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31, 2012

唐君毅名句

2012年03月31日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小圈子「選舉」,豬狼相爭,其中一隻,備受「知識份子」吹捧、文化人歡呼、專業人士叫好,師奶阿嬸萬人迷,只是香港首富很有保留。
他老人家不喜歡,這就對了。此候「選」人民望一直暴升,最後幾天,卻爆出他有「催淚彈防暴隊」的特殊嗜好,於是「民調」又急跌。
在英語之中,有 Lesser of the two evils之說,意思就是:形格勢禁時,要不那麼壞的那個。這句話,在一貫非黑即白頭腦簡單的社會,無法明白,於是「知識份子」帶頭起哄,很好,這次真「選」對了。
香港人的教育程度,比殖民地時代高。但教育履歷普遍大學,就代表聰明了?不是,香港是一個遍地都是學歷,但沒有什麼學問的城市。
什麼叫學問? MBA、金融管理、會計、牙醫,這些是技藝,不是學問,真正的學問,不是理工商是人文( Humanities)之學,尤以文史哲為宗。
已故的唐君毅先生,有幾句話很精警:「書易讀,亦難讀。讀『易讀書』易,讀『難讀書』難。
讀本市新聞易,讀國際大勢新聞難。讀國際大勢新聞易,讀歷史難。讀歷史易,讀瞻往察來之歷史哲學難。
讀歷史與歷史哲學易,於本市新聞知其歷史意義難。」
香港有書展,似也有許多書籍的消費者,讀的是「心靈雞湯」一類美式簡易書。
香港有許多本市的八卦新聞,香港人對國際新聞沒有興趣。唐君毅說:縱觀國際大事,必須有歷史知識。有歷史知識不夠,必須有歷史哲學修養,這樣繞一大圈回來,看身邊的人事,就會看得清楚。
像這次「選舉」,不止是豬與狼,繞一圈回來,一個孤傲刻薄,是商鞅李斯之類的人物;一個慵懶而無機心,是明朝的萬曆和法國路易十六的翻版。到底哪一個不那麼壞?這就不靠學歷,要用學問來鑑定。如此哲學,一個全民情傾八卦的飲食消費社會,不懂的。但唐君毅 50年前就看通了,這是隔世的香港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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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30, 2012

少了幾個閒角

2012年03月30日

大陸發生政變。北京、重慶、上海,三方互相虎視。因一名武夫出走美國領事館,重慶就有人悄悄跑到雲南去摸鎗,北京警覺,趁一場鴻門宴,拿下了人,又劍指上海。此刻幾根絃繃得緊,幾枝箭扣在絃上。英美文明國家的政府不吭聲,作壁上觀。
在中國歷史上慣見尋常,這是宿命,死人見血是不免的,只分別在會不會引發內戰,有幾多像飼料般的「老百姓」陪葬。
而這一次,不同的地方,是沒有中國「知識份子」插上一腿。沒有憂國憂民婆婆媽媽的文人,又想當「國師」,又當了殉葬品,以後史書上便少了許多無謂的啼哭,一場爭鬥,便乾淨利索了。
但是光緒、榮祿、西太后、袁世凱的劇本,還是在中國歷史的基因裏的。少了康有為、譚嗣同這等悲劇閒角,是因為中國的「知識份子」沒有了。很難想像,張藝謀、馮小剛之類,會是新一代的「六君子」。余秋雨和韓寒,也不會是。
沒有文戲,這就變成全武行了。中國的政變,京畿衞戍的提督固然重要,御林禁軍更重要。一九四八年,蔣中正下野,讓李宗仁做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是個弱智,很不喜歡職銜的一個「代」字,整天嘀咕:「為什麼不可以叫正總統?」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提醒他:「你的衞兵都是蔣先生的人,還吵嚷什麼名份呢?」李宗仁聽了大悟,就不吵了。
中國的政變,一有文人參與就敗事,戊戌政變,袁世凱在天津,統領一支陸軍,約七千人。他上司榮祿,才是京畿司令,有三萬兵。
趁袁世凱來北京述職,譚嗣同夜晤,勸說袁世凱興兵勤王,護光緒而殺慈禧。袁世凱也有改革思想,但七千精兵,屯守天津,若是帶兵殺進北京,半路上榮祿就知道,他用一萬兵守着紫禁城,兩萬出城迎戰,袁軍全無勝算。
光緒在皇城,不必奉慈禧命,榮祿的兵馬可以先一舉擒下,很明顯,叫袁世凱軍事政變,毫無常識,只有榮祿變了心,方有勝算。
但譚嗣同已經喪失理智,如同瘋犬。袁世凱哪裏會做後世的張學良?向上司告密,以後的事不必贅述。
中國的「知識份子」天真幼稚,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又喜指點江山,嚕囌國是,是討厭的一羣。今天,又來了,好在沒了這等閒角,劇情懸疑緊湊了許多,真好,票房更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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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29, 2012

百年沉船

2012年03月29日

二○一三年是鐵達尼號百年紀念,文明世界的盛事。
鐵達尼號是百說不厭的悲劇,不止是罹難人數多。一百年來,第三世界也有很多翻車沉船大災難,但只有鐵達尼是令人緬懷的歷史。
因為人世是不平等的。鐵達尼號的遇難者,是質素高的人,而且有許多故事──不錯,以後流傳的一切,全是真的:富豪古根漢確在船上,不錯,就是捐獻了博物館的那位。死難者還有一個叫史蒂德的名記者,甚至有女明星吉遜。
關於鐵達尼的一切,令人情迷百年:譬如:從撞冰山到沉沒,過程兩小時四十分,剛好是一齣舞台劇的長度。不錯,樂隊在沉船時仍在演奏,而且指揮選了一首哀曲: Nearer, My God, to Thee,讓海水徐徐浸上來。古根漢把救生艇的空位讓給了三等艙的平民,他的隨從沒有離棄他,兩人還有時間,換上晚禮服,剛毅赴死。
鐵達尼號從此開啟了永恒的社交話題:如果船沉了,船上有誰和誰,你會救哪一個?而且船上每一個死難者,都成為英雄。男人把救生艇讓給女人,更為所謂「婦權」問題,打開了一個爭論的缺口:如此生死關頭,女人為什麼不堅持與男人平等?男人如果先讓你走,你是女權者,你接不接受?這樣做,明明是假設女性是弱者,是紳士精神,還是所謂「正面歧視」?
鐵達尼號的沉沒,向後世偽善而空談的左仔摑了許多巴掌──人世沒有平等這回事,精良的人,愚蠢的人,本來就應該嚴分等級。
而且,多可惜啊:船上的每一個,都應該活下來,他們為文明世界有貢獻,以後的一百年,許多王八蛋,偏偏都苟活着,沒有死,令人嘆息:如果一百年前,船上的乘客,尤其是頭等,換一換,是這些有錢的流氓惡棍死了,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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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28, 2012

「老百姓」

2012年03月28日

去年在外地,握着遙控器,無意按到中國一家電視台,一個女記者派駐英國,報道油價飆升的新聞。
中國女記者拿着咪高峯站在油站前,說:「油價上漲,英國老百姓感到很不滿。」
這句話文法通順,女記者說來,也沒有結結巴巴,但有一點點問題。
問題在「英國老百姓」這個自我配搭的詞彙。
華文的「老百姓」,是很奇怪的中國獨有觀念。國民,是 Citizens,包含了人權和憲法的地位。居民,是 Residents,人權的含義不太重,是地理的,提一個人與某地的共生關係。此外,還有人民( People)和群眾( Mass)──這兩個詞,地位差一點,而且經過馬克思列寧的閹割,尤其是 Mass,都變成了略帶愚昧。
但「老百姓」沒有精確的英譯,因為「老百姓」絕不是國民公民,也不是居民,而且比帶有順民含義的「人民群眾」低一等。
因為華文的「老百姓」,不但並無人權的意識,也沒有人性中對自由和權利的悟性與追求,「老百姓」只求「溫飽」,在這個意義之上,不錯,確實如同牛羊。但華文有「魚肉百姓」之說,中國的所謂「老百姓」,都又連牛羊都不如。如果「苛政猛如虎」,中國的暴政,是兇猛的牲畜,那麼以「魚肉百姓」的字義來解讀,所謂「老百姓」,地位比牲畜低一點,只是一種飼料( Fodder)。
美國、英國、歐洲、日本,只有國民,他們不是任宰割的一群,而且擁選票、決定政府;他們的人權天賦,不容侵犯;對於溫飽,不必張羅,從來不是問題,對藝術和人文品味的追求,令他們擁有完整的國民人格。英國的「老百姓」?英國何來什麼「老百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只有中國才有老百姓。這位女記者身在西方報道新聞,她的眼界,還沒有出國,當然,她說的是中國普通話,這種新聞,是給沒有去過外國(或即使去過也只限於去巴黎掃貨)的中國人看的,她這樣講,「國情」為上,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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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27, 2012

