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訊

2010年10月29日

地產億萬巨豪借肚產下三胞胎，全港華文傳媒、頭版頭條，熱烈歡賀。三位幸福的小寶寶，像三個白胖的麵粉團，福祿壽三小星，好可愛喲。
不但是香港的大喜訊，更是中國歷史的里程碑。西方醫療的精良科技，結合儒家的宗法制度，租賃一個健康母親的肚子，千挑萬揀，嚴格選取一具健康的母體，與父系的優越基因相結合，生下良好的兒女，中西文化的試管融合，即是優生學的新發展。
這個過程，妙在只要付足錢，簽好合同，完全不必見到生孩子的那個女人。就像吃雞蛋，雞蛋味道好，誰生的？你永遠不必約見那隻母雞。
喜的是：這個偉大的實驗成功了，將來中國的宮廷政治，就永遠不會出現「母后干政」之亂。
悲的是：美國人畢竟可恨，那麼神奇的醫療科技，如果能在一百五十年前公開，讓咸豐皇帝採用，慈禧太后就不會出現了。美國人一定早就有了這樣的奇技的，像網絡，就是早在冷戰時的發明。好東西為什麼扣下直到今日才發放，讓我國人民蒙受那麼多苦難？美國不想中國強大，拚命拖後腿，又添罪證。
富豪找代母產子，保障財產的世代交替，消除了呂后、武則天、慈禧、江青這一系中國壞女人顛覆奪產的政治風險，為子孫繁盛的中國農業氏族社會，提供了政治和商業穩定的安全系數，這個喜訊，教人熱淚盈眶，我一拍大腿，喝一聲采。
但是，這樣一件好事，一定有噪音干擾的。香港的什麼平機會、愛國婦女團體、倒不必擔心，在金錢和權力面前，他們會乖乖收口，但一小撮日夜苦想「嫁入豪門」的女人，知道她們從此沒了戲，就會勾結美國勢力，收買一些受西方教育的洋奴知識份子，在傳媒展開心戰公關，引述大量西方案例，誣衊代母產子行為「不道德」，對於這股輿論的逆流力，表面是抨擊一個香港家庭的喜事，包藏的是西方的文化侵略，特區的精英，還有香港同胞，不要被洗腦，可要小心才好。
領導人曾向國際嚴正指出：中國人的質素差，不適宜議會民主。
選良體，種優精，紅顏無禍水，基因大躍進，兩千年的困局：初露曙光，怎不叫人燒鞭炮放煙花喲嗨。

The Long March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Oct 28, 2010

Hong Kong TV news audiences have been fed a fresh wave of anti-Japanese demonstrations unleashed in several Chinese cities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calculated stunt to divert public attention away from Liu Xiaobo and his recently awarded Nobel Peace Prize.

In the global village, you can be both a disaster or farce tourist, sitting on a sofa in an air-conditioned room with a can of Coke in your hand. It’s Manila on Tuesdays and Chile on Wednesdays, but China and Japan are always back on Thursdays. For ghouls with their noses pressed against the Samsung and Panasonic widescreen plasma TVs, the demonstration scenes were obviously more visually entertaining than the constant drumbeat of boring still pictures of the imprisoned, bespectacled dissident.

In second-rate cities like Chengdu and Wuhan, big protesting crowds toddled boisterously in the streets between walls of armed policemen lined up ready for a crackdown in case things went wrong. A slogan on a banner read “Marry a Japanese wife and beat her to death,” as a patriotic outcry for revenge against Japan’s occupation of the Senkaku Islands. There were so many mis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placards that if I penalized each of them by 1RMB per mistake like a schoolteacher, I would be one-tenth as rich as the grandson of Li Ka-shing.

A young Chinese girl on the street dressed up in gaudy greens, yellows and reds, a “classical Han costume”—the kind of loose gowns commonly seen in some third-rate violent Chinese sword fighting movies set in the Ming dynasty—was soon spotted by the angry crowd and verbally assaulted as “traitor,” because demonstrators thought she was wearing a Japanese kimono. Frightened, she hurried into a nearby public toilet to change, dumping her classical costume for a t-shirt and American jeans to avoid a possible attack.

There were reports of the occasional emergence of banners displaying irrelevant slogans such as “We want a multi-party political system,” but to no one’s surprise, local Hong Kong channels never broadcasted them. Demonstrations were limited to only minor cities, because many people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 guess, are rich enough and still eager to apply for their tourist or student visas at the Japanese consulate. They may fear once their faces are recognized and recorded by Japanese diplomatic officials, their chances of a pre-Christmas shopping trip to Tokyo or taking up illegal employment as waitresses in Kyoto would be greatly undermined. Putting myself in their shoes, I’d love to taste a bowl of shark’s fin soup off the Senkaku Islands,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d probably do the same.

And for those who marched on the streets in Chengdu and Wuhan, they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both in terms of thei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f they want to rival Beijing and Shanghai as well as in their quest for the adoption of a multi-party system. Let’s wish them good luck with their long march.

仇富解剖

2010年10月28日

香港明明在鬧「仇富」，特府師爺班子急忙否認，指「仇富」只是「誇大其辭」，市民只是對政府「扶貧政策力度不足」覺得不滿。

扶貧力度不足，那就「加大扶貧力度」好了，但「扶貧」加大到什麼力度？增加綜援？增加老人金？還是像法國政府那樣，為全民確立「退休保障」，六十歲之後，可終身領取薪金的八成？
「扶貧」再「加大力度」下去，必違反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事實上，特府的最低工資，在技術上，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五條。
哪些政策是社會主義，哪些不是，由誰來詮釋？「人大常委」、北歐的挪威和芬蘭政府、倫敦大學社會系教授，還是叫問米婆請來馬克思？難怪城中有富豪公然抗命，聲言「錢是我的」，就是不捧場。因為「關愛行動」明顯「政治化」，扯上特首寶座之戰，政府製造政治紛爭，無端生事，又何其假？
香港上一代富豪多白手起家，他們是香港人的一份子，而不是剝削者。那時的地產商不賺盡，市價每呎一千，只收七百，讓接貨的人有水位可撈。今日的富商，其中三兩個巧取豪奪，毫無底線，結果是民憤直指全香港的富人。

因為所謂仇富，比起殖民地時代，先要接受「富」的定義。殖民地時代由開埠的何東爵士、周錫年家族開始，一直有富人。當何東搬進了山頂紅簷綠瓦的何東花園，富甲一方，山下奧卑利街的轎夫，還在收取港幣五仙的苦力費，大汗淋漓把乘客抬上山頂，「鬼叫你窮呀，頂硬上」就是何東時代流行苦力抬轎時的口號，其時何來有「仇富」之說？
殖民地之成功，就是明明貧富懸殊，窮人就是不仇富。反而中共毛澤東卻以「仇富」起家，「打土豪，分田地」即是仇富形諸暴力的行為，「地富反壞右」一同遭殃。毛朝八個「革命樣板戲」中的兩大「芭蕾舞劇」，一齣《紅色娘子軍》，講女主角吳清華（原作名叫吳瓊花，後來江青嫌瓊花這個名字太「資產階級女性化」，改為革命中性的「清華」）向地主「南霸天」報仇。另一齣《白毛女》更搞笑，講小農村姑喜兒，因老父楊白勞向地主黃世仁借了錢，無力償還，喜兒「被迫」作黃地主之妾，不堪淫辱，逃入深山，一夜白頭，要紅軍進山來「解放」出生天。今日大陸下一代嘲笑喜兒：欠債還錢，與階級仇恨有何關係？

