滿，經濟學會的幾個核心人物，包括費雪，卻又是約瑟夫的朋友。約瑟夫靈機一觸，要挽救保守黨，希斯一幫人全都要換掉，黨必須換血，政策向右轉，重新確立市場自由，以自由市場經濟，摧毀蘇聯早已派人滲透的英國工會。但要重新奪政，要有新面孔。約瑟夫本來可以問鼎反對黨黨魁之職，他左看右看，看中了年壯有為、同樣信奉自食其力的戴卓爾夫人，決定把這個女人扶上位。此時戴卓爾夫人並無自己的一套真正的政治信仰，經濟思想也沒有約瑟夫等人之右傾。如何對付工會，她一時也沒有主意，但出選首相，創造歷史，她絕對有興趣。約瑟夫把經濟學會這個智庫，交給戴夫人。智庫的人，與戴夫人一拍即合。戴夫人一九七五年當選為在野的保守黨領袖，把智庫的人接收過來。此時，剛從美國民主黨幫工回來的彭定康，加入了保守黨原有的研究部（Conservative Party Research Department），但戴夫人認為研究部多年以來並無建樹，遂另起爐灶，成立了新的保守黨政策組。


同是保守黨，彭定康一直不屬戴卓爾夫人的嫡系，甚至是保守黨內的左翼，最後在戴夫人當權後被調任處理人頭稅，把他往火坑裡推，面和心不和，戴夫人一九九○年黨內政變，彭定康倒戈反戴卓爾，這就是歷史淵源的另話了。戴卓爾在野四年，除了演說、競選，她的智庫有全英國、也是大西洋兩岸第一流的市場經濟學者，公開內把工會、外將蘇聯定為大敵。海耶克和右翼經濟學家，本來是一股邊緣勢力，源遠流長，水滴成川，最後得以借殼於戴卓爾夫人上市執政，展開一場革命。今天特首「選舉」的一名候選人，倒也是躊躇滿志。不錯，像一九七八年的英國工會，香港的地產霸權，也要對付的。但香港不是英國，香港地方小，並無理論專才，不論你如何口講Change，「變」不出當年戴卓爾夫人變成戴卓爾主義的那套路數。

戴卓爾夫人敢向工會宣戰，說得出，無論有幾多陣痛，血戰到底。請問，盛產投機分子、醒目香港仔的「中環」，出得了這種氣勢的人物嗎？我不相信。何況頂頭還有共產黨。戴卓爾夫人當年出山執政，是民選的。她說：「藥很苦，但對國家需要這帖藥。」這句對白，在電影裡有，但戴卓爾夫人的精神內涵，戲的編導不會跟你講。即使講了，買票看戲的八十後觀眾，也不明白。香港有許多喜歡模仿白人的西方：智庫、Spin-doctor、Change、形象、金句，英美新興的政治詞彙，香港的傳媒、官員、學者，像鸚鵡一樣，很快上口，但中國的香港，無論如何充「國際」，畢竟是秦始皇家天下基因的中國。如果這個民族能成功，一百年前早就成功了，不必在醬缸裡互相噬咬到今日。在一個反智的世代，可能有智囊，在阿公話事的社會，只有管轄黑白道的關公，並無公關。在無限亢奮的時刻，記住，要照一照鏡子。

世無人才

2012年03月01日

特首之亂，揭示了香港之死，因為香港並無「政治人才」。唐梁之爭，陷於死局，本來憑民意與舞台技巧，梁振英大勝，但為何一個處心積慮想做特首的人物，在中環商界人緣如此之差？既然選舉委員會只有一千二百人，這千二人，就是唐梁兵家必爭的票源，也就是說：只要誰早廣種人脈，這一千二百人就是誰的政黨。


梁振英十年來在這個小圈子政黨並無寸得，反而在小圈子外的民望社會進賬神速，這不是二○一二年特首選舉的玩法，而是二○一七年。梁振英把本該二○一七年才公映的製作，推前五年上演，只憑「民調」來施壓，但民調又得不到普選之票來證實，智者千慮，這是梁營今年想突圍的最大敗筆。
梁振英在「小圈子政黨」裡沒有足夠的針線，但在圈外的民望卻如織似錦，就「打亂了中央部署」，介入中國十八大之前的權力鬥爭。梁在二十年來予人的印象是「黨的馴服工具」，這一次卻不按劇本衝撞，難怪工商界認定這個人「看不透」。看不透，到底是從政的優點還是缺點，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香港沒有政治人才：唐翻車入閘，曾特首也被揭發與富豪及江湖人士酬酢，這是特區十五年來這種制度必然的產物。「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設想今日仍是英國人派總督來，首先，人家下議院六百五十名議員，閉上眼睛亂點一個，空降香港做港督，都必比香港任何人稱職。一九九二年，馬卓安辭退衞奕信，只有幾個月，英國派何人來接替舉棋不定，傳聞有工黨前外相歐文、皇儲查理斯，最後才決定彭定康。
那時何嘗有「三人競逐、醜聞鬥爆」？首先，港督這個文官的職位對於英國的人才，不但是雞肋，而且派駐遠東，對於英國的精英，形同流放，甚為委屈，只有對於香港人，不論中環還是北角之爭，做特首如同光宗耀祖。英國人把外放歐洲以外的國家，視同蠻荒探險，偶爾有旅行家萊佛士之發現新加坡、義律發現香港、萊特（Francis Light）發現馬來亞的檳城，對於英倫祖家，只是幾個特立獨行的怪癖之士在五洲四洋撒野，為帝國撈回來的獎品，像一隻貓叼來幾隻老鼠，獻到維多利亞女皇殿前以博一粲。這些孤獨的旅行家，本身就是才智勇氣縱橫之士，讀過羅馬史和莎劇，應付土著蠻荒，略施分化的小計，四兩千斤，游刃有餘。