六君子之死

2012年03月27日

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懂政治,偏喜歡當「國師」。由於誤將虛榮當「報國」,不知道中國政治是強盜流氓的營生,「知識份子」往往是刀下的寃死鬼。

譬如戊戌政變:中學的教科書,說到六君子的收場,必是「維新失敗,六君子被捕,斬於菜市口」,一筆交代。

但仔細看,就知道這六個「知識份子」末日來臨時之悽惶恐怖。

六君子的林旭,福州人,死時方二十四歲,年紀最輕,但文才尤盛,光緒皇帝的改革密詔,皆由林旭傳書。林旭已經很有智慧,譚嗣同要找袁世凱合作,林旭很清醒,圖加攔阻,但比他大十歲的譚嗣同以「大佬」自居,不聽,由是終成了大家一起死。

六君子由慈禧親令逮捕,不加審訊,一直囚禁。康有為逃去日本,弟弟康廣仁,沒有參與過變革,他開一家小印刷廠,為哥哥印製改革的言論書冊。慈禧抓不到康有為,抓康廣仁洩憤。康廣仁怕死,在囚室裏,不停以頭撼壁,哭鬧:「天啊,阿哥的事,要兄弟來承當……」

但慈禧哪裏跟你講道理?林旭看見康廣仁大哭,反而仰天大笑,直到獄卒傳呼犯人出監,押上囚車,康廣仁兩腳顫抖,寃哭更甚。

另一人劉光第,四川人,在刑部當過小官,他以為「按照法律程序」,此一傳召,只屬提審,安慰康廣仁:「不必害怕,我知道,這只是去法庭升堂。」

若是提審,囚車本應向東走,但車卻向西行,出了西南門。劉光弟這才知道不妙,臉色大變,在車上大駡:「不經審訊,就殺頭,這是什麼世道?」但慈禧哪裏跟你講「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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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26, 2012

錢和快樂

2012年03月26日

錢不一定帶來快樂,但喜劇演員米拉根說得好:「在悲慘局中,錢可以帶來比較開心的形式」( Money can bring you a more pleasant form of misery)。
所謂慘局, Misery,不論富貧,也不分歐美公民和非洲第三世界的饑饉:生老病死,是注定的。但有了錢,即使有了病,可以住養和頭等病房,像五星酒店,有鮮花和陽光,不必聽鄰床的呻吟,而且擁有公眾病房沒有的寧靜。
香港的醫療制度,是殖民地時代留下的規矩:頭等、二等、三等病房做一個手術,頭等三萬,二等七千,三等只要三四百,醫生告訴你:不同的價格,但醫療的質素一樣,不是說頭等價錢,開刀認真一些,三等的就當做宰豬,不,而是手術後,病床的環境不一樣。
這就是 Money can bring you a more pleasant form of misery的哲學體現。
劍橋大學調查了九萬人,發現開心性格的人,升職和賺大錢的機會比整天愁眉苦臉的人高。如果把「對生活滿意」的比例分為共五分,一個二十二歲的人,如果衷心給自己多評一分,他比二十九歲的同輩年薪平均多兩千鎊。
薪金多一點,是不是快樂一些?以三十歲左右這個年齡,絕對是。因為有了多餘的錢,可以去旅行、約會、買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公寓,養一隻狗。
從小開心的人,比較容易讀大學,找工作,性格樂天,一定外向,喜歡交朋友,人生的大門就更容易洞開。劍橋大學告訴英國政府:請決策者留意,想政府做得好,民望高,是要二三十歲這個階層的人盡量快樂。
香港特區十五年,八十後憤怒,九十後不滿,兩個特首都交不出成績,因為對於錢和快樂的哲學關係,完全不了解。叫香港人「獅子山下」,那麼薪金和收入呢?叫人「自我奮鬥」,租金那麼貴,奮鬥有沒有指望呢?殖民地時代對病房的劃分:價錢不一,但請放心,手術的質素是一樣的。有不平等的地方裏也有平等。所以柏拉圖說:做領袖必定是一個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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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25, 2012

羅斯福的演說

2012年03月25日

羅斯福總統一九三三年的就職演說,激勵人心,從此成為美國國民的文獻。
羅斯福先向國民講述了國家的處境。華爾街大崩圍,經濟蕭條,失業人口暴升,前任總統胡佛一籌莫展。這時,全民選出了羅斯福。美國人的性格充滿陽光,許多是盲目的樂觀主義者,他們以為:以美國的地大物博,享不盡的資源,強大的工業,日子自然「明天會更好」。
什麼是樂觀和盲目樂觀的分別?羅斯福說:盲目的樂觀者,是不知道死到臨頭: Only a foolish optimist can deny the dark realities of the moment,他們處身於黑暗之中,而不知道處境之險。
真正樂觀的人,是必先認識現實的黑暗,但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勇氣,能征服黑暗,開拓光明。
羅斯福在演說裏提出了震撼人心的名句:「最須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恐懼是人性之常:小時候怕閃電,長大了怕風險,沒有做過的事不敢嘗試,認定命運掌握在別的人手中,生怕一旦有點獨立的主見,就會受到懲罰和報復。
一生都仰人鼻息的人,從沒有嚐過獨立自主的意志帶來的快樂。如籠裏的鳥,一生倚賴主人餵養的粟糧,籠子打開了,飛出去,天地的糧食從此要自己尋覓,暴風驟雨,要蒙受飢腸轆轆的風險。但你看看籠裏的鳥,籠子一打開,牠想也不想,一定飛出去,不再回頭。
因為對於禽鳥,生來一對翅膀,第一的本能是飛翔,而不止是飲食。翅膀與腸胃是一樣的,飛翔足以捕獵,但更重要的是,飛翔的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定義。
一隻盲目樂觀的鳥,是堅信只要聽聽話話,關在籠子裏,天天三頓的粟糧必定時供應,明天主人一定伸一隻手過來餵食,但牠永遠不知道牢籠的歲月黑暗。樂觀的鳥,是敢於衝破鳥籠,拒絕擺佈,從此沒有了主子,也沒有了照顧,但牠堅信自己有一對翅膀,能找到蟲子。
羅斯福的演說,美國人誦讀於口,銘記於心,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火浴成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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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24, 2012

笑賞大撕裂

2012年03月24日

香港「豬狼」對決,引致一座石梨貝的「馬騮山」內戰,什麼建制、泛民、商界、華文傳媒,互相咬噬,華文報紙,模仿台灣人的詞彙,叫做「大撕裂」。
八張華文傳媒登全版廣告,疾書:譴責黑社會介入其中一名「候選人」的江湖飯局,他宣布:「只有個人自由得保障,社會每一個人才能保持自由意志,但若蒙上黑惡勢力的陰影,必將為禍香江,後患無窮。」
這幅廣告宣言,文字雖有點嚕囌,這位大學生會長雖然也叫「中央」多加注視,但畢竟只二十出頭,這個年齡,富有激情,心思不夠縝密,然而敢一拍桌子就豪擲三 十多萬登廣告,主題清晰,乾坤獨斷,敢破局獨行, Think Outside the Box,這位陳先生,是將來能做大事的人才。
但是其他九家大專學生會,即刻「聯署」圍攻,說主席並無「廣泛諮詢」,並指其後有共×黨滲透主使。
即使這位陳主席是有外部勢力的人,但這幅廣告在非常時期,抨擊黑社會倡導自由,主題焦點,都是正確。政治這種遊戲,講合縱連橫的捭闔之術。一場戰爭( War),有許多場「戰役」( Battles),每一場戰役,像一圈麻將:這一圈,下家一副牌極強,隨時糊出十三么,你聯同上家和對家,一起誅截下家,盡是求個「閈摸和」。到下一圈, 不同了,對家的一手牌,正在做清一色,那麼上下家和你自己就要結成新的聯盟,一起誅截對家。
香港人精於打麻將,這場「選戰」,雖千二人投票,不難玩,他能控制,你也可以,但香港卻無人懂得把麻將的哲學用在政治之上,反都患有道德的潔癖,九家大專學生會,即刻槍打出頭鳥,劃清界線。
「五四運動」,北大的學生衝北洋政府,那時何曾見到全國各地的大學生會聯署聲明,叫北大克制、理性,問問帶頭遊行的那幾個,有沒有「諮詢」北大全體學生?
香港人的政治弱智,是跨界制的,城市全體的,由所謂「知識份子」到工商界,連黑社會和大學生,都是鬧哄哄的一盤散沙。若是慣了自掃門前雪,短視而自私,對人的嫉恨,超越對事的利害理性計算,一個城市的沉淪,怪得了別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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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3, 2012