今天特府的「國民教育」，不知教不教香港下一代以仇富為核心的毛主席一生偉大奇蹟及「毛澤東思想」？如果教，香港是不是該活學活用，把「毛主席教導」用之於當世；如果不教，那麼偉大領袖人格給閹掉了，如同講日本八年侵華戰爭不講「南京大屠殺」，香港的愛國教育又如何定位？
英治時代，香港人不仇富，因為那時的「富」，是香港社會有機的一部分。船王包玉剛、影王邵逸夫、上海紗廠的唐家與田家，在英國人治下，從上海逃避赤禍南來，身份一樣是難民。港督要他們在香港發展實業，僱用翻山越嶺而來的香港難民。英國人為大家在歐美開市場、找訂單。英女王有面子，只要港督給歐洲日內瓦領事打個電話，歐洲各國對香港的多纖維紡織入口配額即刻有商量。後來配額太多，香港紡織商人彼此炒賣，以非正常手段致暴富，加上地產經濟泡沫，這是香港一個「富」字變質的開始。

殖民地時代富貧絕不對立，今日富貧水火不容，這是命運對一個「打土豪分田地」鼓吹過階級仇恨的國家的嘲弄。殖民地時代，香港之富，從實幹中來；今日特區，富從泡沫中生。包玉剛年輕時奔走買船，與西方政要打關係，許多人無法做得到，是一種才華。今日特區之富，不要才幹，只要有一個好爸爸，鏈接中港權貴關係，金錢滾滾掩至，穩如泰山。
今日香港，學盡了中西方的壞處。中國的主權裙帶制度，在縱的一面，保障了財富的世襲壟斷；在橫的一面，「財富」不由工業務實而得，而採用了美國的金融財技模式。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財富由工業文明產生。到今日的利物浦和紐卡素看看，十九世紀建築巍峨，鋼鐵、航運、機械留下了實業時代的紮實風格。今日的香港，學美國一樣，到處建商場。美國的「商場經濟」，建築於物質的奢華消費之上。消費經濟，又與銀行的金融泡沫掛鈎。克林頓時代美國銀行不斷批出次按借貸，讓美國人買房子；十九世紀英國的柏克萊、渣打、萊斯銀行，借錢給有實力的商家買機器買遠洋運輸輪，而且還包辦保險。銀行業由英式的務實，戰後轉型為美式的奢華，香港也跟着「國際」經濟潮流，即美國的屁股後團團轉，就是忘記了照鏡子。美國玩得起這等吹波波的財金幻術遊戲，香港無此資格。

模仿美國白人的財金方程式，所以人家叫 CEO，小農社會也遍地的「首席執行官」。但是，美國人雖然追逐物質消費的奢華泡沫，基因裡都是耶教文化：微軟的蓋茨，不但捐獻身家，更不會豪擲兩億美金，為兒子辦世紀超豪婚禮；蘋果的喬布斯，也沒有在荷李活的明星堆裡選玩明星，任由八卦雜誌追捧其一身一億美元的珠寶行頭，而且蓋茨和喬布斯，不要忘記，不是靠地產泡沫發的財，而是科技的發明和創新。
中國一百五十年來極力崇洋、抄襲西方，而始終難以真正的「現代化」，骨子裡就是這個原因。香港已經自誇是全球華人社會最接近西方文明的城市，但剝拆一層層看上去像極了美國的華麗畫皮——美式的 IFC商場、美式的迪士尼樂園、美式的 MBA學位、中環一些 OL一口美腔的英語，其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精神文明，以香港為例，中國人半點也沒學到。

所以美國每一次經濟衰退，哈林區的貧民並不「仇富」。中國人社會內部毫無底線的貪婪及殘酷，造就了「仇富」的 DNA。更何況，冤枉的是民國時代中國地主之「富」，沒有今日香港金融泡沫環境下之驕縱和囂霸，民國時代還有儒家的廉恥，道家的看化，那時的地主富豪，都很含蓄，知道禮義的回饋，所以香港殖民地時代由「港英」培植（ Groom）的富豪，通過了英方的品格審查，與英國的紳士精神合拍，成為社會穩定的中堅，而不是動盪的源頭，都得了爵士和 OBE。

十三年就此浪費，還賴「前朝」埋地雷？臉皮再厚，「當家作主」的那一小撮人，也不再好意思了吧？面對今日的仇富心理，把毛澤東的亡靈請出來也不是，乞靈於洋人凱恩斯也不通，只有東再抄襲，西再模仿，學着美國人的步伐，由政府牽頭成立百億的「關愛基金」了。這又是人家西方文化的皮毛而已。仇富仇富，中國文化，近八十年，看看「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以一個「仇」字掛帥，基因深種，惡果豐收，這又豈是一兩個特府師爺睜眼瞎話否認得了的？

告白情仇

2010年10月26日

人人爭看日本片《告白》，一致說好。
日本的推理懸疑，是世界文明的遺產，日本人說故事，能把兇殺與人性結合得很深，又把人性提升到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層次，這一點連英國的偵探小說也做不到。
《告白》玩懸疑，玩得太精緻，打開一隻錦盒，裏面還有一隻，解開絲帶，打開，其中又有一隻。兩個中學生，為了很愚蠢的理由，把單親女教師的小女兒殺掉了，女教師怎樣復仇？編導和原著，引領觀眾一層層剝進去，在人性黑暗的迷宮中摸索出路。
戲裏有師生的倫理、母愛、孝思、友情、初戀。本來都是高尚的光輝，因為一宗謀殺案交織成一幅黑夜的長卷，只是敍事的匠巧玩得太精，一齣戲，變成了技藝（ Craftsmanship）的展覽，而尚不成藝術（ Art）作品。
但沒關係，好看就好。像東野圭吾的「徬徨之」，講少年罪犯，殺了人，因年齡不足，不但不會判死刑，還會受「感化」。許多魔性早熟的少年人，利用西方社會的人道來行兇。
女兒被殺死了，女教師怎麼辦？不能訴諸法律，自己來報仇。
報仇的方法很特別：誰生養出這兩個少年兇手？他們的母親。女教師不必找上兇徒，轉以他倆的母親做槓桿。
這是日本的精采之處：他們的哲學，別有恩怨分明的一種病態美。戲中的流血和爆破，用美術和電腦特技表現，全部如畫如詩。
日本人幸好沒有其鄰國兩千年積累的那一套垃圾包袱：什麼「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呀，「養子當知父母恩」呀，戲中的一對母親，一個對智障愚蠢的兒子溺愛成性，只知圓謊遮掩，一個對奸詐自私的天才兒子疏於管教，離了婚還去找男人快活，為他人造成巨大的禍害和傷痛，這種母親，所欠社會者，唯有謝罪的一死，所以痛快。
「告白」成為香港的話題。咦，此地不是有許多道德組織嗎？他們是那麼平庸，最精的一項，唯有「投訴」：抹黑了教育工作者的形象呀，也戕害兒童心靈，侮辱在職婦女，對於中國觀眾，婆婆媽媽的罪狀可以糾集一大堆。
怎不見抗日呢？都顧不上了，因為這齣日本戲拍得叫人目瞪口呆，啊，對了，還有一個口號叫「抵制日貨」呢。我看看滿院的九○後觀眾，他們目瞪口呆，有幾叢染成的金髮，不就是銀幕上課室裏的那幫角色？日本叫中國人仇恨的事情有很多，像這齣戲，是那麼性格獨特，恩怨分明，給你面目模糊的一團照着抄，你也抄不來。