今日的香港「港人治港」，不論是大陸欽點還是市民普選，先天是小格局、小家氣、小人才。所謂「小人才」，不是他們不是「人才」，而是出身金融管理、生意世家，不論如何白手興家，總缺少了一層重大的歷煉，也就是說從來沒鍍過金。許多人以為只要在英美撈個學位回來，就可以像戴卓爾或奧巴馬一樣，是「政治人才」了，但中國人留學崇尚技術，從來沒有打入西方的文化主流，即使其中有一二異類，回到中國的帝王制度，必不受重用。即使在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時代，胡適和葉公超，留學美國，讀文科，對西方文化融貫於胸，蔣介石何曾真正把他們當人才用過？葉公超與甘迺迪有私交，可以不經白宮秘書預約，直接打電話到甘迺迪的書桌上，與總統通話。此事有人打小報告給「蔣公」：不知道葉公超會跟美國人講些什麼悄悄話，蔣介石即刻叫葉公超執包袱，二十四小時內回台北，從此摒出外交界，只讓他教書，葉公超與胡適，皆如此鬱鬱而終。這是二十世紀的精英人才把自己真認同為「中國人」的後果，中國絕對不容人才，不論哪一個政權。到人家美國NBA出了個台裔的林書豪，中國人又紛紛爭把臉兒貼屁股，這邊叫人回中國效力，那邊又強調他是台灣人，如此蓋世的無恥，連來訪的美國參議員也當面不客氣駁斥馬英九——也是連帶向中國的網民搧一巴掌——林書豪是美國人。意思是：你們死了這條心，臭罌出臭草，林書豪雖然是黃皮膚，卻是美國文化基因培養出來的，不要來認親認戚。美國人把無數伸過來拉扯衫尾的中國人的手撥開，國際笑話，豈不又添一樁？香港是不可能有一九八五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時，各方盲目樂觀（除了心知肚明的英國人）必定出現的那種「治港人才」的。教育制度長久重理工、揚金融管理、輕文史哲，而不知道真正的政治人才，不是港式的會計師、Banker、大律師、醫生那條隊伍中出得來的。中國文化的主奴結構，決定了香港的政治人棍，即使明文賦予你「高度自治」，個個都感到頸際的一條項圈和狗鏈，等待訊號而決定吠叫的分貝與方向。教育制度填鴨考試十五年來並無根本的改變，加上「港英」心思縝密，過渡期把一批破橙爛橘當做珍果奇蔬，貢奉給中國。大陸吃了一筐發現上當，把這幾隻掃在地上，再往另一籮裡伸手挑，豈知發覺又是爛果。最後一籮一筐的挑過去，中國會發現全是一樣的次貨。牠自己的土壤，種植不出來，殖民地時代嫁接交配的，園主一離開，卻又是雜種。大陸的水稻、棉花、大豆，可以經美國的農作物專家「基因改良」，但中國的「政治人才」，永遠不可能改造。胡適的骨灰撒向台海，葉公超墓木已拱，在歷史的夕陽裡，豈不足照之？

「工黨」之謎

2012年01月26日

香港有人籌組「工黨」，甚是有趣。不要說本來已經有什麼「街工」、「職工盟」、「工聯會」，多一個山頭，完全疊床架屋，多開一個「工黨」，又有何理論支持？首先是「勞工」（Labour）這個名詞，以及這個族群階級。「勞工」是二十世紀的過氣名詞，因為一百年前，工業機械發達，資本密集，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崩市，歐美銀行體制幾近破產，企業倒閉，大量失業，勞工問題方成為社會衝突，英國工黨首次執政，即在此時。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勞工」的定義和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變，引來新的問題，原因是一個字，叫做「地球一體化」（Globalisation）。地球一體化，令商品和金融市場開放，促成更激烈的競爭。商品是勞工製造的，按道理，勞工和商品、金融一樣，也應該全球融會一體才對。但勞工既然與商品、金融一樣全球均衡互動，就不會加劇貧富懸殊了，但顯然，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美國勞工統計局調查，二○○八年，一名中國產業勞工每月的工資，是墨西哥工人的六分一，更是美國工人的二十分之一。此一巨大差距，促成歐美生產線大量遷移中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國內薪酬加幅受壓，也就是說，人工加得少，因為中國製廉價貨品大量向西方傾銷，壓抑了歐美的通脹。在二十世紀，基於此一懸殊，第三世界的勞工，早就千方百計的尋求出國了——五六十年代印巴和非洲前殖民地獨立，成千上萬貧民不想跟隨穆加貝、阿敏之類的民族英雄「當家作主」，移民英國，此為第一波。一九八九年蘇共和東歐垮台，歐盟一體化，大量東歐和阿拉伯裔移民湧入英國和歐洲做廉價勞工，此為第二波。但隨着網絡高科技發展，勞工的遷移，特別是向歐美發達國家的遷移，在二十一世紀會更為罕見，因為商品生產線的機械搬到中國；而金融服務，又以「外判」（Outsourcing）方式，轉介印度和南亞——這兩大現象，都不需要貧窮國家的低勞力人口找上門來移民。還記不記得十九世紀的賣豬仔華工血淚史？這樣的移民，早成為歷史，二十世紀，還有一點點，但到今日，不再有了。此所以英國的工黨，在貝理雅領導的時代，已經中產化、知識化，不再倚賴工會的努力，而向高科技和精英靠攏，這是英國政治家高瞻遠矚之處。香港有什麼「工」黨？香港早已沒有了工人。如果香港的「漁農界」功能組別還在特首的選委會有六七十票是荒謬（因為香港新界石屎森林化，早已無人耕田），香港有幾個「工黨」或勞工組織，亦屬可笑。

因為「自由行」，香港的下層經濟只剩飲食、零售、酒店，侍應或售貨員，嚴格來說不是勞工，因為他們的勞力成本沒有導致確實的商品生產；大陸的富士康、芭比玩具廠，那裡才有勞工，因為製造出來的商品，直接輸出歐美和世界。消費經濟，不是一種生產（Productivity），而是泡沫。勞工並不是泡沫的製造者。更重要的是，香港這個城市，到底屬於歐美等「發達國家陣營」，還是中國非洲東南亞一類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很明顯，香港屬於前者，因為香港人像紐約人一樣，不事勞力生產，而可以享受大陸廉價勞力市場提供的資源。但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即使沒有工廠和工人，卻早就打下了優厚的社會福利主義的基礎，他們的工會，是大陸市場開放之前、二十世紀留下來的殘餘組織，他們有民主普選，可以不斷脅迫本國的政黨增加中國入口貨品關稅，或是增加綜援福利。歐美十年來銀行借、借、借，讓全民享受Made in China帶來的低通脹、高福利，同時蒸發勞工人口的奇幻三重天，今日一覺醒來，自會爆煲。中國大陸的成本正在增加，西方資本開始撤退了，舊的挑戰尚未反應過來，對於香港，新的時代危機又掩至。但香港呢？一無民主普選，二特府不可以對中國大陸新移民的種種競爭說半個「不」字，三不可以奉行歐美或澳洲那樣的福利主義。香港特區在中國與歐美這兩大板塊之間，捆得死死，處境是動彈不得。香港有大量非技術的酒樓侍應、公司售貨員、街頭經紀的泡沫消費性低收入人口，比起中國大陸，他們沒有真正的生產力和低成本優勢；比起歐美，又沒有龐大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來保障救命；但歐美又沒有「地產霸權」在後追殺，香港的經濟現實如履薄冰，民怨又怎不會沖天？在這種局勢裡，多開幾個「工黨」當然只會招來中方的仇視和特府中環精英的嘲笑，但問題的根本，不是李卓人這幾個發起人，而是香港這個制度之空前畸形，十四年來，政治停滯不前，有一大堆「學者」，卻無人就香港在中國、歐美、第三世界這幾大板塊磨移——尤其是Globalisation之成為神話又幻滅後——的處境與未來，有何獨到精警的理論。不錯，這個問題，是要一點點理論的，不但「學者」，特府、中方，都一齊交了白卷。全世界都缺乏第一流的政治領袖，是缺乏想像力、缺乏創意、浪費和停滯的十年，特府的十四年又豈會例外？在這個時候添一個什麼「工黨」，又有何意義呢？