國民教育

2012年03月23日

香港又抄襲西方國家,舉行「特首選舉電視辯論」,一些華文傳媒嘲笑唐唐說話不清,講話利索、「口才」出眾的另一位,則有網絡「民意」認為大勝。
中國人玩政治,不是說都要顧及中國的「國情」?中國文化,以儒家為尊,中國在海外拚命建「孔子學院」,前特首董建華說過要「儒家治港」,儒家的孔子,對所謂「口才」最反感,孔子說:「巧言佞色,鮮矣仁」,對於說話不夠流利的,孔子反而欣賞其經驗和成績:「剛毅木訥近仁」。意思就是:一張嘴越會說的,越是王八蛋,講話口齒不清的,反而有實質。
香港的什麼「選舉」,模仿西方白人國家搞什麼候選人電視辯論,本身就是崇洋的文化殖民主義思想。人家美國的甘迺迪、克林頓,英國的金馬倫、白高敦,創立電視辯論,源出希臘羅馬的演說傳統,兩千年前,「西方先進文化」就有演說詞采傾倒眾生的凱撒大帝,政治家西賽羅( Cicero)、西奈卡( Seneca)。西方的政治家演說,才是第一流的演出,中國人兩千年不講道理,在權力面前,講磕頭順從,屁股打板子,中國人的強項是搭擂台、打功夫;正如泰國人的強項,除了泰拳,就玩鬥雞,文化性格的 DNA呀,大佬,你可以盜版蘋果 iPad,模仿亂真,但西方的候選人電視辯論,相信我,不要浪費時間,不可能模仿得及格的。
馬英九與蔡英文,以國際,也就是西方水準,門檻都沒有;香港的唐唐梁振英,更是笑死鬼佬。
天生崇洋成性,本不是什麼壞事,問題是這個民族只能崇 Chanel和 LV,講價格( Price)的物質仿冒,十分精,一想抄襲西方的辯論、口才、民主什麼的抽象貨色,也就是所謂「價值觀」( Values),都一律塌 Q。可以割雙眼皮、隆鼻樑,皮膚是黃的,說得對:不可能漂白。
最好笑是還有個模仿英國的「平機會」。說話有障礙,先天缺陷,不正是「弱勢族群」嗎?唐唐因此而備受歧視欺凌,「平機會」又躲到哪裏呢?
電台烽煙節目,有一個師奶打進來「發聲」、「表達民意」,也結結巴巴:「唐、唐、唐唐,佢講嘢一一一嚿、嚿,一嚿嚿,每每每次他他一一一一開口,我都唔知佢佢佢想講乜、乜、乜,叫我點點點吮吮吮吮,佢呢?」
我駕着車,聽了,哈哈大笑,暗罵一句:操你媽的,即刻轉台,聽香港電台第四台,那裏正播着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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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22, 2012

雞蛋在牆的一方

2012年03月22日

對於「羣愚」的社會心理現象,西方二百年來研究甚深。
一八四一年,蘇格蘭政治家麥柯利出版了名著「非凡的集體愚昧和羣眾痴狂」(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從此近二百年,一直暢銷。
二十年前,一位英國教授向我推薦此書,他說:貴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早就發現了原因,我馬上到廉價書店,發現價格便宜,一鎊九十九便士,從此這本書跟着我,渡過許多時光。
蘇格蘭人擅長牧羊。牧羊人,英文叫作 Shepherd,牧羊人用牧羊狗來把羊羣趕進羊圈,英國人從中領悟!當一羣人,集體犯蠢和犯賤的時候,沒有獨立的意志,是會有羊羣效應的──羊叫時,一隻「咩」,昂起頭來,幾十隻都跟着「咩」,牠們不辨方向,趕牠們進圈,牧人不必動手,叫狗來做。
後來,尼采把 Herd這個詞,更進一步,發現人性的集體愚昧,可以由強人領袖利用。尼采先宣布「上帝已死」,當人民茫然不知方向時,希特拉以超人的形象降臨了,把日耳曼人引向悲劇。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醫學家屈洛特,進一步論斷「羣愚」,他認為,英國的等級社會,上有貴族、中有知識份子,「羣愚」的慣性,是喜歡模仿比自己看似地位高的「知識份子」的觀點,但「知識份子」往往有天真浪漫的毛病,他們是有閒階級,一旦「知識份子」帶頭蠢起來,後果不可收拾。
心理學家容格,更進一步,指出羣愚是一種「集體失覺」( Collective Unconscious)。希特拉、史太林、毛澤東,都把尼采和容格的理論玩到巔峯。
獨裁固然不好,但「人民」也絕不神聖。當人民選擇愚昧,人民也一定要受到嚴懲。此所以杜魯門向廣島投原子彈,一點也不罪疚。當愚蠢的人民,受更愚蠢的「知識份子」誤導,當「雞蛋」和「牆」在同一陣線時,牆塌了,雞蛋也壓碎,完全不足惜。
當雞蛋靠攏在牆的一方,你如果明智,就要連蛋和牆,離開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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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21, 2012

「地下黨」、梁慕嫻、梁振英

2012年03月21日

引用沈生自己既言論,

"由於涉及遊戲規則,文章曲線甚多,請自行理會。"

【信報轉載】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女士以「前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身份,出版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並從海外回港舉行新書發布會。由於書中「推論」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受到媒體廣泛關注,既回應了李柱銘對「梁是共產黨員」的質疑,也惹來了《明報》總編輯對李先生的回應。

這議題筆者從無打算評論,但由於梁女士的「地下黨員名單」,包括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並因Roundtable接受葉先生捐款而「推論」這組織被地下黨「控制」和「洗腦」,筆者有責任就所知事實予以釐清;並就梁振英就「地下黨」問題的回應,以及政治道德、誠信等議題分享一些看法和憂慮。

一、只作推論不提證據

筆者不知道梁慕嫻是否真的是地下黨員,但擔心她推論地下黨員的方式,在個別案例上,似略有無限上綱、訴諸動機論之嫌,與社會希望以證據說話的意願不符。諷刺的是,港人以往有「恐共」情緒,正是基於昔日共黨的這種作風。

筆者曾多次公開談過,葉先生對Roundtable的捐款,一直為我們所感激;但接受其捐款的組織,不應被視為捐款人所控制,這是很基本的政治倫理。何況葉先生捐款,並非這組織的主要收入來源。Roundtable與智經研究中心合作時,被視為親政府;與美國領事館合辦國際關係講座時,被愛國陣營打小報告;發動「反替補機制」千名青年學人聯署時,被評為反政府「撒豆成兵」。誅心之論,只會令社會撕裂,停滯不前,有關Roundtable,參與者與社會可自行評價。筆者對梁女士身為值得尊重的前輩,作出有欠證據的、不謹慎的推論,感到遺憾。

二、是否黨員不成話題

港人的「恐共」情緒,有種種客觀的歷史原因,假如只以扣帽子方式,推論、標籤包括梁振英在內的任何人是「地下黨員」,而對其進行質疑,這並不是社會樂見的。客觀事實是,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而中國精英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活動完全公開——筆者留學海外期間,「內地同學是否黨員」從來不是一個話題,而他們並非沒有獨立思考的人。

假如黨員一律毫無個人意志,內地也不會權鬥不斷。對早年因為理想而參加愛國陣營的前輩,筆者的理念雖然與其不盡相同,但一直認為他們的情懷值得尊重,而且比文革後才依附政權的「新愛國者」純樸。他們從無隱瞞自己的「傳統左派」身份(這標籤其實也不合適),絕大多數不為勳章或金錢工作,若社會盲目負面標籤他們,對之並不公平。

三、林瑞麟也是黨員?