對話．互動．分享

2010年10月25日

特府與九○後年輕人「對話」。對話即是西方講的 Dialogue，因此也流行「互動」（ Interaction）。對話即互動，而互動，也就是耶教白人社會所稱的「分享」（ Sharing）。香港中環是英語學術詞彙的殖民地。
心甘情願做殖民地當然好。因為什麼對話啦、互動呀、分享呀，美式詞彙，其實全是廢話，三流的崇洋，畢竟比開坦克鎮壓，或者把亂說話的「知識份子」抓去凌遲割千刀「文明」。人和畜生的分別呀。
台上擺兩張椅子，一隻茶几，一個主持人，兩套黑色的阿曼尼行政工作服，兩杯清水，硬件學足，洋人的急才，就沒得抄襲。
女高官論香港的樓價：「結婚不一定要買樓」，她以為好 Cool──「西方」的年輕人，不一定都即刻要置業的。但台下九○後反駁：「女友話冇樓就唔嫁」。
無論怎樣抄襲「西方」的外表，必在「文化」的核心上觸礁。華文成語「安居樂業」，「西方」的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沒有中國和阿拉伯暴發戶的熱錢，樓價不會漲，人家的年輕一代，就不必急着買房產。
「女友話冇樓就唔嫁」，女局長沒得反駁。香港的嫁女餅廣告，找了女明星劉心悠做代言人，口號：「嫁，就是給女孩一個家。」
非常的 Chinese，港男有給港女一個家的義務，「給一個家」，自然不是在深水埗老人籠屋的同一所舊大廈，或旺角新填地街新到東北妹吹做全套三百元的黃招牌樓上，租一個小單位共賦浪漫的意思。
所以美式 sound-bite，不是那麼容易模仿的。譬如，「九一一」的上午，總統布殊在哪裏？他也在「對話」，在佛羅里達州一家幼稚園，與三歲小孩說故事，美國的小孩，一定不會向總統投訴買不起房子，最多會問布殊：我明明戴了套，她偏偏有了孕，總統叔叔，我們怎麼辦？

羞辱的境界

2010年10月22日

羞辱人，有許多層次，日本外相最近說某鄰國「歇斯底里」，說明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
美日合作，拍過許多戰爭片，日本不介意在銀幕上再呈現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侵略史，但很執着國家的形象。
荷里活電影「桂河橋」、「偷襲珍珠港」、「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凡有日本演員參與的作品，日方都有創作的發言權。日軍的性格形象，即使是侵略的一方，要有氣派，有謀略，要表現出武士精神。
直到最近的「諜海風雲」，渡邊謙飾演上海淪陷區的日本特務，也是對女人至情大聖之人。
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遠東這個地區，在現代電影史上，日本人只承認「太平洋戰爭」，對手是旗鼓相當的美國，絕不承認所謂「中國戰場」。中國人自己拍的「抗戰電影」，從大陸的什麼「地道戰」到「血戰台兒莊」；到台灣的「英烈千秋」和「八百壯士」，都是拍給中國觀眾看的。國際市場對於日軍的形象和記憶，只是「太平洋戰區」（ The Pacific Theatre）。
日本人根本不把一海之隔的鄰國當成文化的對手。幾十年來，日本人從來不跟你互罵鬥嘴，只是面帶一絲微笑，冷對隔海的「歇斯底里」。日本人明白，最大的羞辱不是謾罵，甚至也不是回應，而是徹底的視而不見。日本式的羞辱，到了這樣的層次：即使連中國拍的「南京！南京！」，也跟隨美日國際的創作方式──「南京！南京！」片中的日軍，不再是華語片中猙獰猥瑣的形象，而是英俊小生；這位日軍將領，也不殘暴無道，而是對「誤殺」中國婦孺懺悔歉疚。「南京！南京！」還採用了日本的史觀：日本打進南京城，只是殺了換下軍服扮平民想逃跑的中國軍隊，沒有屠殺平民──戲裏的南京，是一座空城，正是日本的說法：日軍進城時，五十萬人口早就逃了三十萬，還哪來的「三十萬死難者」──雖然中國大導演陸川很含蓄地表達了日本的立場，但這齣中國電影在日本上映，觀眾反應冷淡，日本的右派還恐嚇上映的戲院。
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你雖然給我擦鞋，主動給我抬轎，我也不領你的情，因為你連給我擦鞋也不配。侮辱到了這個境界，自身成為一種有民族風格的藝術。

The Thunder and the Bird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Oct 21, 2010

Would hosting the Asian Games at the fabulous cost to the taxpayer of HK$45 billion make Hong Kong people more “health-conscious”? This is the theory the SAR government wants us to believe. By building a few replicas of water-cubes or bird-nests in the vein of the glamorous Beijing Olympics, in a highly dense city where land is too scarce even for garbage dumping, the government opens itself up to accusations of pissing away public money. Taxpayers should not bean-count the biblical budget but instead look at the project’s “intrinsic values,” or so argues the SAR government, admitting that investment in the Games would bring about little return.

That means another face-buying trade—the construction of grandiose projects as a panacea for some psychological inadequacy, a pattern common among numerous newly independent African colonies back in the 1960s. Most notable was the late president of Ghana, Kwame Nkrumah, who embarked on a spending spree of white elephants ranging from American-style motorways that rarely had any traffic (his subjects were largely using ox-carts), to huge football stadiums for no footballers (his people were used to the simpler daily exercise of running rather than the sophisticated 11-member team game, a lesson the British had maliciously refused to include in their enlightening colonial rule, unlike horse-racing here in Hong Kong), to a luxurious Ford Thunderbird convertible for one of his mistresses. Such extravagance was designed to show the world “African unity,” but it was also supposed to make his people feel proud for having been freed from Western rule.

It would be a bit far-fetched to assume that the SAR government suffers from the Nkrumahian syndrome, but the new HK$2 billion government palace being erected at Admiralty and the HK$6 billion West Kowloon Cultural Centre both echo the nationalistic vanity of the former African tribal leader. Like Ghanians, we Hongkongers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sports apart from mahjong and foot massages. Even the few made-in-Hong Kong global brand names, like Bruce Lee and Donny Yen, have hardly unleashed a harbor-wide passion among Mongkok taxi drivers and Kwun Tong housewives for the art of kung fu. Sports, art and music are widely seen as “junk disciplines” by parents, who prefer their children to excel in math, economics or physics because only those can pave the way for lucrative careers as CEOs at Citigroup.