大支嘢情意結

2012年1月12日

曾特府的金鐘添馬艦新總部，六十億打造，氣派如天宮、似神殿，豈知開光不足三月，淪為播毒中心，廁所水箱惡菌基地，還放倒了一個忠心樸實的「孫公」，令人惋惜再三。
新的政府總部，還要孿捆上立法會大樓，六十名「尊貴議員」，也一同蒙難，因而急得破口大罵，人命攸關，議員再「熱衷服務社會」，不想當退伍軍人的英烈，倒也情有可原。
輿論不分親疏，指摘曾特「好大喜功」。好好的政府原總部，外形樸實穩重，上沾麥理浩和彭定康的形象，下達香港市民的美好回憶，曾特府不予理會，偏偏另起豪華爐灶，豈料施工粗疏，多快好省，要趕着給李克強親臨剪綵「獻禮」，中國式的毛病不幸全部犯足，又怎能不立招報應？

新的總部和議會，曾經宣傳指電子科技、電腦裝備如何「先進」。但硬件發達又怎樣呢？殖民地時代的政府總部，停車場週末免費開放，讓有車的中產人士把車開進去停車，進入特區時代，董特府建了一座式樣抄襲英國白金漢宮的大鐵閘，泊車優惠取消，從此自我區隔，把政府舊總部列為禁苑。「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中國人的真神毛澤東說得好。怎怪香港人懷念所謂「港英」前殖民地呢？特府建新總部，是什麼心理？英語世界，知識充盈，會英文的人有福了，有一卷現成的英文書，叫做《宏廈情結》（ The Edifice Complex），作者蘇迪克不僅是建築師，而且是文化觀察家。

蘇迪克研究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現代化」走勢，發現一個國家越獨裁，越膜拜所謂「強人政治」，越喜歡打造高大空的摩天大廈超級建築。他們「打造」的，不是建築，而是對權力的癡迷。

「宏廈情結」的第一代人物，首推納粹的希特拉和共產的史達林。希魔辦奧運，世人皆知，史達林有心跟美國人別瞄頭，在莫斯科建了「蘇維埃宮」，為了要象徵「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指示一定要高過紐約摩天大廈。此外，又建了列寧像，一定要大過紐約港的自由神像。

史希兩人對新建築的迷戀，又承襲自法國的路易十四和拿破崙。史達林的嗜好，毛澤東和侯賽因也追隨。毛澤東北京拆城牆，要「北京城裡都看見工廠煙囪」，並興「十大建築」，抄襲蘇聯風格如「人民大會堂」。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則眼紅於十九世紀巴黎建築師奧斯曼的成就，也下令大拆舊屋，把布加勒斯特照着改建後的巴黎街道來重建，以示羅馬尼亞已經脫離了巴爾幹半島，成為「強大自主」的國家。

但是這些獨裁而落後的國家並無創意，他們的自卑感，只可以通過抄襲西方、建造得比西方高大來體現。譬如，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聯合國總部、世界貿易中心，都是「美帝霸權」的象徵，輪到吉隆坡也要建雙子塔時，那一對蠟燭形的高樓，不就是世貿雙子塔的翻版、而當中搭一條橋？偏偏美國人也是個長不大的民族，金門大橋、白宮、林肯紀念堂。把第三世界嚇得一楞一楞。「將來我當家作主之後一定威過你」的心理發酵，變成政治暴發戶，像加納獨立後開國總統諾克努瑪，斥巨資建大型運動場、火車站、公路，大而無當，成為非洲佬的「面子工程」笑話。

這樣的自我膨脹，有兩種人撈到橫財，第一就是這些「翻身作主」的土著首領，把建築工程和物料採購，可以大批判交自己的親戚，造就成迅速貪污；第二類得益者，就是歐美白人的建築公司，他們挾着公事包全球跑，起用學徒的三等創念，收取第一流的價錢。你看看遠東地區，尤其中國大陸的「國際機場」，全部都是一個模子澆出來的行貨，都是英國諾曼霍士打最早為倫敦史丹斯迪（ Stanstead）機場設計的複製——中國人既然迷戀英美品牌，不賺這種傻瓜的錢，又賺誰？二十年來，霍士打豬籠入水，西方現代建築文化，由一批見習生，為北京天價蓋起了大褲衩和奧運會場，從北京到杜拜，看見亞洲城市崛起的一座座三流的白人建築創意，令人感動；二十一世紀，一定是歐美的霸權世紀。

這還未計算數之不盡的美式商場，在亞非國家大城市遍地開花。早在七十年代，伊朗國王巴列維就僱用英國建築師斯摩大 衞勳爵，把兩英里長的曼哈頓建築在德黑蘭照仿建一長條，再把倫敦的國家美術院在德黑蘭「克隆」一幢。這種崇洋舔西的抄襲，今日中國大陸遍地的「美國白宮」、「英國小鎮」，同出一轍。特區的新總部大樓，置於這等 Edifice Complex心理因素，豈不一目了然？

但德黑蘭蓋了英美的高速公路，由於行政管理落後，路上全是野狗，今日特區新政府大樓的毒菌不是一樣的理由？這是第三世界當家作主但性格又像小孩般不成熟的表徵，他們的新建築，只是自得其樂。這也就是了，沒有傻瓜的金錢進貢，英國的霍士打和許多歐洲建築師怎會做億萬富豪？而第三世界的傳統文化又怎會急速自我淘汰？

煲飯定理

2011年12月29日

陸豐烏坎民變，一條萬人小村莊趕跑了共產黨，實行真正的「高度自治」。事發起因是當地政府官員共幹強行徵收土地，兼打死民權人士，當地人民怒吼反抗，全村婦孺都總動員。

這是法國雨果名著《悲慘世界》的翻版吧？大陸實行房地產經濟，走上香港的絕路，這是勢所必然。二○一二年是動盪而暴力的一年，香港人資金和生命財產，移民了外國回流的人有福了，因為可以隔岸觀火，勢色一旦不對，要毅然棄船。

歐元崩潰，美國失業率高達一成三，全球原材料、能源、食品與農作物價格一齊急升，歐美不景氣，長期倚賴出口的中國 GDP又怎能不觸礁。香港廠家說明年歐美訂單狀況甚慘，東莞頭十個
月，據報已有四百五十家外資企業壽終正寢，加上當地人工成本增加，大陸經濟這條船在淺灘中急進，隨時擱淺。