筆者自然更不知道梁振英是否地下黨員。但根據梁女士的分類,指控包括梁先生在內的任何人為「地下黨員」,可以是永無證據的。筆者正處理一個「六七暴動」研究,接觸了大量當年被捕青年,加上自小認識不少值得敬重的、同時尊重香港多元社會的愛國前輩,對相關資訊有一定了解。從訪談所知,不少黨員是有正式會員證的,但基於香港回歸前的特殊情況,不少地下黨員採用只與上級一人聯絡的所謂「單線聯繫」,就是黨的最高層也不可能知道所有單線聯繫的黨員名單。若梁女士只根據推論和「單線聯繫不可能有證據」的事實,就說連林瑞麟也是地下黨員似乎並不科學,只會帶來另一種白色恐怖。

四、推論吊詭真即是假

基於以上各點,筆者認為,在回歸後的今天,探討香港誰人是否「地下黨員」只是一個偽命題,《大公報》前輩關昭女士日前的評論,認為「共產黨又如何」,並非無理。而且,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在香港註冊,所以任何被梁女士的方法「推論」為地下黨員的人,其實都不可能承認,因為吊詭的是,邏輯上,承認了的,都不是真黨員。

五、所謂「土共」融合於港

然而,不少「傳統左派」明知香港長期對這標籤敏感,還是從無否認其身份,乃至甘願被演繹為「變相默認」,因為這確是他們的理念;這種固執,有其可愛之處。例如被梁女士捕風捉影形容為地下黨領袖的葉國華,曾這樣對筆者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五十年代開始參加愛國進步運動,六十年代因為文革期間的老中青三結合原則,有機會直接與上兩代人合作;至於是否黨員,中央哪天說我是,我就跟你說是。」對同一問題,曾鈺成這樣回應立法會同僚:「中共黨章和立法會主席的職責沒有牴觸」、「香港還未成熟到可以討論這個問題」、「既然你也說是秘密,我當然不會答你」;實際的答案,他的同僚早能自行判斷。事實上,他們若斷言否定,誰也不能說什麼。但他們沒有,因為他們比較明刀明槍,不太看得起種種左道旁門的暗算,對文革的瘋狂有親身經歷之痛;而且所謂「土共」,其實有本土思想的堅持,不少人對盲目的敵我矛盾式鬥爭反感,他們已與香港核心價值融為一體。

六、應對能力市民想知

從梁女士的推論可見,反正單線聯繫一定沒有證明,梁振英應該明白,社會對他是否technically、meticulously defined的地下黨員的興趣,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大家有興趣的,並非有沒有一張黨員證作呈堂證供,而是希望多了解他的過去,以及他如何回應不同問題的考驗,從中判斷其性格和誠信。對公眾人物而言,這種要求是合理的。

七、指梁「說謊」有欠公允

梁慕嫻對梁先生是地下黨員的最具體「推論」,是這樣的:在八十年代中期,《中英聯合聲明》剛簽署,梁先生以三十多歲之齡,直接獲北京任命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接替毛鈞年(毛先生為地下黨員應為核實資訊、後於2000年獲大紫荊勳銜)。據梁女士「了解」,「根據中共規定,類似要職必須由黨員擔任,因此梁振英必須是黨員」;李柱銘的結論,最主要也是基於基諮會的經歷(李先生當時與北京關係良好,同樣是基本法諮詢委員,直到六四事件才分道揚鑣)。然而,這樣的推論是不充分的:「一個職位前任是黨員、後任也必須是黨員」只是梁與李的猜想。若因此批評梁先生否認是黨員是「說謊」,有欠公允。

八、年輕上位竟受「歧視」

梁先生為了否定上述推論,對他如何獲北京賞識、獲委任這要職,曾多次向傳媒表白。據他向《壹週刊》透露: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日,無綫主播梁家榮訪問他,提出建議解決九七後的界限街以北土地續約問題,「安老(安子介)當晚睇電視,覺得我嘅建議好,想搵我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後來就透過廖瑤珠搵我」;此前,他因為協作解決新界土地問題,已得到注視。他曾批評捕風捉影質疑他憑自己實力獲委任的人,是「年齡歧視」,這在筆者朋輩聽來,格外受落。

九、形象年輕獲得推薦

然而,就梁振英上述說法,筆者研究時發現,當時的基諮會委員有一些略有不同的版本,這版本葉國華也曾向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同年紀友人談及。這版本是:當時北京能接觸的香港精英十分有限,必須依靠相關網絡推薦,梁先生是受觀察多時的人;而當時基諮會成立,希望找一位年輕、形象與傳統愛國陣營不同的專業人士擔任要職。

葉先生早年認識梁先生,與其友人在掌握一些可選人選的基本情況後,向港澳辦李後先生等推薦了兩人,一位是梁先生,另一位是陳毓祥,由京方進行正式面試。推薦人原來更屬意陳先生,但結果是陳先生面試失準,說要從政府申請借調基諮會,被評為誠意不夠,而梁先生中選。

自此,梁先生以一頓飯表示謝意後,根據慣例,就單線與京聯繫。這也成為陳先生一生的失落。據葉先生所言,陳先生在乘坐保釣號出發、魂斷公海前,還問他當年何以落選,可見其至死仍耿耿於懷。

當時筆者只有六歲,不可能知道這些人物;而這小事葉先生的友人知道的不少,也沒有誰放在心上。

十、陳年往事已是歷史

梁先生對「如何加入基諮會要職」這問題,從無提及上述插曲,這並不代表什麼;筆者相信在葉先生的網絡以外,有其他欣賞梁先生的人,而且陳年往事,一切已是歷史。但畢竟,這和「安老看電視讚賞梁先生就邀請他加入基諮會」的說法,在可能是關鍵的位置,有所出入。自此,梁、葉數十年再沒有聯絡,直到這次選舉。不少其他愛國前輩私下對梁先生有不同說法,不少是源自這類故事,因與梁慕嫻的著作無關,這裏不贅。假如葉先生所言屬實,梁先生一直沒有談及這些小節,對記者卻就其他細節巨細無遺地披露,並單純以「青年才俊獲賞識」解釋一切,以小人之心,難免令人有一絲不安。

假如葉先生的身份和舉薦不為梁先生所知,關乎葉講述的答謝宴,似亦非事實。有一個可能是,一切都是葉先生杜撰,但我對葉先生的誠信絕不質疑;而且這資訊流傳多時,假如是誹謗,相信葉先生早已被控告,或被「考慮不控告」。

十一、梁作澄清應予信任

必須說明,本文絕無對「梁先生是地下黨員」有任何影射之意,以標籤作文章,筆者從來討厭。既然梁先生斬釘截鐵說「絕無此事」,根據法律精神,社會應該相信梁先生,也只能相信梁先生。只是我想起,我當年成立Roundtable時,葉先生答應捐款,我曾直接問他「想要什麼」,他說:「不要裝作不認識我這個老人家就是。」Roundtable從第一天開始,公開有資金來自葉先生,一直被一些朋友埋怨,認為那會引起種種不必要的揣測,例如到了半年前,筆者尊敬的黃毓民教授,還是因為這段淵源,指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投共」(後來黃教授表示,這是一個比喻手法,說假如林因為其子在內地而影射他投共,他也可同樣推論,並非直接評價Roundtable;筆者對這個澄清,表示欣慰)。但我想,開誠布公不但是基本政治倫理,也是對前輩的基本尊重。近年我有參與打理葉先生的其他捐款,接受其捐款、使用其物業的其他組織,類似民協、新力量網絡或一些福利機構也沒有想到要避嫌。

十二、說話優點可成缺點

筆者對梁先生的才學,從來十分欣賞,早在數年前,就將其光明面介紹予不少友人;當時他的民望不超於5%,還沒有任何「梁粉」存在。這裏只是希望表達一點憂慮:梁先生滴水不漏的處事和說話方式,自然幾乎永不可能被具體證明犯錯,也幾乎永不可能被具體證明說謊。這可以是一個優點,因為群眾可以由一位不會犯錯、不會說謊的君子帶領,應能感到安慰。

但這也可以是一個隱憂,因為任何一般人理解的具體概念,只要設好足夠的前設、後設、安全閥、免責條款,都有可能被重新演繹。例如日前辯論,梁先生在整個選戰第一次提及「大和解」概念(新班子不因為任何人「站錯隊」而秋後算賬),就跟曾鈺成口中包括泛民的「大和解」完全不同;而提出後者的曾先生,在宣布考慮參選時,除了遇上黑材料,同時也被梁先生的文宣主要支持者劉迺強,在內部途徑扣帽子為「投降派」(下一步就是勾結外國勢力了),還要跟挺曾的愛國朋友絕交,因為在他看來,新一屆政府必須以其精確定義的「愛國者」為主體。當然,這位劉先生和另一位劉先生夢熊一樣,都是不能代表梁先生的;儘管梁先生這樣謹慎的人一生簽署了的僅有宣言,不算六四那一個,就是劉先生發起的、主張社會利益凌駕個人自由的《香港再出發宣言》。

各方何以心生「憂慮」?