Licenses to broadcast the Games live won’t sell well even in China, as the word “Asian” carries little monetary value, unlike the Euro Cup and FA Cup, which are in the same league as LV and Prada. No wonder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sounds of total financial defeatism.

The convertible Nkrumah bought for his mistress was nicknamed “the thunder without the bird.” It’s time to learn the post-colonial lesson—­though we are the Chinks, and they the “Hak Gwei,” and we are an ocean apart. Calling SA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Nkrumah birds of a feather does sound a bit provocative, so get ready for some thunder.

時裝優差

2010年10月19日

香港「貧富懸殊」，不可能解決，中國大陸的熱資湧進來炒賣房產，以「中港經濟融合」的大方向，沒法子阻擋。
大陸熱資湧進來，因為中國的經濟開始泡沫化，這一切，又與美中貿易戰有關。美元貶值，美國人不肯加息，港幣又跟美元綑綁（這一點，嘴巴上無論再喧嚷「愛國」，死死抱牢美國人大腿，看，涉及一個錢字，終究現實），中國的社會環境沒有法治的安全感，香港是世界最「先進」的唐人街，有親切感，大陸資金到倫敦和洛杉磯的房產市場一轉之後，還是要來香港。
這是目標環境和中國大陸為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定下的經濟基因，沒得改變。什麼高科技，知識經濟，全屬吹水白搭。
董老先生看不出這條金融泡沫的火龍脈，在台上硬要表演打功夫，腳痛下台收場。曾蔭權看到了，像大禹治水，不可以像他爸爸叫做鯀的，對於樓市的洪潮，堆「八萬五」的沙包來瞎堵，要挖幾條渠來疏導。「住屋租買計劃」，就是挖幾條暗渠。
「貧富懸殊」，不關香港的事。製造業北遷廣東省，香港人早就沒有勞工的技能；自由行的飲食人和掃貨客南至，然後是房地產的暴富熱資。就像一個小孩，父母自小不給他讀書，把書包藏起來，還讓他吸鴉片，小孩如何懂得自立，養活自己？長大了，到了五十歲還不吃住家裏的，向老爸老母伸手，幹什麼？
加上香港的特首，必先經過各大地產財團點頭，才由八百人「選」出來。小曾只是一名打工仔，地產財團是他上面的董事。飲水思源，倒過來跟地產商作對，是很忤逆的行為，特首不可以違反中國儒家倫理。
還有美中的貿易戰爭，美國開印鈔機印多少，中國救市撥款四萬億還是四十萬億，都與香港經濟泡沫有直接影響，可惜這都是人家的「內政」。普選時間表也輪不到特首作主。香港一點權也沒有，在世界上，純粹是靠邊站的小角色。靠邊站，而天天有白花花的資金湧進來，還想怎樣？世界上靠邊站的國家多的是，像非洲的莫三鼻給，能舔到鍋邊幾滴粥水？
香港這盤死棋殘局，就卡死在這裏，當特首一點也不難，毫無權責，看穿了，誰當都一樣，任內只管打聽哪家食肆有好吃的，一家大小安頓好，嘴角叼根牙籤，拍拍屁股，走人就好。

雷鼎鳴：美國諉過於人 中國如何抵禦貨幣戰爭

美國諉過於人 中國如何抵禦貨幣戰爭

最近貨幣戰爭一說甚囂塵上。這場戰爭如果打得起來的話，挑動者顯然是美國，歐盟似乎只是看熱鬧，戰爭的目的是要迫使人民幣快速升值。

為什麼美國要人民幣升值？我們暫不論其對錯，先搞清楚其意圖。表達其意圖最權威的人物無疑是奧巴馬總統。

日前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新聞，報道奧巴馬微服出巡，在平民家庭訪問時趁機解釋為什麼要人民幣升值。在電視鏡頭前，奧巴馬口若懸河，力陳人民幣匯率被操控，致使美國人失去了不少職位。由此觀之，美國政府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它以為這樣會為美國創造更多職位。

增加就業的確是美國政府的頭號政經難題。金融海嘯後，GDP 雖已回穩並呈增長，但失業率從去年11 月最高峰的10.2％下降至9.5％後便原地踏步，最近還回升至9.6％，與美國政府原本的目標相差甚遠。社會中若有一隊規模龐大、充滿怨氣的失業大軍，執政黨在選舉進行時便會深感壓力。但美國失業率高企，真的是人民幣匯率造成的嗎？

奧巴馬挽救失業不得其法

我們不能說美國政府在提高就業上沒有努力過，可惜它不得其法，而又要諉過於人。它有三大失誤。

第一個失誤是乞靈於貨幣政策。在金融海嘯剛發生後，聯儲局大力向銀行體制注入流動性，或稱量化寬鬆一期（QE1）。第一期的量化寬鬆不但沒錯，而且還對得很，貝南奇顯然是從佛利民那裏學來。聯儲局注入銀行體系的資金沒有多少能流到經濟實體中去，絕大部分仍深藏在銀行的庫房中，但這已足夠使銀行信心大增，就算借出款項後也不用擔心被人擠提時無現金應付，令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不致重現。量化寬鬆第一期的成功印證了貨幣主義理論的正確性。

美國政府的一些決策人及一些深受政黨偏見影響的經濟學家，不知何故，對貨幣主義就是一知半解，或是把自己的錯誤理解強加諸它身上。佛利民1967 年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發表的會長演說中，權威性地闡釋了他對貨幣政策的看法。他認為，貨幣政策十分重要（例如在大衰退時絕不能如三十年代般收緊銀根），但同時絕不應高估它的作用，以為它可用作微調經濟的工具。用貨幣量微調經濟不但無效，而且還會增加經濟體制中的不確定性。

佛利民因此提出了著名的4％規則，即不論經濟好壞，最優的貨幣政策是貨幣量每年都穩定地以4％的速度增長（這是針對美國國情而言，在中國速度應高一些）。

凱恩斯主義者一般相信，貨幣量可以用作微調經濟（在存有流動性陷阱的條件下則失效），他們對貨幣政策的信心其實遠遠超於佛利民，以及於近二十多年來出現的「實際商業周期」理論家（如2004 年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後者與芝加哥學派同出一源，根本不相信貨幣政策有微調的功能。

美國高估貨幣政策效用

第一期量化寬鬆過後，美國若還要搞第二期、第三期，那便是高估了貨幣政策的作用了。貨幣增加會使物價上升，可能有人因此會誤以為自己的產品更受歡迎而決定增產。但現在資訊發達，通脹的高低轉瞬可知，誰會一見物價普遍上升便斷定自己應增產圖利？

美國政府的第二個錯誤，是以為它去年8000 億美元的財政政策真的能減低失業率。凱恩斯財政政策的核心理論是認為人民消費不足，他們會把部分收入儲起來，所以政府要替天行道，把財富從人民手中拿過來，再代他們把它消費掉。但眾所周知，金融海嘯的禍源之一是美國人過度消費，以致欠下巨債。在此背景下，解救之道是努力生產，減少消費，增加投資及儲蓄還債，不是再拚命用錢。