歐美的消費力大降，中國製造的出口受阻，誰都會叫嚷：只要「擴大內需」，就可以救回瀕臨的工廠倒閉潮。

話是這樣說，但「內需」不知如何「擴大」？看看基本數字：二○○七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存款準備金率為百分之九，亦即每一百元的存摺存款數字，銀行要留下九元準備被客戶提取。但二○○八年，存款準備金率加到近百分之十五，此後近兩年，十二次調升，全國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一點五。此一現象，不但中國未曾出現過，更是世間罕有。

人民銀行控制銀根，為了壓抑通脹。歐美經濟衰退，大陸通脹加劇，政府濫發鈔票，因為房地產泡沫驚人。房地產過熱，因為各地政府——包括陸豐烏坎這種小地方——發現房地產是 GDP增長最容易的催化劑。一切循金
權官商勾結的「有辦法」一族，通過潛規則，一奪得土地，二取得銀行貸款，就可以短期內瘋狂種金。像佛利民說的：通脹的因由，永遠問題出在貨幣：太多的鈔票，追逐太少的貨品。

大陸的中國人只分成兩大階級：「有辦法」的一族，與「毫無辦法」的一群。「有辦法」指官場有老爸、空手白刃貸款有渠道、圈地建屋有門路。他們的鈔票太易得手，像神話裡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越是容易撈到人民幣的「有辦法」中國人，越明白這個國家的腐朽，越缺少安全感，越要把現鈔化為歐洲名牌手袋、鑽石、手錶，繼而是紅酒和古董。

「有辦法」的中國人，用他們手上的人民幣現鈔作選票，代替以往的「用腳投票」唾棄他們的國家。於是香港的零售業有福了：廣東道、周生生、謝瑞麟，連同香港的豪宅地產、澳門的美資賭業，連同美國的投資移民的中國綠卡戶，一樣走俏。「沒有辦法」的另一大群中國人，眼巴巴看?自己一對赤腳釘在日漸污染的土地，手上幾千元工資的價值日漸萎縮，毫無公道，死活也沒有人理會。中國人是一個口腔型的民族，他們不會為自由和人權而抗爭，陸豐這種地方，更不可能是什麼西方民主思想的搖籃，而只是吃沒得吃、穿不夠穿，逼上梁山而已。

本來，瞎子都看得出——包括中國的溫家寶——解決這個死局，別無他法，除了效法前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晚年：一要開放報禁，讓傳媒和言論來監督，二要國會民選。三要——這是毫不可能避免的結果——開放黨禁，容許反對黨。這三大變革，根本不是什麼「西方普世價值觀」，而是普通的物理常識。

為什麼是物理？正如燒飯，就是物理中的熱學。燒飯是把米放在鍋裡蓋好，下加火熱，但鍋裡要放若干厘米深的水，讓火慢慢把水蒸發，米在蒸氣中煮熟，沒有水，米只會燒焦。

中國人是食米的民族，米飯之炊，五歲的小女孩學點家政，都懂得的常識。新聞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推動這些自由的知識分子，就是鍋裡的這層水。水是火和米飯之間炊熟互動的過程裡的一種媒介：水在蒸發時，帶動生米成炊。

今日大陸像一隻大飯鍋，鍋底不斷加柴加火，這叫做「 GDP增長」，鍋裡的米越放越多，但獨立思想、監政敢言的知識分子，都抓捕光了，水這一層，根本消失了。鍋底的烈火不斷加大、加大，米早就焦了，但還不熄火，鍋也黑焦迸裂了，火還在加大，一場火災，即在眼前。

評論中國局勢，不必動感情，只須以科學的物理來解釋即可。千萬不要誤會我在「憂國憂民」，不，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裡觀察實驗，是不必有感性的。所謂中國觀察（ China Watch），由西方傳教士來華開始，
一向成為一門科學，像在森林裡觀獅子撲殺羚羊、在沼澤邊觀鳥一樣。我很喜歡英文的這個 Watch字，是那麼冷靜、恬淡，不帶一絲情感，而且保持距離，一個做學問的人，以
常識理據為經，以冷靜（有的人會說是冷漠）為緯，是應有的態度。

回頭說這鍋燒焦了的飯。人民幣怎可能不斷升值？升值是對外之需，對內其實在同時急速貶值。一種貨幣同時有陰陽男女的性徵，真是天下奇聞。大陸政府二十年來，一直信奉統一、強勢、以武力操控的環境，可以帶來經濟利益，問題是經濟利益越來越由寡頭壟斷，也就是集中在百分之零點五左右的「有辦法」的族群手上，這些人不斷在變鈔票種金吹泡泡，沒有辦法的大多數即成為鍋底炭黑的飯焦。不錯，中國人命很賤，飯焦可以越積越厚，但迸裂的飯煲卻會爆炸。

香港與陸豐只是半海之隔。很趣怪的邏輯：陸豐這幫造反的刁民長年土地權益之失，正是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名牌消費和澳門美國賭場之得。共產黨與「有辦法」一族自己撈錢，香港得力於此一掠奪過程，房地產也跟?暴漲，至於基層，也就是所謂「缺少向上流動力」的無數市民，命運與陸豐烏坎村民無異，也不過是鍋底一層飯焦而已。

所以二○一二年，絕對有好戲可看。沾上地產經濟的毒癖，大陸學香港；「有辦法」的財團和中環精英利益壟斷，剝掠天水圍觀塘「沒有辦法」的一大群，中間「水」的那層，如香港電台炒名嘴之類，也日漸匱乏，則是香港追仿大陸，如此則香港只剩點英國人式的「法治」，又有何用？十年之後，英國人訓練的法官會老死退休，新的一代漸漸會適應學會接一個上頭的電話照指示判案的，這層中間的水分子，一定會消失。在此一歷史的大前提下，二○一七年，中方還准許香港搞什麼「普選」，其膽量真令人佩服。

香港人不會玩政治

2011年11月17日

區議會選舉，泛民大敗。大敗不是壞事，英國的工黨，在八十年代老左派傅特和金諾克領導時期，無論區選大選，都大敗過，敗到一度有工黨今後「無法再選得下手」（ unelectable）之說。美國的民主黨，在卡特之後，八十年代也都大敗過。在議會民主裡，黨派之敗，有時是為下次捲土重來復興的準備。

但特區的泛民有此福氣與能力否？我很懷疑。二○○三年十一月在《蘋果‧名采》，對於泛民，我寫過這樣的話：

「一旦出現一個泛字，就有喜有憂：喜者，是群雄競起，許多人志同道合。雖另起爐灶，但理想如一，聲勢浩大，有先聲奪敵之效。憂者，是所謂『泛』，只是暫時的苟合膠着狀態，早晚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內訌拆夥。由於一盤散沙的遺傳基因，中國人搞任何政黨、組織、社團，當初都可以共患難，時間一長，絕對不可以共富貴。香港的『泛民主派』，今日其成，在於一個『泛』字，明日其敗，亦必將在一個『泛』字。」