筆者贊同梁先生,把他想得太複雜,是不必的。但希望他明白為什麼政圈不少朋友那麼憂慮,包括了為數不少的老愛國和開明建制派新一代,這不是一句「唐營」、「唐營B隊」、「既得利益」、「反中亂港」,就能涵蓋一切。正如日前「梁辦」以競選條例不能接納禮物為由,退回Roundtable以書面形式回應其「全民寫政綱」而送上的《致未來特首的信》一書,我們自然須要相信是梁營要求嚴謹而沒有其他含義,也應該相信梁營文宣的邏輯,即其他候選辦以正價送上購書款項作回應,是因為他們習慣了以$88的金錢收買人心,沒有其他意思。

梁先生既是領袖,無論當選與否,都應有胸襟接受一切建言,這是社會的期望。關於特首選舉,筆者的觀點已發表於日前《明報》的《萬言書》,日後不會再談。觀乎來自中聯辦的訊息,深信梁先生就是下一任行政長官,那些唐營、泛民、知識分子,乃至傳統愛國陣營的開明派不必有幻想,反而應想清楚在新形勢下,如何能在不同崗位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文章撰寫前沒有知會葉先生,但沒有公開任何他說不能公開的細節(筆者曾參與整理其口述回憶錄,規定在他容許時才能發表),也沒有知會Roundtable的朋友,而且我個人認識梁先生多年,深信梁先生不會秋後算賬,這一點,是衷心的。但是,梁先生、梁競選辦、梁支持者、廣義梁營是不同概念,這一點,也是精確的,因為正是來自梁先生本人。借用梁先生的說話方式,我相信,就是這文章及其他來自本人的或友好的文章及行為,令Roundtable的精神或實體在新政府治下,在行動上、財政上或其他形式上遇上任何或明或暗的障礙,Roundtable的核心和非核心成員,都有理由、也有責任和義務感到贊同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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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有種

2012年03月21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據說有大量盈餘儲備,「南華早報」提及一個數字,就係三千萬元,認真巴閉,比其他大學學生會富裕得多,如果簡簡單單一早買咗「領匯」,一年收股息已經有百幾二百萬,多過每年會費收入,正是有錢好辦事,用三十八萬幾嚟賣廣告,負擔得起有餘,只要學生會內部對賣廣告有討論,有決議案,又得評議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一切合乎手續嘅話,賣廣告就賣廣告啦,關其他人乜嘢事?過去一星期,有評論員、有專欄作家質疑廣告費(三十八萬幾)太便宜,是否得到一些報館以大折扣變相資助反梁,實在多鬼餘,呢啲人根本不識商業現實,憑空想像,你估報紙黑白全版廣告標價十萬,就會收足十萬乎?唔好笑大人個口,報紙廣告費因競爭激烈到極,折扣多多,未試過用真金白銀賣廣告嘅,請勿胡亂批評港大學生會。
其他九間大學學生會不知所謂,對黑金政治視若無睹,不發一言,竟然聯名批判港大學生會,佢地嘅獨立思考之能力,真係與港大生差咗一皮,唔怪得港大之排名,就係高一皮。黑社會、黑幫人物涉入政治,為個別候選人拉票,或做中間人拉票嘅話,會完全摧毀香港之核心價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寫稿罵人,批評別人,若涉及誹謗,最多被控告,上法庭,有官司可打,有法例保護,但若以後加多一層黑色政治威脅,因言論而日日恐怕被人跟蹤,扑頭,棒打,甚至刀劈嘅話,心理威脅極大,以後唯有閉口不言,下筆不敢批評。港大學生會廣告有一段:
「香港以自由、安全聞名於世,大眾在此安居樂業,這向來是港人引以為傲之處,也是香港繁榮穩定最重要的基石。只有個人自由、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社會中每一個人才能保持自由意志,免受暴力、強權侵凌,社會公義方能得以彰顯。香港的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但若蒙上黑惡勢力的陰影,即使將來實現普選,也注定是劣質普選,是被暴力挾持、徒有形式的骯髒作業,必將為禍香江。後患無窮!」
左丁山對此完全贊同,港大學生能有此思維、洞悉力,徐立之校長應引以為傲。港大學生會調查指出,近八成港大學生相信梁振英上台後會推行「特務政治」及「黑金政治」,深以為慮,故此學生會出錢賣廣告表達對黑金政治之強烈反感,順乎港大學生民意啫,使乜鬼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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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論:北大孔慶東或也有些道理

2012年03月21日

唐英年引爆行會言論,一些選委與輿論指為「犯天條」。此說證明,香港的「中環價值觀」與「知識分子」,其中國蟻民的心智尚未進化到議會民主政治。

香港是法治的地方,只有法律,並無凌駕法律之上、子虛烏有的「天條」。即使行政會議曾有人倡議過動用防暴隊與催淚彈,也屬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研討,其中是非,即由當事人訴諸誹謗,最終也由香港的法庭審決,法官不會依據甚麼「天條」來審案。

梁振英的恩師安子介說過:「港法治港」,沒有說「天條亂港」,行會洩密應以香港的法律制度來商討。中國總理溫家寶說:特首選舉「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指的是:「一國兩制」香港的法律而不是中共政治的帝皇「天條」。因此唐唐即使洩密,不必「雙規」失蹤也不必軟禁至死,這是因為香港人有幸,一百五十年有英式法治,明文保障,不必受中國式玉皇大帝的虛幻「天條」威脅。

叫你守法治,你偏要揣摸而畏懼「天條」,難怪中國北大精英孔慶東教授為許多香港人定性,以「精英」與「知識分子」為首,一字曰「賤」,天生下賤的人,沒有獨立的意志和思考力,確實沒有投票的資格。

孔慶東教授學問精湛,港人對中國這位頂尖知識分子誤解了,香港人應該為孔教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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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英文字

2012年03月21日

一個智商偏低的國家,以「知識份子」為首,必有「輕易入信於人」的集體思維殘障症,也就是英文說的 Gullibility。
Gullibility是現代心理學的一個專科,這種殘障的定義:「社會的智力殘障,令人輕易受擺佈唆擺而誤入歧途」( A failure of social intelligence in which a person is easily tricked or manipulated into an ill-advised course of action)。
Gullibility有一個很易混淆的同義詞: Credulity。這個字,淺一點, Credulous,指無大害的誤信,譬如:你告訴你八十歲的祖母,二○一二年世界末日了,她瞪大眼睛,想也不想,真的呀?然後即刻閉上眼睛唸佛。
如果你的行為,只到此為止,那麼那個老太婆,就是 Credulous。
但是閣下有點野心,不滿足於惡作劇,靈機一觸,向一百個老人家,三百個師奶、二百個「知識份子」宣講,向他們每人徵收一千元,告訴他們,逃避世界末日,反已一死,只要跟你登上獅子山,在懸崖上跳下去,就會得到永生。他們跟着你,都做了,這伙超級笨蛋,因 Credulous而引致愚昧的行動,而導致自我毀滅,這個程度,就是 Gullible。
Credulous只是肺炎,咳兩聲,還醫得好; Gullible的人,像肺癌,無可救藥,必死。
中文的狹窄,在這個地方顯現了: Credulous,中譯是「輕易信人」; Gullible,也是「輕易信人」。美國心理學家賈維進一步闡釋這兩個字的分別,在於程度: The gullible are the easiest to deceive。 Gullible的人,最容易欺騙,叫他們去集體吃糞,一起跳崖;但 Credulous的人,病情輕一點,他們只是「相信得快,但通常蠢得不是以『信言而起行』的程度」( A little too quick to believe something, but aren't stupid enough to act on it)。
西方的心理學,解釋了許多民族集體愚蠢的共業因由。英語國家三百年,由英美到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為什麼成為第三世界移民的首選?因為這些國家不會出現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雖然 IT時代,其下一代也天真地多痴肥,畢竟英文是一種思想的抗體,使用英文的知識份子,頭腦再簡單也有條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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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20, 2012