日本政府在八十年代後期欠債只佔GDP 一半左右，但其後二十年政府不斷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去拯救經濟，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日本政府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欠債者，其債項高達GDP 兩倍，經濟則一如既往，欲振乏力。中國去年用了號稱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效果比美國稍好，因為中國發展基建的空間大於美國，容易找出有效率的項目。雖則如此，4 萬億仍導致了「國進民退」的長遠後遺症。美國用了這麼多錢搞刺激經濟，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正好再次印證此政策的局限性。

美國第三個錯誤，正如貝克爾（Gary Becker）所指出的是，要重新改造美國社會。奧巴馬政府放着「次按危機」的禍源房利美房貸美不管，對投資銀行充滿道德風險、「國有資產」式的產權結構毫不了解（見5 月17 日拙作〈希臘危機出現後論斷金融海嘯成因〉），卻反而大搞「仇商」情緒，國會亦通過不少不利營商的法案。

投資者眼見政府的總欠債已上升至GDP 的98％，而且還會繼續上升，將來要靠加稅去償還，哪裏敢隨便多僱用工人？最近美國的失業救濟福利還延長至最高九十九個星期。

從今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搜尋理論」可得知，這會使失業率進一步惡化。美國今天失業率不能回落，實在是其政策錯誤及社會結構性問題所導致，人民幣升值便能解決美國的問題嗎？

從短線角度而言，美國迫使人民幣升值，當然也有11月份美國選舉的考慮。我多次說過，美國人絕不肯做老二，一定要做一哥，而中國GDP 超過美國，是指日可待的事，單是這一點，把美國問題歸咎於中國便已大有市場。我所聽過的國際政經圈中的耳語相傳（北京與華盛頓這類傳聞頗多），歐洲多國對美國把國際失衡的問題都簡單地看成是人民幣匯率所引致，頗不以為然。

中國要向「保護費」說不

假設美國真的快將推出第二輪的量化寬鬆，那麼它對人民幣升值的願望便更加強烈。如果量化寬鬆使到美國物價上升10％（這些數字只是例子，並無特定含義），而外幣（如人民幣）又不同時升值10％的話，那麼從美國以外的國家看來，美國產品便比以前更為昂貴，更不值得購買。擴充性貨幣政策所可能帶來的短線刺激作用，不但會變得無影無蹤，甚至會變成負面。美國每推高物價10％，便會希望中國把人民幣升值超過10％。

在美國強大壓力下（我們不妨認定東海與日本軍演、南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全部都是美國相關的部署），中國可怎樣做？我認為有三點要注意。

一、人民幣可升值，但每年不要超過5％。中國擁有的美元資產，平均回報率相信不會高於5％。若人民幣升值不止此數，等於中國擁有的美元資產每年貶值多於5％，投資的真實回報率便變成負數，十分吃虧。事實上，美國欠債纍纍，靠開動印鈔機（從而引起通脹及美元貶值）是它賴債的手法之一。

行止兄介紹過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及薩繆爾森（Robert Samuelson）的言論，他們似乎認為，中國吃點虧是應該的，因為美國當上世界警察，使中國的外貿也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所以中國應交「保護費」。這種邏輯是部分猶太人的典型思維（無獨有偶，以上兩位仁兄從姓氏及樣貌可知皆是猶太人）。

我相交的猶太人不計其數，其中一部分你與他來往一段時間後，可能突然會被告之，你欠了他多少人情多少債，你雖一頭霧水，但他卻會對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對黑社會式的「保護費」要求，中國大可作反建議，叫美國千萬不要提供什麼保護，早點撤回老家便可。

第二、中國不要再買美債，而且還要減持，贖回的美元可在國際市場中購買戰略性資源。

有說減持美債可能增添美元貶值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此點不完全正確。中國不再借錢給美國，是因為怕它賴債。摩根士丹利今年曾有報告，題目模仿甘迺迪的名言， 「不要問政府會否賴債， 而要問它們怎樣賴」（Ask Not Whether
Governments Will Default, but How）。減持美債，可迫使它加息，補償它賴債（例如用印鈔票搞通脹的方法）的風險，加息則對美元匯率有推高而不是貶低的作用。

為了要抵消美元資產因通脹帶來的貶值，中國應多買石油、礦場、稀土等實物資產增加這方面的儲備，而不是買債券等名義資產。中國廉價出口稀土此等珍貴戰略性資源，賺回來的錢卻放在美國等貶值，做法何其愚笨！

培育人才抵禦貨幣戰

第三、中國等閒把每年GDP 的5％不留在本國投資，而把它借給美國人揮霍，能否贖回也未可知，難道中國沒有更好的投資機會嗎？將來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而中國教育公共開支佔GDP 的比重，在世界上排不入一百名。人才是將來決定國力的最根本因素，多投資教育可增加內需，減低人民幣升值壓力，投資教育是上上之策。

美國雖然大張旗鼓，但這場貨幣戰爭是否打得起來？我對此頗有懷疑。美國雖有把自己誤失諉過於他人的往績，但美國人才輩出，明白逼人民幣升值無濟於事的也大有人在。貨幣戰爭或貿易戰打下去，雙方都無好處。

上周五美國財政部發表聲明，表示會延遲公布國會要求的關於匯率的報告，並指出中國過去兩月，人民幣平均每月升值1％，似已有回應美國要求。人民幣近月確在升值，美國財政部的聲明可為雙方找個下台階，樂觀的話，美國11 月選舉過後，人民幣匯率爭議或可暫告一段落。

A Piece of Iceland Cake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Oct 16, 2008

Iceland turned to Russia last week for financial rescue. But it is China, not Russia,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sked to bail the North Atlantic island-state out from the financial failure caused by the global credit crisis.

Iceland needed some HK$470 billion to save the country from its national debt. That figure is a piece of cake for China, and Guangdong alone with its foreign reserve could well afford it. Iceland could have thus been turned into an overseas Chinese province or—God forbid, what a sensitive term—a Chinese colony. We could make a conditional offer—China is so rich that the rescue package could even be doubled, so that each Icelander could get an additional HK$150,000 in cash (divided by a population of 3.2 million)—but only if they agree to surrender their sovereignty.

Then Iceland, an island inhabited by westerners, would be reunited with the Motherland. It sounds so surrealistically incredible. In the past 150 years, such annexation had been the other way around—bits and pieces of China were carved away, we all know, and taken by the colonialists of Britain, Japan, France, and most effectively by the Soviet Union, who hung portraits of Lenin and Stalin at Tiananmen Square. What a retribution it would be to send a governor to Iceland. But instead of distributing copies of the Little Red Book as missionaries did with The Bible in Africa, the Oriental colonial masters would be leading a flock of benevolent Chinese businessmen to modernize the country’s backward economy by opening foot massage parlors, karaoke bars, saunas and nightclubs in Reykjavik, providing new job opportunities with priority training for the ladies.

We could civilize the Icelanders by improving their boring cuisine, introducing sophisticated dishes such as steamed plaice, deep-fried shark meat with abalone, and for those locals who wish to be further enlightened through Chinese culture, a bowl of whale penis soup—we could take it from the world-famous Museum of Penis already in Iceland, which boasts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260 penises from various animals including horses, bulls and whales. The Icelanders are descendants of the Vikings, so let us take up the yellow man’s burden...