泛民必敗，這只是時間問題，八年之後，我終於又測中。只是當年連劇本也模擬好：

「中方對付泛民主派，不必指使民建聯正面對抗鬥氣，只要分而化之，領導人接見灌兩杯酒再放回來，泛民先相互猜忌，繼而傾軋自殘，屆時韋昌輝叛變、楊秀清自封九千歲，林鳳祥李開芳北伐西征，石達開出走西蜀。」

本人料事如神，只差地理一點距離：中方不必請其中三兩個去北京，進西環，放回來，即可展開猜忌與傾軋。還有：泛民中的丐幫首領，真面目終於暴露，成了落水狗。泛民「天國」斜陽，今日的長毛，你看，真有點石達開的悲壯了。

泛民之崩解，在於遺傳了中國式的品格——猜忌、狹隘、個個想做大佬、誰也內心不服誰。中國人成立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隊」，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拳頭和刀鋒，從井岡山到三合會，有中國人結社的地方，就必須用暴力，才會「選」出一個眾皆心服口服的「民族救星」。

此一本性，不幸有點像蠍、蟾、蜘蛛、眼鏡蛇、蜈蚣之五蟲錮一竹簍，必須以互相吞噬，最後才剩一個最毒的倖存者。毛澤東是鬥死了幾多人坐上去的，蔣介石又是暗殺了幾多人才上得了位的。西方白人社會的辯論、投票、公平的遊戲規則，像英國保守黨當年選出一個平庸點的馬卓安，沒有牛津劍橋學位，全黨都團結支持，因為在戴卓爾的鋒芒之後，唯馬卓安之潛斂，方不會嚇怕選民，為保守黨贏得大選，這樣的局面，在中國人社會，再過一千年也不會有的。

所以泛民之輸，輸在其「中國性」；相反，中共自八年前區選親中大輸，八年生聚，從來沒有偷閒，發動中共自井岡山延安以來的「群眾組織力」——毛澤東當年就是看穿中國人之散漫，對症從秦朝的苛政和史達林的顧問學來的組織動員，才在大陸奪得政權——在這方面，泛民本來只有從共產黨走出來的司徒華，有一點這樣的功夫，司徒一去，泛民加速崩散。

何況泛民眾所周知，還出了內奸，專以狙擊泛民自己人為職志。曾蔭權所罵的「流氓爛仔」，沒有說錯，因為此君「參政」以癲狂為本錢與號召。但即使這種花招，香港人不讀書，這許多年，包括什麼教授學者，沒有一個指出這個人的「風格」，並非原創，而是抄襲自台灣的李敖。

所謂「四面樹敵，八面威風」，是李敖的原作，李敖是個獨行俠，他論政治文詞刻薄，其實不懂政治，是流氓式的文人。

學李敖，香港的這位先生沒有資格。不要說李敖的歷史學問比他高許多班，至少李敖一人獨自鬥國民黨強權，書被查封，人判坐牢；在戒嚴法之下，李敖敢罵蔣家王朝，而不是像他說的許多其他「民主文人」：「只小聲罵到警察總監而已，從不敢罵封疆大吏，所以極為安全」，台灣的李敖反蔣幾乎沒了命，其人雖然偏執，但其狂生本性，其憤怒，出於多年折磨，不是演戲，尚有幾分真實，香港的「山寨李敖」，最多在立法會向曾蔭權辱罵一通，針對中共的更高層次的示威，看得見長毛、山寨李敖又去了哪裡？其中是何名堂，明眼人豈不一看就明白？真的李敖，在台灣的立法院穿一件紅衣，還一度施放瓦斯，這才是「激進」，不知特區的仿效者，幾時模仿到這一級？不過我斷言：這種人，玩的安全系數高，貌似霹靂火，其實是虛火。

這樣的人，最多只是三國彌衡的水準，泛民居然「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在立法會一次次逐出場的猴戲，泛民十幾個議員還居然一起離場，後來發現被淫辱之後，才宣布「割席」，這種程度，可笑不可笑？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泛民之敗，一敗在書生議政，「外傭居港權」自墮陷阱；二敗在書生與流氓斷背姘居，一夜淫亂，被流氓當做主要敵人來清剿，即用即棄。但中方的統戰很高明，中方耍了兩手，一方面利用流氓來衝擊泛民，高喊什麼「票債票償」，另一方面，讓何俊仁與馮檢基高票當選，讓你看到無論流氓書生、瘋犬大狀票債票償無效，區議會選舉俱飛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加上十四年來的人口新移民殖居、擴大選民基礎已漸奏效，泛民十四年自己吵鬧，中國早已暗中撒。

喬布斯精神iHungry

2011年10月20日

喬布斯逝世，舉世哀悼，大陸網民，感觸尤深。喬布斯是美國創意科技的頭號品牌，喬布斯的成就，是美國文明優越感的最佳例證：一切最值錢的意念，都在喬布斯這個美國公民的腦袋裡，中國大陸的台商當買辦，僱用大陸的血汗勞工——喬布斯這條生產方程式，是活脫脫的「帝國主義征服論」。令無數民族主義狂熱分子，包括拾美國左傾唾沫的東瀛知識分子極度痛苦。

他們的痛苦和咆哮，並不是壞事。

喬布斯成功的原因，西方國家的結論有許多，不外是一個自由民主而又尊重創意的超級大國如美利堅，方有吸納全球精英點鐵成金的神力。

此外，就是喬布斯的座右銘：「求知若渴」（Stay foolish. Stay hungry）。Stay foolish是從蘇格拉底而來的「我唯一所知道的事就是我一無所知」的翻版，西方文化以無窮的求知慾和好奇心為動力，如此方有國家地理雜誌和太空登月。此外，Stay hungry，就是一生像有赤子般的激情。唯有好奇加激情這條西方文明靈魂的方程式，加上美國議會民主、自由、人權的社會環境，方衍生喬布斯的神話。其他第三世界的落後民族，之所以落後，是因為這「內聖外王」這內外兩條，一樣也沒有。

喬布斯一生好奇與激情，敢於把夢想化為真實。不肯接受現狀，這是成功人物的必備條件。激情所至，這種人當了老闆，絕不容忍太監奴才，他需要的是敢於與他大吵、性格鮮明，而好奇和激情與他一樣火熱的伙伴。這是美國必將繼續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領袖的原因。

喬布斯是不是天才？可以說是，也可以講以「天才」二字之濫用流行，喬布斯不知是不是當此殊譽。首先，天才應指創作之神：如莎士比亞或十二歲即能作曲的莫扎特，又或不必早慧，如法國印象畫家塞尚，三十多歲尚不會拿紙筆，五十五歲才開始繪畫，卻成為現代美術的開山宗師。