豬和天理

2012年03月20日

中國人之中的「知識份子」,是蠢人的集中營。

不要看他們平時炫耀英美學位,言必「關懷社會」,崇洋戀西,滔滔論道,人權、民主,學舌講得一大套,在沒有教育的農民和師奶面前,成為精英、偶像,由於先天的文化基因,在關鍵時候,中國人多唸了兩本書,更危險,他們會露出弱智的本性。弱智不要緊,而是他們在文盲之中,有「道德」的影響力。

最新的例證,是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之上高調抨擊「文革」之後,坐言起行,封掉了幾個宣揚文革極左思想的「毛左」網絡。

這時,中國人的「知識份子」又開始扮聖人了,他們搬出伏爾泰的語錄(他們所知的「西方文化」,亦僅此濫調三兩條而已):「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擁護你表達觀點的權利」,為毛左喊寃,質問:毛左的言論,是不是也應該「包容」?

「文革」摧毀文化、迫害知識、賤踏品味、赤色恐怖,不但如同納粹,而且是柬埔寨波布赤手屠殺二百萬人的預演和「理論基礎」。在中國「知識份子」一知半解瞎子摸象的「西方」,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伏爾泰的名字,早已受人道的法律約束,凡曾催生反人類罪( Crime Against Humanity)的理論和言論,沒有散播和表達的自由。

毛左的言論每一個字,都流露着殺機,與拉登和納粹的恐怖組織的「政見」無二致。毛左一旦以你的「言論寬容」得到壯大的空間而上台,第一件事,必定是封殺你的言論空間。你「包容」他,他活過來,會要了你的命,毛澤東四十年代的延安說什麼,五十年代得權後又做什麼,在中國人自己愚昧的現代史上,已經見證過。

中國「知識份子」之蠢,蠢在他們不但失憶,還是伊索寓言裏冬天抱一條僵蛇捧在心頭以體溫來救活,以為這是「人道」,最終蛇活過來,一口咬死的那個農夫。

溫家寶封毛網,不給這種人「言論自由」,不論溫家寶是不是影帝,是有見識的、正確的。艾未未說:毛左的言論,是「屬於施惡,不能保護你施惡的權利」,艾未未是少數清醒的一人。

毛澤東看通了:「書讀得越多越蠢」。說得對。香港的唐唐,被指為「豬」?香港和大陸許多「知識份子」,時機一到,如豬羣排隊乖乖自願上屠場,牠們哀嚎而六道輪迴,在刀下投了胎,一次又一次,還是轉生為愚蠢的豬玀,哈哈,挑,真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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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19, 2012

觀愚勝過富春江

2012年03月19日

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其中一齣「奧賽羅」,講一個黑人將軍,因為偏信誤己,丟了一條性命。莎士比亞了不起的地方,是指出在人性之中,「輕易入信」( Gullibility)是最大愚昧。
奧賽羅為什麼是黑人,莎士比亞的主角來自第三世界,在英國和歐洲的異域環境,意思就是:只有黑人,天生的頭腦簡單,加上沒有教育,對於花言巧語,阿諛奉承,黑人這個民族,缺乏縝密的分析力,容易成為犧牲品。
四十年代末,中國的國民政府貪污,南京的蔣介石相對獨裁,上海和北平許多知識份子,把希望投寄在延安的毛澤東。
毛澤東把美國的民主自由,講得天花亂墜,反對蔣介石一黨專政,主張像美國一樣,議會民主,先組成聯合政府。
毛澤東的民主理論,先把美國左派史諾和費正清哄得一楞楞,「新聞周刊」把毛澤東當封面人物,中國的「知識份子」天性崇洋,看見美國人都認可,更深信不疑,毛澤東一定是民主領袖。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民望」,就是一大羣像奧賽羅同等智商的中國「知識份子」吹捧出來的。中國人的思維,缺乏縝密的思考,他們沒經歷過希臘和羅馬,中國人看問題,非白即黑,非楊即墨,這一點,不論一腳牛糞的農民,還是滿腔憂患的文人,都一樣。
毛澤東跟莎士比亞同等了不起之處,是毛主席也看透了中國人的 Gullible,他知道用三流的騙術,加四流的演技,就可以把民國一大幫留學英美而又對邏輯學毫無常識,但又自以為善良正直、其實愚昧天真的「知識份子」顛倒於股掌。毛澤東看不起中國的知識份子,得政之後,反右文革,把當年擁戴他的「精英」:歷史學家翦伯贊、文學家老舍、田漢,戲劇家夏衍、趙丹,還有梁思誠、林徽音、陳寅恪……成千上萬,通通整死。
這些「知識份子」表面好似好寃,由莎劇的人文角度來看:蠢人的下場悲慘,是自招的。
一點也不必為他們惋惜。愚昧與邪惡互為表裏,如天地,如夫妻,沒有此陰,即無彼陽。蠢人一批批,自暴毀滅,是他們的共業,不必攔阻,只沖壺茶,好看了,慢慢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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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18, 2012

恭喜三號

2012年03月18日

特首「選戰」辯論,三號唐唐,表現勇猛,把對家二○○三年談論二十三條「要用防暴隊催淚彈」的立場,以及商業電台壓縮續牌的內情抖出來,對方否認,唐唐說:「我在場,聽到的還有許多人,你說謊。」
事已至此,誰說謊、誰捏造,信哪一個?只能由天真無邪的「民望」再來決定。唐唐這一引爆,到了「無欲則剛」的境界,看到這裏,我拍手:這位公子,大半生在怡紅院賞花、大觀園品蟹,到這一刻,唐唐成為一個戰士了。
至於什麼「中央震怒」的流言,管他那許多呢?「中央」?是哪一個中央?一年前,「中央」不是明明說屬意於唐先生的嗎?那時候,唐唐一再驗證,確認無誤,這才決定上陣。
哪知道本來支持唐唐的「中央」,自己出了撕裂,「瓦解」了,另一股「中央」,說「有競爭也好」。但新的中央支持的另一個,不「競爭」猶自可,情人、私生子、僭建地庫的私隱黑材料,炸彈一個個擲出來,把唐唐搞成身敗名裂,連同曾蔭權也陪葬了。
做人要講一點道理,二十一世紀,把秦始皇傳下來的中國主奴邏輯,可否先擱在一邊,用常識想一想:該「震怒」的,是唐先生,還是言而缺信、中而不央的不知哪一個「中央」呢?
中國人最講面子。面子重於生命。既然把你當了自己人,為什麼後來又把你往一條身敗名裂,歷史蒙污的死路上推?唐唐和曾曾,活了大半輩子,到今天,恐怕才明白了。
政治已經很黑暗,在各國之中,中國人的政治,我說過了:是黑暗中最恐怖的營生,從李斯趙高開始讀,看看林彪、彭德懷、胡耀邦之類是如何收場,就明白這個民族為什麼被指為一個醬缸,醬缸裏的生物,不分你我,是如何的壯觀。
有人說:其中一名候選人不可信,因為「深不可測」,不,他一點也不深,是你見識淺而已,是中國的醬缸政治黑而且深,這個國家的歷史觀血腥而深穢。看到了沒有?這才是最生動的通識課,在缸裏的生物,糾纏而喧叫,在外面看的,才會讚賞:三號,唐唐,你終於敢震怒了,恭喜你,你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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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言書:致港澳辦王光亞主任〉—— 新特首的認受性危機:何以唐、梁令我們擔心?

明報
沈旭暉 2012-03-18

〈萬言書:致港澳辦王光亞主任〉—— 新特首的認受性危機:何以唐、梁令我們擔心?