Some right-wing Europeans would furiously protes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 global Chinese takeover conspiracy. But no, we could pitch it so it’s not a cynical act of neo-colonialism, but simply a recovery of long-overdue sovereignty. Som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made redundant by universities in recession could publish a few books—sponsored by patriotic Chinese billionaires—with new evidence that Cheng Ho, the Chinese navigator who came well before Columbus, made a side-trip northward after discovering America. A few antique bowls and chopsticks could conveniently be found in some new digs. But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go over the top. When someone suddenly hails the discovery of one of the exhibits in the Museum of Penis belonging to that of the great Chinese navigator, people will know it’s a fabrication, for Cheng Ho was in fact a eunuch.

佩琳主義

2010年10月16日

美國朋友來香港，說那邊的知識界，冒出一個新名詞，叫「佩琳主義」（ Palinism）。
佩琳是上屆副總統候選人，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家庭婦女。大選輸了，但佩琳沒有輸，依然踴躍發表強烈的政見，在東岸振興二百年前的波士頓茶葉黨，排外、反伊斯蘭，不斷向台上的奧巴馬叫陣。
右翼立場，本來無所謂，但佩琳是一個沒見識的主婦。她以目不識丁為榮（ She is proud of knowing nothing），同時「蔑視專家和精英」（ And contemptuous of those"experts" and"elites" who are too knowledgable to be trusted），因為精英讀書夠多，但書讀得越多，越不可信。
這就是「佩琳主義」的精神。不止美國，香港早就以反智為樂。以不必讀經典為主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沙說：「讀文學，能抗拒極權」，看看香港今日的處境，就是不讀文學付出的共業代價。
但是，我告訴來人：所謂佩琳主義，不就是東岸的知識份子培養出來的？書讀得越多越蠢，你看東岸的美國左傾知識份子如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之類，越有知識，越左傾幼稚，以「寬容」為名，行叛國之實，危害國家利益，與拉登隔海唱和，超過了美國公眾能接受的底線。佩琳有選民基礎，不久前揚言要焚燒可蘭經的那個神父，也很有市場。
愚昧先由極左的知識份子醞釀成氣候，再由極右的民族主義狂人反擊。世界非黑即白，就容不下理性中庸。美國一個家庭主婦，不必有哈佛耶魯學位，她自己的名字，就成為一個「主義」（ ism），並變成「學者」研究論述的對象，考進哈佛，要 GMAT一千分，體育和辯論科科優秀，但佩琳不必識字，卻可以自創門派，這是美式笑話。
我想起一九九七年殖民地政府回歸之後，香港也有「學者」提倡一門「社會政治課」，叫做「董學」。愚昧起來的時候，中西交叉感染，病情相當一致。佩琳是真正的美國人，她再無知，卻無人否認她「愛國」，因為，最終「愛國」這個詞彙的終極墳墓，與「自由」一樣，就是愚昧。這一點，可就說來話長了。

開香檳

2010年10月15日

紐西蘭七級地震，一個人也沒死，南美洲的智利礦井倒塌，幾十個礦工困在地底兩個月，終於安全救出，全體工人生還。
世界上的蠢人和壞人氾濫成災，但幸好還有些優秀的人群，在野蠻和兇惡之中，提供了高尚的人事和情操。
智利的礦井，採用歐美的建材，結構堅固，即使煤坡倒塌，沒有把人活埋。
出事之後，礦工因在地底，叫天不應，很自然地，工人之中出了一個領袖，他的性格比較剛強，臨時指揮行動，他鼓勵工人用有限的地下水源，先給自己洗臉，不要哭哭啼啼，保持人的尊嚴，在心理上，先立於不敗之地。
弟兄們馬上服從他的領導，在礦井下開朗、樂觀、大家談天說笑話，等待救援。他們沒有誰不服氣誰，四分五裂自相踐踏，行為像第三世界：明明大家都在地獄裏，活得如螻蟻一樣廉賤，其中一個，忽然天上掉下來一個獎杯，其他人一臉煤灰，即開始自相殘殺，互捅刀子，面部五官扭曲，喧嘩一片：憑什麼是他，當了老大？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智利礦井裏那幾十個南美洲工人的生死。人救出來了，一個也沒有死，大家拍手歡呼，在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幸好，上帝原來優先地選擇性地，回應了一些比較優秀的民族在苦難中的禱告。
美國的奧克利公司向礦工捐出一批墨鏡，怕他們在黑暗中困頓七十日，眼睛適應不了烈日。
美國 UPS航運公司，免費運載救援的鑽孔機。還有，希臘一家礦業公司的老闆，為出事煤礦的所有工人，包下一個來希臘渡假的酒店免費食宿，等大家到醫院檢查完畢，醫療完成，馬上動身。
還有智利的總統平納拉，民選，在全體礦工獲救的那天，他說：「這一夜，生命征服了死亡，希望戰勝了痛苦，我們永誌不忘。」（ This is a night we'll never forget, one when life vanquished death, and hope triumphed over anguish）
這是善良和勇氣勝利的一星期，因為智利的礦工得到新生。他們在黑暗的底層，漫無天日，渡過的，幸好，只是六十九天，而不是不見盡頭的兩千年，叫全世界都開香檳。

What A Bad Week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Oct 14, 2010

It was a bad week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lso a bad week for me. I lost HK$100 to a friend at the pub betting that Liu Xiaobo, the imprisoned Chinese dissident, would not be awarded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I was wrong.

My judgment was based on the economic fact that Norway has sold over 10 million salmon to China in the last 22 years. The Norwegians cannot afford, as the cliché has it, to offend China because of its trade interests. China is the formidable economic and military monster that has to be engaged with, not confronted, according to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lso, after the grim warning delivered to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Oslo by Madam Fu Ying, China’s visiting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I figured the Chinese diplomatic kung fu would work with yin-and-yang finesse as Madam Fu, a former ambassador to Britain, had charmed many Britis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British press with her Oriental finery and elegance. Her apparent “open-mindedness’ and tastes in wine and French cuisine had even bewitched a Financial Times editor into devoting a full sycophantic page to an interview with the charismatic and “liberal” Lady Dragon last year. Seldom has an Oriental feminine creature churned out such romanticism in Europe since Maria Callas took the stage as Madame Butterfly in Puccini’s classic.

That’s why I laid my bet with confidence. But the Norwegian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 British. As direct descendents of Vikings, they seem to show ungentlemanly but equal cruelty toward both genders with some rigid precision, as the Norwegian ambassador pointed out flatly to his Chinese host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is not under the thumb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typical of Scandinavia.

All hell broke loose after the announcement. The Norwegian ambassador in Beijing was summoned by the Chinese to be warned that Norwegian-Chinese relations would be damaged. I first thought of the coming closure of most Japanese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thanks to the Senkaku issue, and then the possible boycott of Ericsson and Nokia mobile phones (which have been replaced by iPhones anyway). Perhaps Hong Kong children should also spit and swear at Santa Claus in TST and Central this coming Christmas as well. I know that these are brands of Finland and Sweden, but it’s very much the same, as most Midwestern Americans, including Sarah Palin perhaps, think that Hong Kong is the capital of Thailand or a remote fishing port of Japan.