喬布斯的創意，不在文學美術音樂電影的內容（Content），而在盛載一切創意匠心的器具（Device）。不像莎士比亞、莫扎特，或者愛恩斯坦之為人類塑造了真善美的價值觀（Values）——愛恩斯坦雖然是天文學家，但畢生為猶太人權奔走，宣揚和平人道主義不遺餘力，愛恩斯坦的演說文集，其經典地位，不下於《相對論》——但喬布斯改變了二十一世紀人的生活方式：喬布斯不但沒有發明Content，相反，音樂、電影、文學，因為電子下載失去了本來的盈利，對於人文思想的宣播，喬布斯的手機和iPad，確實有普及之效（當然，也連同色情資訊），但因為網絡瘋行，西方的流行音樂工業缺少利潤刺激而走向衰落，喬布斯一人之成功，二十年來，搖滾樂的末代天后只能是麥當娜，後人無以為繼，喬布斯很可能是西方人文創作的終結者，雖然他同時也是手機高科技網絡知識普及化的開拓者。

這一點是功是過，恐要等到二十年後方始塵埃落定了。但至少，喬布斯是一個爭議的人物，而文明的進步，時代的更替，都是由富有爭議的人推動的。他不甘臣服現狀，拍案而起。喬布斯不必為西方流行音樂可能的死亡負責，正如他不必為全球九十後iPad新世代沉迷虛擬世界缺乏溝通能力負責，同樣，他更不必為中國富士康血汗工廠十連跳的勞工生命負責——一將功成萬骨枯，是中國的鄧小平把帝國主義經濟霸權請進來；中共為了統戰台灣，把郭台銘請進來；郭老闆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又以最精明的成本價格僱用中國大量從農村移民到城市的廉價勞力——中共、台商、大陸廉價勞工，此一鐵三角的無數剝削組合，百分之百是中國人自己的內政，先有雞，後有蛋，喬布斯剛好搭上了此一順風車，暴得大利，理所當然，其他一切是非，都與從來不必踏足過中國領土的喬大宗師無涉。「喬布斯現象」勝過大陸自詡的所謂「北京模式」。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以喬布斯為首的西方名牌的創意主導，由中國提供廉價勞工裝嵌縫製，一百個「北京模式」也是枉然。喬布斯是主人，郭台銘是工頭買辦，中國的勞工是蟻民，而中國政府是保障喬布斯利潤至上的最大仲裁者。此一奇特的「賓主一條龍」，用馬克思主義的過時思想來解釋，固然是諷刺，以中國鴉片戰爭之後的憤青民族主義來驗證，益見中國人說的「愛國」之虛假。遠東政治的謊言是假的，iPad的魔法點破的虛擬世界也是假的，只有喬布斯的智慧是真的，美國的文化霸權也是真的。連喬氏逝世，香港理工設計系學生的哀悼圖徽，熱了幾天，卒又被踢爆是抄自五月一名英國白人設計師的作品。會不會是各有意念而殊途同歸？恐怕連中國人也不相信。香港網民即群起而嘲自己的那位紅得短暫的「天才」，可見一個民族長久缺創意，是何等的缺乏自信。喬布斯的精神是美國精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演說：「美國不是以模仿或追隨別人而立國的，我們如果不做世界第一，別的國家會取代我們。」羅姆尼不必太悲觀。喬布斯肉身已朽，靈魂長存。

香港沒有報業史

2011年10月07日

早前香港一份免費報紙《爽報》面世，引起社會程度不一的反應，有支持有反對。其中最為人討論的想必少不了的陶傑在爽報的作品。此「一連五話」的作品被評為色情，不道德，意淫，影響青少年心智。其後，陶傑更有參與電台節目與反對者辯論當中的道德價值。不消數天，陶傑便特意寫了一篇文章回應近期爽報在報紙界所引起的各種指責和反應。不過，文中除了回首檢視過去香港的報業發展以外，當然亦附上陶傑式的「弦外之音」。

肥佬黎要開創免費報紙，差人囑我寫一點文學作品。一點屁人的小事，不足以討論。肥佬黎向來不喜讀小說，他進軍報業，開辦《蘋果》，十多年前首先就砍掉了報紙的小說連載。

肥佬黎一人喜好不要緊，怪的是全香港報紙，也一哄而跟風，除了模仿《蘋果》的編排和美工，連肥佬黎不愛看小說的趣味也模仿過來，紛紛也把連載小說砍掉，搞得一代人漸再不知小說為何物，是香港的損失。這一次，難得肥佬黎幡然知道，我為了弘揚香港文學創作風氣，盡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當然不可以推。明知肥佬黎只是權宜之計，所以只先答應寫兩三個月。我未必寫得出色，工作時間也很緊張，大把創作的欠債要償還，文學作品出來，他肥佬也未必看得順眼（果然，收到許多投訴，聲討我的小說情節和文學過分含蓄，極度「唔夠喉」，這一點，我已在深刻反省），所以等到《爽報》快高長大，我這個乳娘「陶姐」，也樂得做回一個通俗的所謂「專欄作家」。連載小說是香港報紙創刊幾十年的主要特色，而副刊，更是香港報業的主要特色。甚至可以說，香港開埠以來，並無「香港報業史」，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許多研究「香港報業史」的傳播學者，研究了半天，仍是捨本逐末的外行。

此話怎講？因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連一九七六年大陸生擒四人幫，香港在中國的門口，也沒有獨家消息，是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爆的第一家——但香港報紙的副刊，卻名家輩出。金庸不必說，倪匡也是《明報》和《新報》副刊出來的名字，其他如亦舒、林燕妮等，都是《明報》捧出來的獨家才女。香港的報紙新聞，從五十年代追訪鹹濕醫生吳鋈堅的風化案，到六十年代的三狼，一直到八、九十年代追訪法庭，可以巨細無遺，但無中生有，都沒有幾多家令人記得的獨家大新聞。反而議員涉貪而辭職繫獄，是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報業新聞代表作，但這一件新聞是哪一家爆的？哈哈，我失憶了，有心人可以查找。

