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不是鵝城

2011年02月24日

埃及變天。最多人的懸念：是「幾時到中國大陸」？

願望良好，卻要理性評估。阿爾及利亞、也門、伊朗都動了起來，中國大陸會不會傳染，是另一個問題。
歷史早在二十二年前給了中國人機會，是自己沒抓住吧？為什麼？由行為學的學術角度，比較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與今日開羅的塔里希廣場，就可以知道過分的浪漫，是有點殘酷的。

同樣是年輕人帶頭，全民牽動，今日的埃及人，由第一天就叫出「穆巴拉克下台」，目標明確，絕不婆媽。這是全民開出的公價，一文錢也不減。
但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不敢呼喊「鄧小平下台」或「打倒××黨」。當時的口號只是「反官倒、反貪污」。反官倒反貪污只是道德論述，抽象而虛無，並不是明確的政治目的，如此謹小慎微、怯懦畏縮，當時香港的華文傳媒還大讚是「理性溫和」。

直到今天，許多中國人還口口聲聲，說自己的「要求很卑微」：六四時學生要求卑微，劉曉波的什麼憲章，也要求卑微，中國人不明白，自己已匍匐得很低，為什麼還是遭到主人的鎮壓？

現在，埃及人向這個自稱的「文明古國」示範，埃及民眾的要求絕不卑微，穆巴拉克下台，九月大選，沒價講。

這種目標，會把八九成的中國人嚇壞：太「偏激」了。但孫中山推翻清朝，偏不偏激？一夜之間剪掉留了兩百多年的辮子，一點也沒有「循序漸進」，沒有把一條辮子分成五十年八個階段一截截剪，偏不偏激？懼怕偏激。為什麼又葉公好龍七閹八割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在這一點，就看出此一普遍流行的中國式思維腦殘。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生在新華門外下跪遞請願書，蔚為國際奇觀。埃及開羅十八日，則無一人向穆巴拉克下跪，哀求「新法老王」出來「對話」。發展到後來，有外來的示威者向天安門廣場的毛像扔雞蛋，立即遭到學生逮捕，扭送公安。中國人不論多反叛，基因所限，到某一點上，很有節制地，必定與他們的主人妥協同流。
那三個向毛像扔雞蛋的勇者，一點也沒有中國人的味道，反而像今日的埃及佬吧？天安門的學生，到了後來，以此一幕為分水嶺，完成了由造反者回歸奴才的心理循環。

最後遭到大陸政府武力清場，也就自然不過。

民運分子亡命海外，相繼分裂，像今日香港的社民連。開羅十八日，沒有這許多窩裡鬥和互相嚙咬，同仇敵愾，埃及人能，你不能，很正常。
還有一樣，太監在六千年前的法老王朝盛行，比中國歷史更早。但看新聞，除了一個「埃及劉德華」押錯注，看好政府，本來舔捧穆巴拉克，後來又公開道歉，埃及似乎沒有一個見風駛舵而又自願向穆巴拉克靠攏告密的閹奴階層，為奴隸主奔走。埃及語不知有沒有大量「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皇帝不急太監急」之類的成語？我猜想沒有，因為語言是思想行為的載體，是不是真的，請懂埃及語的高人指教。

埃及之變，早已經有了反對黨。反對派領袖班阿里，還是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的前高官。埃及的示威者很有恒心，沒有以「見好就收」之類的矯偽的理性來遮掩自己的畏縮，他們一竿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可憐香港人至今還以「五十萬人示威、秩序井井有條」、開創世界紀錄為阿 Q式的「光榮」，那麼人家埃及佬在街頭焚燒汽車呢？不就是「野蠻」了嗎？如果野蠻，那麼羨慕人家做什麼？

中國式思維，信手拈來，就是大把案例。中國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熱愛自由？二十年前，我一度浪漫地相信，今日，我不肯定。

因為法蘭克福社會心理學家佛洛姆的名著《恐懼自由》就指出：世界上不是人人天生愛自由的。不錯，一個極權政府剝奪了人民的自由，但同時也免除了因自由帶來的焦慮。

自由是會令人焦慮的。譬如創業轉工的自由，當一個公務員，有了鐵飯碗，香港人不是一度很羨慕 AO嗎？老一輩家長，叫小孩讀好書，將來做 AO，因為有「鐵飯碗」。鐵飯碗，就是對自由的恐慌。對於一個口腔期的族群，飯碗最大，難怪追求真正自由的——思想、創作、言論等等，在一個長假期，你到廣東道看看，或者從導遊與遊客的激戰之中，就會明白，永遠是少數。

有人說，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被洗了腦。但如果一個大腦發達、文化的善良理性的基礎深厚，自稱三千年文明，一場集體大洗腦，又豈會範圍如此之廣、為期如此之長？可見這一切，都是讀書半瓶子醋偽知識分子的鄉愿託詞。

今日埃及局勢的社會條件，在二十年前的大陸，還有一點點——那時胡×邦這個人，心地相對善良，對西方文明求知慾甚高，民國一代殘留的文化人，尚有一點點中國的社會心理磁場，因此而還有一點向上奮進的願望。但二十年來，中方的統治權謀相對成功，瞄準了大多數中國小農 DNA的口腔慾的特點，灌塞以酒色財，佐以西方白人精品企業的 LV和 Gucci名牌，還加上張藝謀等人的投誠，為大陸打造懷柔的「文化」環境。今日的中國，看不出處於埃及變天前夕的強烈跡象。
當然，八九○後出生的大陸一代年輕人，天生應該嚮往自由和個性的獨立，這一點全人類都一樣。但是，中國人不願意付出成本。造反，是要有幾個人帶頭做烈士的。誰來當？「六四」時的柴玲小姐，很年輕，但也叫別人去犧牲，哀號：你們犧牲吧，我不能死。

那麼一百年前的秋瑾和譚嗣同呢？他們為什麼不叫別人死？他們的行為，也不像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像日本武士，二十年前的天安門，頭頭幾位，是這等心理，失敗也十分正常。
當然，世事無絕對，也有出人意表的逆轉。但即使中國出現埃及的變天，也絕不等同踏上民主自由之路，「手尾」會比其他民族長許多，還會有成千上萬人做時代的炮灰，人口這樣多，自然調節，也合乎科學定律的。
大陸如果有一天像今日埃及，中環精英和北角愛國分子要小心吸取教訓，不要動不動就痛哭流涕登什麼「強烈抗議屠城、支持中國民主」的押注式政治廣告，記緊要像「讓子彈飛」的鵝城鵝民，縮頭、沉默、看定子彈橫飛的幅度和方向，不然以後就兩面不是人了——其實，不管有幾面，他們何嘗曾經是一個完整的「人」？如果不具備人的資格，民主、自由，對這些生物又何曾適用？繼續飲食、掃貨、歎魚翅紅酒吧，沒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