After the fall of the Senkaku Islands, we’ve spotted a new target. The Japanese should feel lucky that our hatred towards them has been short-lived as usual. Until the Dalai Lama visits Antarctica and we emigrate our people to eat all the penguins there, the Norwegians have good reason to tremble. And so they should.

女同學

2010年10月14日

朋友的小女孩今年暑假從倫敦回香港，等待英國高考放榜成績。
她考到三個 A，報讀愛丁堡大學建築系，校方順利取錄，小女孩很高興，人生翻開新的一頁。
在學校裏，她有一位親密的同桌女同學，她名叫妮莎，是英國出生的巴基斯坦裔女孩。一對好朋友，同時報讀愛丁堡的建築系，妮莎也得了三科 A，學校也取錄了。
但是，妮莎的父母不許她北上入學，理由是：她是伊斯蘭教徒的孩子，根據宗教習俗，女兒未婚，不可以離開家庭。最好不要讀大學，因為父母要為她物色出嫁的丈夫，他在巴基斯坦北部的一條村莊，已經交換照片，雙方父母甚為滿意。其次，即使要讀大學，也必須在倫敦市內，離家住進幾百哩外的宿舍，有違婦道。
女兒很想讀書。大學也在催促。考得這樣的成績是不容易的。妮莎跪在父母膝前哀求：我不想出嫁，我年紀還小，我想當建築師，讓我去蘇格蘭。
父母出動叔伯親戚，鐵面峻拒。朋友的小女孩在香港過暑假，在網上收到一對好友都能進大學的好消息，但妮莎說：我不可以去了，我的家庭不許，他們要押送我回巴基斯坦，我的建築師之夢，是不可能完成的了，你來替我如願吧，祝你有美滿的前程。
小女孩在香港很不開心，勸說好友：你離家出走吧，我們一起去愛丁堡，去一個有自由的地方。
我問她：英國不早就是自由的國家？移民來到那裏，歸化英籍，妮莎的父母，絕不是拉登塔利班的同路人，是所謂「溫和的伊斯蘭教徒」。再溫和，原來也限制女兒的人權，這種外來移民，對西方的人權價值毫不認同，該回到巴基斯坦的，不是女兒，而是這種僵惡的父母。
一對中學的伴侶，從此天各一方。妮莎在電郵中說：明天我要登上伊斯坦堡的飛機，回到「祖國」，住三個月，舉行婚禮，再帶「丈夫」回來，你什麼時候回倫敦渡假，記着來探我。
小女孩眼淺，當夜哭成淚人。我安慰她：要珍惜人生的機會，請記住：這個愚蠢的世界，永遠有許多想爭取自由而不得的人，他們終身都在「國家」的囚籠裏，記住他們，為他們祈禱，好好讀書，感謝把你養育成才的父母和英國政府，記住不幸的人的血淚，將來，把生命獻給人類的自由事業，讓這個無歡的世界變得更美好。

扮鬼妹

2010年10月09日

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美國的亞裔少女扮鬼妹濫交，學做蕩婦淫娃。
Facebook創辦人薩卡博，成為全球最年輕的千億巨富，荷里活拍了一齣傳記電影，講這位「奇才」在哈佛校園發跡經過。
幾個哈佛大學生，在貪玩的女生堆裏打滾，其中有兩三名是亞裔，放浪形骸，衣着暴露，一口美式英語，還學着婦解份子的腔調，無聊嬉鬧，動不動就癲雞也似，衝着鬼仔男友一頓咆哮亂兇。
O My God。在 iPad時代，哈佛的大學生，這副德性，不足為怪，問題是她們明明是亞裔，膚色不同，也勁學着白種鬼妹的浪蕩，才叫人三天前的飯氣湧喉。
不錯，鬼仔喜歡泡東方妞，但不要忘記，好端端的有鬼妹他不碰，偏要找一個 Oriental，除了閣下的皮膚光滑，胸比較平，膚色閃着印尼峇厘島或菲律賓宿霧的陽光，他還看中東方女性的文靜和嬌羞。
當鬼仔轉對一名亞裔女生有興趣時，他往往已在鬼妹的性開放中曾經滄海。他想浪子回頭，找一個會體貼服侍自己的蝴蝶小夫人。跟他宿舍同居，你要忠誠、緘默，陪他一起溫習，為他下廚燴意大利粉烤蛋糕，做他的小女人。床事之後，當鬼妹都張着嘴巴流着一絲口水打鼻鼾睡去，你要清醒，勿忘記第一時間，光着身子，進洗手間為他絞擰好一條熱毛巾，回到床上，溫柔地揩抹着也赤條條的他。
鬼仔為什麼要泡亞裔的女生？為他奉上日本和韓國女性的矜持和淑德，要跟白人的鬼妹不同，她們越野性，你越要嫻慧；她們越喧嘩，你越要閉嘴──當然，你的英文要好，但從不吱吱喳喳雄辯，在他的豬朋犬友中間，有時你會發表一句帶有英式幽默的評註。
明明是亞裔，去了美國，切勿濫交，若跟鬼妹一樣淫賤，咄，人家為什麼要挑選你？西方人永遠情迷於東方的異國情調，從畫家哥更，到小說家歐威爾，情迷的東西，都由一身大溪地古銅色的肥臀或者緬甸白皙的一截象牙般的頸肩來表述，如果他們要的是瑪利蓮夢露的野性，不會搭上你。
不是不許淫蕩，這是女性的人權，只要外表越像昂山素姬般聖潔，內裏越渴蕩如潘金蓮，鬼仔只知前者，從沒聽說過後者，於是你在校園裏反而會成為一則動人的傳說，背後惹人揣猜，一朵遠觀如白雲，褻看時才知道是雲雨欲滴的水蓮。暑假完了，回到美國開學，記住，濫交無必要，會得子宮癌的。你的身份是東方人， Behave, like a lady，這樣，將來就有幸福，也有持久的愛情。

Hong Kong In The Shit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Oct 07, 2010

Some children of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have been literally taking shits in corridors at shopping malls around Hong Kong. Several short clips have been flooded with abusive slogans such as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and crap there,” echoing the Japanese fury over the Senkaku Islands.

As a liberal and a global citizen, I’d rather assess the matter sympathetically from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We are now one family since the 1997 handover. Should we be tolerant and refrain from condemning our fellow countrymen for being selfish, disgusting and barbaric? At least in one of the cases, the mother of the defecating child was seen caring enough to wrap up the offending product with a few tissues afterwards instead of leaving it to a security guard. A huge step forward.

Open defecation is a daily norm in rural, agricultural China. Smiling peasants easily take care of their business in paddy fields. Scenes of a three-year-old girl squatting for a pee aided by her mother in a waiting room of a crowded train station are as common as a dog raising its hind-limb by a tree on a Paris street. The Chinese consider human excrement as fertilizer, a recycling product from Mother Nature. We Hongkongers as former colonial subjects have long been indoctrinated with the Western hegemonic concept of a flushing toilet—invented in the Victorian era—assuming that doing your business in a closed cubicle in your own privacy and flushing it after use is the supreme form of civilization. How prejudiced we are. With China’s economic might proudly climbing up to the global scale and now overtaking even Germany and Japan, let alone Britain—it is time that we redefined words like “decency”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way.