香港並無像樣的文學，但有像樣的副刊。香港文學都是由副刊孕育的，像早年的倪匡寫《木蘭花》，是因為英美占士邦電影流行；還有一個叫「小平」，是舊上海的一位小說家，寫《女飛賊黃鶯》，民國三十八年之後身陷大陸，還不斷給逃來香港的上海老闆羅斌天天寄連載來，這是倪匡說的——寄到某一年，斷了，人也不知所終了。在那個年代，「反右」之後又「文革」，怕不又是添了一條寃魂？香港報紙的副刊辦得像春秋時代，羅斌的《新報》，尤多連載小說，他為了節約成本，每天刊出的小說方框，報紙出版之後，叫字房工人的排字版定樣保留，直接就印書出單行本，所以羅斌新系的《環球文藝》三毫子小說，大為盛行，能賣到三毛的成本。其時寫偵探奇情小說，因各報連載需要大量人手，有馮嘉的《龍約翰故事》，還有馬雲的《鐵拐俠盜》。還有方龍驤、傑克、黃思騁。寫文藝，最早的言情才女羅小雅，然後是嚴沁，則又另開香港《珍奧斯汀》一類的「閨秀小說」，香港怎會沒有文學？就在連載小說裡，看小說的讀者，把小說搬到天空用一張嘴說書的李我和鍾偉明，小說的無數作者，當大陸的張恨水、周瘦鵑、小平，化為赤燄裡一籠劫灰。英國人的殖民地管治，在海角南天蔭庇了中國作家的生計，造就了其中少數的大事業，促成了文藝復興，殖民地時代今日多人懷念，很正常。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市場風氣，是一兩個強人大刀闊斧另樹路向，還是先自形成，投資者跟隨？這是一門學問。九十年代中期，確實沒有什麼人追天天報紙連載了，然後網絡興起，砍掉連載小說的判斷以市場為先，並無大錯。怪就怪在許多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報刊，不是肩負社會道德責任嗎？何以不堅持原則，學他肥佬黎來做什麼？除了奇情、文藝，武俠小說更是輝煌。金庸、梁羽生不必再講，香港有許多武俠小說作者，有一位叫牟松庭，亦左派出身，只寫了兩三部：《山東響馬傳》、《張文祥刺馬》，才氣不凡，只是書名不太吸引。其他如散髮生，也相當不錯。台灣那邊也一大批，隔海唱和，香港的租書攤檔就大把生意了。那時候，在這種文字草根的環境成長，只要小孩保持好奇之心，中文的根底一定好，香港的連載小說，論質與量，成就與英國十九世紀相比絕不遜色。衞斯理的科幻，就如同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福爾摩斯小說是英國大學英文系的教材，連載小說為何不可傳世？寫得好，就可以。

世上沒有誨淫誨盜與否的小說，只有好看不好看的小說。巴金的什麼三部曲、茅盾的《子夜》之類，一本正經，講大道理，就不好看；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色，戒》，不跟你講什麼民族憂患憂國憂什麼的大時代，講小女人的一些感受，好看。香港報紙副刊的連載小說，也一樣的標準。英國人管理香港和星馬，是華人精神文化最豐盛的日子，知識分子尤為作家，要講風骨，一有機會，就要寫點好看的小說，方不辱歷史的使命也，身為國際公民，我樂於盡點力的，「唔夠喉」？請繼續投訴監督。

英文恩師

2011年06月30日

中國人寫英文，無論文法多正確，絕難寫得如英語世界土生土長的人一樣的行雲流水。 不管如何努力，如果天生一副憂國憂民的骨氣文人性格，即使在牛津劍橋留學一百年，寫英文，最多清通，不會有文采。


因為英文寫得好，性格要幽默、反斗、通達、靈巧。天生硬繃繃的一張臉孔，尤其不識人性之陰暗面，可以保證，英文一定不會上乘。 在香港讀英文，局限很大，因為到處是「商業英語」、「中學會考狀元英語」、「特府官場memo英語」——港式的英文，最大的特徵是僵硬，沒有人氣。我小時去英國讀書，自以為一本文法讀本加一冊牛津詞典，攻克英文，必無難處。哪知道天外有天。 在英國第一位啟蒙先生，是教GCE高級文憑英國文學科的老師。他名叫Mr. Hellman，「地獄人」，在班上唸七百年前喬叟的《坎塔布雷故事集》，用古語來朗誦，搖頭晃腦，像從前私塾老師用四川話唸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他把古典的英國文學，教得趣味無窮。在班上，我是唯一英語不是母語的東方人，寫論文功課，特別怕文法錯誤。我時時問賀里曼：我這一句有錯嗎？那一句這樣寫文法對嗎？ 地獄人先生有一把大鬍子，他笑說：「你的英文沒有錯，只是有一些偶爾的突兀（There are some occasional oddities）。」這是典型的英式含蓄，意思就是：你的英文，意思我懂，只是不夠地道。 那年我十七歲，發憤學寫。賀里曼叫我多看各類報紙：從知識分子的《泰晤士報》到低下層的英國《太陽報》，比較不同的寫作風格。「不要擔心文法，注意兩個字：流暢（Flow）和語境（Mood）。」 有這位良師指點，考進了華威的英文系。剛進一年級，個人導師是羅森教授（CJ Rowson）。羅森一九三二年出生在上海，對遠東有點感情，他教希臘史詩，生得肥矮，口啣一支雪茄，在辦公室授課，坐在旋轉椅上，一對腳不着地，像一個小孩。我向羅森每星期另交一篇作文，他欣然批改，把可以更改進（Polished）的地方用鉛筆畫上槓子。他覺得我的英文太過古雅，這是過度閱讀十八、九世紀英國散文家培根和蘭姆之類的大師的反效果。「不要太過雕飾，relax。」

拘謹的性格，是會影響英文的寫作能力的。幾位名師令我領悟：英文寫得好，自身要改造，不可以一板一眼的做朱自清巴金這種人，思考方式要多樣，性格要犬儒，要看透人性陰暗面。 另一位良師，是教法國文學的副教授雷德（Bill Righter）。雷德是美國肯色斯州人，早年來英國牛津讀書，一口英文，全無美國口音。他是歐洲博物館和畫廊的專家。雷德在香港大學英文系做過幾年客座教授，對中國人學英文的心理甚為了解。雷德說：英文寫得好，不是單憑詞彙懂得多艱深，而是要多學俗語。我向雷德提交的作業，他看得特別用心，而且評點甚詳。 雷德有一次與我同乘火車去倫敦，在車上大談《紅樓夢》，他看過霍克斯的英譯本，說《紅樓夢》是中國文學的《往事追跡錄》，叫我將兩大文本並讀，《往事追跡錄》是法國作家普魯斯的自傳小說，出名的難啃。我聽了之後，真的回家看了一遍，其時悟根有限，看不出什麼名堂。雷德不是紅學家，洋人看中國文化，橫嶺側峯，會看出不一樣的「角度」，但畢竟對中國文化的背景了解有限。 多年不見，羅森早已轉去耶魯大學英文系，當了系主任。雷德一九九七年心臟病發，得年六十八、九歲。學英文要有名師，與學繪畫和音樂一樣。優美的英文風格有許多種：英式、猶太風格、印度品種，澳洲人的英文一看也看得出來。 在香港英文寫得好、而英語不是母語的，是鄧永鏘爵士。鄧永鏘就是一個玩世不恭的風趣之士，他的英文有氣派，足見性格是決定英文程度的第一要素，這就難怪英語世界的作家，必定是敢怒敢言的叛逆之士，不只英語，西方從伏爾泰開始就決定了先有言論自由，後有文學斐然的大師，說到這一層，就不只是語文之簡單了。