王主任:

新一屆香港特首快將產生,據說中央已有態度,這時候寫這文章,無疑不識時務。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後輩,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對這次選舉的強烈不安。誰當特首,我原來並無感覺,自從月前確認唐先生不能勝任,曾對梁先生的出現充滿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現改變。但經過選戰,朋輩都憂慮無論哪個勝出,新政府都會出現致命的認受性危機。投票給誰、投什麼票,是選委的責任;與社會分享一些想法,卻是知識分子的最後責任。

「認受性」等於「民調」的偷換概念

你說這次選舉做不到「君子之爭」,道盡港人心聲。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認為,選舉亂局「屬於迎接普選的必須預演」、「反正無論誰出選都有認受性問題」、「建制派自我撕裂總好過被反對派撕裂」、「哪裏選舉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則認為「小圈子選舉就是這樣」、「利益集團操控的選舉自然醜陋」云云,潛台詞很簡單:選舉就是不君子的了,認命吧。真的嗎?不是的。我深信無論是小圈子選舉也好、普選也好,都不容易出現這次亂局;假如時光倒流,防微杜漸,今天唐、梁二人的認受性危機可以大幅減低,其他人日後若有機會參選,也不會面對相同危機。為什麼?

六大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

半年前,你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個條件,第三點是有「認受性」,我十分贊同。然而,在過去半年, 「認受性」這概念,卻被片面誤解為「民調支持度」,我相信這並非你的原意。就「認受性」的定義,綜合不同學者分析,既包括選舉制度和過程本身的認受,也包括不同階層對候選人的認受,內有多項基準,民調只是其一。「認受性」的概念,正是讓領袖低民望時也能管治:試問哪個政府可以長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稅)?前美國總統布殊低民望時,也有認受,因為產生他的制度有認受。但即使同樣由公眾認受有限的選舉委員會(所謂「小圈子」)選出來,董建華、曾蔭權當選時,認受性均遠勝今天的唐、梁,因為第一,他們的認受除了民調,還有其他;第二,這次建制兩營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選舉都有的「君子之爭」規範,令這屆選舉本身、及所有候選人的認受性大為下降,無論誰當選,都極難施政。這些被打破的規範,可分述六點如下:

( 1 ) 打破規範一: 選舉必須先對遊戲規則達成共識

這屆選舉以「擴大民主性」和「市民參與感」的口號開放建制派競爭,作為支持香港盡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開放競爭」的精神,必須肯定。但「開放」的背後,有兩個重點不為公眾注意:第一, 「小圈子選舉」(制度A)、由中央欽點二人再讓二人「比民望」的「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和「普選」(制度C),其實沒有層遞關係,而是三個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分別適合完全不同類型的候選人。第二,建制派的唐營、梁營,為了這次選舉,都部署了五至十年,卻沒有對選舉採用哪個制度產生完全的共識。唐營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長期告知,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時間部署制度A 遊戲;梁營則盡力把制度A 變成B,到了唐營確認中央認同了對手建議的制度B,距離選舉只有數月,重新部署已來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別會怎樣想?

唐營不挑選任志剛、黃仁龍的「被算計論」

唐英年等待欽點的態度,令人十分反感。但從另一角度看,為什麼唐營對他情有獨鍾?答案其實是規則問題:假如唐營五年前就知道這屆將使用「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自然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B 最有優勢的同路人任志剛,他不會害怕在制度B 競爭;假如五年前獲悉採用普選(制度C),則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C最有優勢的黃仁龍,他也不會害怕在制度C 競爭。「唐營」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來、乃至數個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們相信的被誤導)在2012 年,還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 毫無優勢的唐英年,卻是制度A 最強勢的一人。於是,唐營認為破壞共識的,是偷偷單方面修改遊戲規則、製造既成事實、搞「突然襲擊」的對方。

第一屆特首選舉做到「君子之爭」,因為四名建制候選人都採用同一制度,當時楊鐵樑的民望其實高於董建華,但沒有以此變成「反董」公投,因為這是各方的君子協定。社會喜見梁振英挑戰欽點,而不明白這也是欽點的一部分,但過了數月,唐營、乃至泛民愈來愈相信,制度B 是梁營度身訂做的──他們的論據包括,當梁振英要加入選戰時,強調的是「反欽點」、「民主化」,以爭取社會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時,卻強調「已欽點」、「別亂來」;若說這是民主進步,論民主化政綱,以「民主化」為名改變制度A 的梁營,比起唐卻毫不進步、乃至略有保留;梁營支持者在過去十年來如此重視「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營自信只要規則一早獲悉,在制度A、B、C 都無懼,因而認定被「暗算」,不是輸在實力,而是輸在臨場被改規則,更難像一般輸家「願選服輸」,深信這不是公平的一仗。

但在梁營看來,制度B 是他們努力爭取後獲中央首肯的,只是對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換下唐英年,責任不在己方;對手不智地提出「撤資論」,更是輸打贏要的不君子行為,這是「陽謀」,不是「陰謀」。坦白說,若我是梁先生,也許也會這樣操作,因為這是廣義梁營的最大機會。但無論誰是誰非,社會何辜?假如有一場球賽,雙方連對賽規則也沒有共識,打架完場是必然的下場。現在結果正是無論誰勝出,落敗一方都認為對手「勝之不武」,不可能服氣。這教人想起2000 年美國總統大選,戈爾得到多數人支持、勝出的卻是布殊,民主黨也全體服輸,就是因為制度有毫無爭議的認受性。我們這次呢?恰好相反。

( 2 ) 打破規範二: 必須點名譴責非法手段獲取黑材料

在這次選舉,說的是「比政綱」,但政綱無人理會,而且二人政綱幾乎完全一樣,現在的民望差異,主要是靠對手犯錯的「負面認同」。當然,選舉從來充滿負面活動,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擊也好,不必少見多怪。但在外國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線,目的正是確保當選人的認受性。不容許打擊對手的黑材料來自任何非法行為,可謂是最底的底線。越過了,無論誰人當選,整個制度都是輸家,勝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認受。

數月來,令我們憂慮的不是那些醜聞本身,而是揭發醜聞的方式。有評論說,問心無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選人的私人電郵被公開,成為報章頭條,當事人時任特區政府二把手,那樣的保護,還能讓私人電郵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為,坊間相信涉及黑客,應是合理推論。如此行為明顯違法,但社會毫無回應、還繼續聚焦電郵內容,候選人還以上述電郵的關鍵內容「沙發」,在直播辯論公開質詢對手,這足以製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選人揭露閉門會議資訊,就算不一定有法律責任,則屬灰色地帶的「灰色恐怖」,令參與不少政府委員會的人(例如筆者)不安,日後開會再不敢暢所欲言,除非有證據證明事涉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其破壞政治倫理令人遺憾。

至於各方分別同時披露的西九陳年密檔,以及高官收受禮物清單,都甚具針對性,打擊對象除了候選人,尚包括黃仁龍等具威信官員,此等信息愈是瑣碎、愈是觸及媒體不可能接觸的政府深處,介乎各式恐怖之間。再如「江湖拉票飯局」實情在警方調查公布前,各營均不應妄斷,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選人黑材料、並因此被其中一方主動接觸的說法,已被這陣營中人公開承認,這已製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從來不是這樣的。社會流傳的恐懼,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不容非法手段原則應高於勝敗

無論這些行為與候選人本身有沒有關係、詳情是否為其所盡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擺或協作,維持選舉認受性的應有做法,是所有候選人在這些挑戰規範的行為發生後,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體譴責,以示還有原則高於勝敗。執法機關或相關編制無論有沒有人投訴,也應主動調查,因為表面證據是這樣充分。

試想若《紐約時報》刊出麥凱恩的私人電郵,相信對手奧巴馬必會第一時間走出來,點名聲討這報紙,而不會嘲笑麥凱恩老而性無能;若奧巴馬透露麥凱恩的密室談話,若無證據,自己已選不下去。遺憾的是,兩名候選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爭」宣示,既沒有勇氣指證非法活動的細節,也沒有膽量對涉及相關行為的支持者(或媒體)具體譴責,與回應己方醜聞、哪怕只是學生聲明的極速,大相逕庭。

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譴責」我的「激進」員工時,我也嘗試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對方,只是道行不及兩名候選人多而已。結果,兩名候選人愈說「君子之爭」,公眾愈是犬儒,認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會令其認受危機惡化。人無信不立,日後誰相信政府?