Even from the Marxist point of view, open defecation as a Chinese custom could help Hong Kong build into a more classless and what Beijing calls a “harmonious society.” Our Southeast Asian domestic helpers could at least enjoy a brief and proud moment by offering some instructions for hygienic precautions by slipping a newspaper between the floor and the child’s bottom in time. It would be a rare break from the it’s-always-what-your-Chinese-master-tells-you-what-to-do racist rule.

Winston Churchill once called Gandhi “nauseating” when he caught sight of the Indian national hero wearing a fakir “striding half-naked up the steps of the vice-regal palace.” Gandhi never changed his attire when invited for peace talks in London. Leaving a few stinking turds on the floor of the Paris LV department store would make us all proud as long as someone has paid for dozens of luxury handbags. The West needs our cash to save its economy. It would serve as a refutation to the US government’s constant accusations that we Chinese are a big nation but never gives a shit about the world.

非洲旅遊熱點津巴布韋

2010年10月04日

馬尼拉香港同胞大屠殺，新德里爆炸，連巴黎地鐵也報稱有阿蓋達的炸彈，旅遊的風險越來越高。

世界上到底哪一個國家既有異國風味，取價廉宜，而且人身安全最保障？

說起來很難相信。非洲的津巴布韋，近年成為歐洲遊客新冒起的至愛。

在報紙的國際新聞版，津巴布韋是個爛透了的國家，其總統穆加比是一名暴君，殘殺反對派。穆加比貪污，其有錢的女兒曾在香港九龍塘「留學」，據說該黑千金，曾襲擊香港警方，但因為錢多，後台硬，不了了之。

為何津巴布韋成為新的旅遊天堂？因為穆加比再殘暴，也只是欺壓本國的黑人。津巴布韋不是伊斯蘭國家，沒有恐怖份子。沒有恐怖份子，就不會「鎗口一致對外」，自相殘殺與遊客無關，到那裏，除了看長頸鹿和大象，看看非洲人如何在穆加比的暴政之下苟且生存，也很值得。

何況穆加比再腐敗，沒有胡亂「開發」津巴布韋的大自然環境。天還是藍的，河水碧綠，野生動物活得比人好，在郊野自由徜徉。許多非洲國家的黑人鎗殺大象和老虎，獵取象牙和老虎鞭運去中國，野生動物大量減少。但津巴布韋反而沒有，因為穆加比的殘暴極權，津巴布韋黑人的平均壽命，由二十年前的六十一歲下降到三十四歲，剛有氣力舉起鎗殘殺動物時，他們自己也命不久矣。

何況穆加比最近好像有點轉了性，與反對黨領袖組成聯合政府，廢除了通脹的津巴布韋元。去年買一瓶可樂，要花十億津幣，今年，由於貨幣穩定了，通脹大大壓抑，現在去津巴布韋旅遊，比去肯亞看動物大遷徙化算得多。

而且刺激的地方，在於如此好景，可能不會長久，因為穆加比已經八十多歲，身後不能保證反對黨會拋棄短暫的「和諧」，演變為暴力，向舊政權血腥報復。好在穆加比的健康還不錯，在這個非洲國家發生種族屠殺之前，像一九七○年的金邊，不趕快去開眼界，很快波布當權，就變成屠場。

據說，旅遊業是「帝國主義經濟」，建築在對不幸的「他者」痛苦的觀賞。但這個世界太複雜，別國的內政，你實在管不了那許多，錢有限，人生更有限，讓第三世界自己解決自己的災難，何況，不應該杯葛一個非洲國家的旅遊。他們的人民經濟上會更痛苦，人民是無辜的，對吧？

世界上許多民族，活在苦難之中，是他們的文化常態。在津巴布韋做一隻野生的畜牲，比做一個人有尊嚴，去一趟，參悟造物者對蒼生開的玩笑，從此一哲理學得智慧，就值回票價。

非誠勿擾

2010年10月01日

台灣誠品欲來香港開店？如果開得成，那麼香港的麥奀記雲吞麵，也能在白宮的橢圓辦公室旁邊開一家分舖。

什麼意思？意思就是「絕不可能」。台灣人很純情，少年男女愛讀書。台灣的年輕人還有夢想，周末的午夜，一對小情侶，在誠品光亮的柚木地板上對坐着，各自低頭，男方在讀福柯的哲學小品，另一個在看村上春樹。

台灣的情人可以在誠品一面各自閱讀，一面共浴愛河，女孩子沉迷在書裏，男友看着看着，把書擱下，凝視着小情人低垂的眼睫。熱戀中的人都有心靈感應，他在看着她，她也覺着了，抬頭回望，四目交投，笑了。台灣的誠品可以深宵開放，因為你站在橋上看風景，在書樓上，還可以有另一個人在欣賞你。

因為台灣誠品的風格，受了日本紀伊國書屋的影響，一如台灣戒嚴時期的文星叢刊和水牛文庫，學着前殖民地宗主國的岩波文叢。台灣上一代的作家，老了，白髮蒼蒼如風松，清臞閃爍像晨星，都像朱西寧、王文興，拿照片來對一對，都有幾分川端康成和芥川龍之介的氣質風貌。去誠品光顧，倦了，在附設的咖啡座，叫一杯拉鐵，一塊芝士蛋糕，其精緻恬靜之　情，寧和致遠之境，紅塵鬧市，有如坐禪於一朵水蓮，感覺上即使不四月的京都，也很像盛夏的新宿。

誠品不可能移植來香港，正如英國的議會民主，不可能移植到重慶，因為泰晤士河的水質，與嘉陵江不一樣。不是什麼地產商的問題──許多自稱誠品常客的所謂文化評論，還只是專注在一個錢的數字計算──而是基因。即使特區政府撥出土地，免費送給台灣的老闆，也不可能成功。

因為當誠品也要取悅「香港市場」，在這大門的暢銷書台，放置風水、種生機、炒股心經，護膚湯水之類的香港流行書，誠品就「停止成為」（ Cease to be）誠品了。正如英國倫敦的 Waterstone，和 Foyles如果要照顧中國自由行遊客，像香港的機場一樣，一併展賣着色情雜誌《藏春閣》和《中南海權力鬥爭內幕》，就不再是英國的書店了。香港的中學生戀愛，不會手牽手上一家書店找心愛的書，坐在地板上消磨兩小時，他們早在網上援交了。一旦開來香港就濫，如果真愛讀書，每月自己乘飛機到台北，一如有誠意，不要叫心上人搬來你家，你夜夜到她的陽台下。

香港或許有一些「誠品份子」，他們是「知識份子」中的精粹，像在茶葉中，以雲南千年的普洱自居，但是許多人把誠品兩個字回來當話題談論而故意給人聽到，跟北京闊婆上了一趟巴黎 LV店，回到朝陽區之後說法國的物價一樣。香港大眾，不需要誠品，發財立品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