開羅不是鵝城

2011年02月24日

埃及變天。最多人的懸念：是「幾時到中國大陸」？

願望良好，卻要理性評估。阿爾及利亞、也門、伊朗都動了起來，中國大陸會不會傳染，是另一個問題。
歷史早在二十二年前給了中國人機會，是自己沒抓住吧？為什麼？由行為學的學術角度，比較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與今日開羅的塔里希廣場，就可以知道過分的浪漫，是有點殘酷的。

同樣是年輕人帶頭，全民牽動，今日的埃及人，由第一天就叫出「穆巴拉克下台」，目標明確，絕不婆媽。這是全民開出的公價，一文錢也不減。
但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不敢呼喊「鄧小平下台」或「打倒××黨」。當時的口號只是「反官倒、反貪污」。反官倒反貪污只是道德論述，抽象而虛無，並不是明確的政治目的，如此謹小慎微、怯懦畏縮，當時香港的華文傳媒還大讚是「理性溫和」。

直到今天，許多中國人還口口聲聲，說自己的「要求很卑微」：六四時學生要求卑微，劉曉波的什麼憲章，也要求卑微，中國人不明白，自己已匍匐得很低，為什麼還是遭到主人的鎮壓？

現在，埃及人向這個自稱的「文明古國」示範，埃及民眾的要求絕不卑微，穆巴拉克下台，九月大選，沒價講。

這種目標，會把八九成的中國人嚇壞：太「偏激」了。但孫中山推翻清朝，偏不偏激？一夜之間剪掉留了兩百多年的辮子，一點也沒有「循序漸進」，沒有把一條辮子分成五十年八個階段一截截剪，偏不偏激？懼怕偏激。為什麼又葉公好龍七閹八割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在這一點，就看出此一普遍流行的中國式思維腦殘。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生在新華門外下跪遞請願書，蔚為國際奇觀。埃及開羅十八日，則無一人向穆巴拉克下跪，哀求「新法老王」出來「對話」。發展到後來，有外來的示威者向天安門廣場的毛像扔雞蛋，立即遭到學生逮捕，扭送公安。中國人不論多反叛，基因所限，到某一點上，很有節制地，必定與他們的主人妥協同流。
那三個向毛像扔雞蛋的勇者，一點也沒有中國人的味道，反而像今日的埃及佬吧？天安門的學生，到了後來，以此一幕為分水嶺，完成了由造反者回歸奴才的心理循環。

最後遭到大陸政府武力清場，也就自然不過。

民運分子亡命海外，相繼分裂，像今日香港的社民連。開羅十八日，沒有這許多窩裡鬥和互相嚙咬，同仇敵愾，埃及人能，你不能，很正常。
還有一樣，太監在六千年前的法老王朝盛行，比中國歷史更早。但看新聞，除了一個「埃及劉德華」押錯注，看好政府，本來舔捧穆巴拉克，後來又公開道歉，埃及似乎沒有一個見風駛舵而又自願向穆巴拉克靠攏告密的閹奴階層，為奴隸主奔走。埃及語不知有沒有大量「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皇帝不急太監急」之類的成語？我猜想沒有，因為語言是思想行為的載體，是不是真的，請懂埃及語的高人指教。

埃及之變，早已經有了反對黨。反對派領袖班阿里，還是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的前高官。埃及的示威者很有恒心，沒有以「見好就收」之類的矯偽的理性來遮掩自己的畏縮，他們一竿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可憐香港人至今還以「五十萬人示威、秩序井井有條」、開創世界紀錄為阿 Q式的「光榮」，那麼人家埃及佬在街頭焚燒汽車呢？不就是「野蠻」了嗎？如果野蠻，那麼羨慕人家做什麼？

中國式思維，信手拈來，就是大把案例。中國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熱愛自由？二十年前，我一度浪漫地相信，今日，我不肯定。

因為法蘭克福社會心理學家佛洛姆的名著《恐懼自由》就指出：世界上不是人人天生愛自由的。不錯，一個極權政府剝奪了人民的自由，但同時也免除了因自由帶來的焦慮。

自由是會令人焦慮的。譬如創業轉工的自由，當一個公務員，有了鐵飯碗，香港人不是一度很羨慕 AO嗎？老一輩家長，叫小孩讀好書，將來做 AO，因為有「鐵飯碗」。鐵飯碗，就是對自由的恐慌。對於一個口腔期的族群，飯碗最大，難怪追求真正自由的——思想、創作、言論等等，在一個長假期，你到廣東道看看，或者從導遊與遊客的激戰之中，就會明白，永遠是少數。

有人說，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被洗了腦。但如果一個大腦發達、文化的善良理性的基礎深厚，自稱三千年文明，一場集體大洗腦，又豈會範圍如此之廣、為期如此之長？可見這一切，都是讀書半瓶子醋偽知識分子的鄉愿託詞。

今日埃及局勢的社會條件，在二十年前的大陸，還有一點點——那時胡×邦這個人，心地相對善良，對西方文明求知慾甚高，民國一代殘留的文化人，尚有一點點中國的社會心理磁場，因此而還有一點向上奮進的願望。但二十年來，中方的統治權謀相對成功，瞄準了大多數中國小農 DNA的口腔慾的特點，灌塞以酒色財，佐以西方白人精品企業的 LV和 Gucci名牌，還加上張藝謀等人的投誠，為大陸打造懷柔的「文化」環境。今日的中國，看不出處於埃及變天前夕的強烈跡象。
當然，八九○後出生的大陸一代年輕人，天生應該嚮往自由和個性的獨立，這一點全人類都一樣。但是，中國人不願意付出成本。造反，是要有幾個人帶頭做烈士的。誰來當？「六四」時的柴玲小姐，很年輕，但也叫別人去犧牲，哀號：你們犧牲吧，我不能死。

那麼一百年前的秋瑾和譚嗣同呢？他們為什麼不叫別人死？他們的行為，也不像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像日本武士，二十年前的天安門，頭頭幾位，是這等心理，失敗也十分正常。
當然，世事無絕對，也有出人意表的逆轉。但即使中國出現埃及的變天，也絕不等同踏上民主自由之路，「手尾」會比其他民族長許多，還會有成千上萬人做時代的炮灰，人口這樣多，自然調節，也合乎科學定律的。
大陸如果有一天像今日埃及，中環精英和北角愛國分子要小心吸取教訓，不要動不動就痛哭流涕登什麼「強烈抗議屠城、支持中國民主」的押注式政治廣告，記緊要像「讓子彈飛」的鵝城鵝民，縮頭、沉默、看定子彈橫飛的幅度和方向，不然以後就兩面不是人了——其實，不管有幾面，他們何嘗曾經是一個完整的「人」？如果不具備人的資格，民主、自由，對這些生物又何曾適用？繼續飲食、掃貨、歎魚翅紅酒吧，沒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