(3)打破規範三:競選團隊的「官方支持者」需由候選人問責

這次選舉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不少最活躍的兩營代表性人物,均不屬「狹義競選辦」,只是二人「支持者」;他們的爭議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時與候選人切割,無異輸打贏要。二人都曾辯解:我那麼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麼多?但這樣回應,似是混淆視聽。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競選辦沒有職司,但承擔了代表候選人的「官方」行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選人問責。何謂「競選辦外的官方行為」,不能有具體定義,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辯論,只能按常識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這次不少雙方的「競選辦外支持者」都積極為候選人向選委索取提名表,這就涉及了競選正式程序,無論是否在辦公室掛名,這些人已代表候選人無疑;若候選人不認可上述關係,則必須在發現「被代表」時,第一時間嚴正澄清,否則無異於確認關係。這樣的道德要求,不為過吧!又如不少與雙方候選人有多年僱傭關係的「競選辦外支持者」,對被稱為「頭馬∕家臣」直認不諱,從無澄清這種「馬∕臣」關係沒有延伸到競選,則他們的行為,也應向候選人問責。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為,誰不是君子?

確認了上述原則,就能發現兩營都嚴重缺乏問責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鑽空子。例如唐營因為己方充滿「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無中生有地製造對手與其競選辦副主任的「緋聞」,令這候選人說別人抹黑自己的緋聞時,顯得格外虛偽。梁營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從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對手醜聞被媒體報道前,已喜形於色,與朋友分享;有的公開承認從江湖朋友蒐集黑材料,態度與候選人表白的「君子之爭」背道而馳;有的在第三者考慮參選時,背後千方百計將他勸退;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為,同樣令這候選人顯得虛偽。我曾問其競選辦,個別支持者是否參與其競選活動,他們強調絕不,但就在同一夜,競選辦的人和這位支持者,就一起在馬會為候選人向資深傳媒人吹風。既是這樣,兩辦何不開誠佈公?

誰都知道,支持者的行為,不代表候選人,但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為越過道德規範時,候選人也沒有責任。例如在本屆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保羅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種族歧視的廣告,攻擊對手洪博培的華裔養女,飽受批評,保羅也許事先真的不知情, 也公開批評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開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關行為。否則先例一開,所有負面競選都會無人認頭,而且永遠沒有人要負責任——也就是現在香港那樣。

這樣說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個值得憂慮的現實問題:假如所有候選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為「競選辦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為「外判」, 「狹義競選辦」自然只須處理陽光行為,日後的選舉,就肯定充滿「君子」了,但這是否「君子之爭」?學會了這套操作,領袖哪裏還有可能犯錯?假如競選期間的問責不落實,當選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負責的「政府支持者」,處理其他事務——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府支持者」維持局面。市民對政府的認受,包括相信它的陽光,但一旦新特首當選後,發生與其「支持者」相關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無論真相如何,民眾先入為主,容易認定政府難辭其咎,個別事件就容易變成政府的認受性危機——這也是近十年俄羅斯政府的危機。這是否我們民主化應走的路?

(4)打破規範四:內部矛盾不能為民調變成「敵我矛盾」

選戰風雲自然要有競爭,有競爭自然會對立。但通過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在民主選舉依然有其底線,因為「二元對立」與「社會和諧」,本身就是互相衝突的。假如有競選團隊不斷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或同情,其實也是不斷削弱其未來的管治認受性,因為選民相信這通過「矛盾論」上台的人,不會有團結社會的誠意。在第三世界,選舉常變成族群對立,無論候選人質素如何,只要選民屬於某族,就會被標籤,這是內地學者批評民主化時最常舉的案例,並一直說中國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線在哪裏?我想,在於是否以「敵我矛盾論」操控「標籤政治」。

當兩營等同「黑五類」、「新黑五類」,誰敢批評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沒有投票權的我們,若被指支持A 或B,有什麼所謂?但當「唐營」、「梁營」分別成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連整個社會也不會邁向「大和諧」,卻邁向「大撕裂」。操作是這樣的:首先,梁營作為挑戰者,把唐英年及唐營的形象簡單臉譜化,代表「地產黨」、「官商勾結者及既得利益集團」、「曾蔭權腐敗路線」、「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反對派」、「反民主的欽點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當事人則不斷強調自己的「弱小」和支持者的「勇敢」,以示「唱紅打黑」;由於支持梁被演繹為等同「打倒黑五類」、「批鬥地產黨」,民調就變成「反黑五類」的「變相公投」(諷刺的是根據政綱,梁營在「反黑五類」內容上,與對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驚)。當唐營終於掌握二元對立的遊戲後,雖然為時已晚,卻還是令梁振英及梁營的形象同樣臉譜化,代表了特務、黑金、地下組織、打手和輸家這「新黑五類」,當事人則強調自己的「清純」和支持者的「可愛」,作為「Anyone But CY(ABC)」的基礎(諷刺的是唐營也絕對不乏「新黑五類」)。昔日建制與泛民的競爭,何曾有這樣的敵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雙方支持者眼中,無視社會其實對二人都不滿的事實, 刻意把社會弄成「非唐即梁」。由於唐已被「鬥倒鬥臭」,就沒有人敢對梁稍作批評,因為批評梁縱然可有一萬個原因,但在梁營眼中只有一個,就是「唐營X 隊」、就是「黑五類」。唐營後期操作亦一模一樣,不贅。這樣下來,一切都是動機論、陰謀論、敵我矛盾、階級鬥爭,恍如回到文革,社會怎會和諧?而且這「運動」已接近失控,雙方為了證明候選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壟斷相關形象,例如任何同樣批評地產霸權的人,甚至是傳統愛國人士,只要稍批梁,也會被標籤為「唐B」、「李嘉誠收買」,因為社會存在「既不滿地產霸權、又不滿梁振英」的人,是劇本不容許的。反之亦然,最荒誕的是批評《港大學生會批梁聲明》的港大學生會,也有人看作「梁B」。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候選人默許, 「鬥爭」怎可能有這樣發展?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雙方那些負責死扣「黑五類」和「新黑五類」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洋灑灑數萬字,鐵證如山,卻沒有受過候選人一句公開批評,若說候選人不希望從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對刻意挑起敵我矛盾的政府,如何認受?這手法,是否真正的愛國者所為,是否與胡主席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兩營都依靠悍將爭取某種支持,卻又說什麼「君子之爭」爭取公眾,這不是君子的行為不打緊,但為了勝利,而讓社會矛盾處處,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值得嗎?

(5)打破規範五: 「欽點候選人」須在「認受性」各個範疇都合格

雖然你沒有為候選人的「個人認受性」提出定義,但我想,在以上談及的選舉制度認受以外,特首的個人認受包括以下條件,應沒有太大爭議:

第一,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碼不能讓不能入閘的人隨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閘那刻的民調表現,足以讓他在任何初選出局。

第二,因應社會道德標準,觸犯禁忌會降低認受性。香港自由開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產品」,對部分港人而言也難以接受。

第三,假如這是宗教地區,候選人需要負責社會穩定的宗教認受。在香港,候選人則需要穩定社會的公務員團隊基本認受,這是不能反映在民調的。梁振英這方面的認受被強烈質疑,而且隨着選戰,進一步惡化。

第四,通過爭取精英圈子支持穩定社會,是選舉委員會的原意。若有候選人始終不能得到為數不少的選委的真心認受,只憑民調上台,在當選後遇上危機,也難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幫助,這是梁振英面對的困局。

第五,候選人所屬政黨或團體,是其認受性的組成部分,因為這提供了可參考的往績。在這方面,其中一方的個別長期合作伙伴,特別缺乏社會認受;另一方的團隊有強烈現政府色彩,而現政府的民望卻接近破產,均不理想。

只有民調支持的認受性,比「綜合型認受」政府危險

同時在上述各範疇表現合格的建制派領袖,其實頗不乏人,他們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認受性的範疇,均有硬傷。而且你定下的條件「認受性」應是長年累月累積的,民調則可以極速變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時取得高民調的人,斷不敢立刻說自己得到高認受,直到這民望經過沒有附設前提的長期考驗,否則屬誤導公眾——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憑形象參選,短期內民望極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學校長多年來有社會認受,但若選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調;劉德華的民調支持可能很高,卻不代表擔任特首容易有社會認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經歷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來持續民望偏低,在社會有其認受危機,9 個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現在則飈升至45%,這努力,自然必須肯定,也極度值得欣賞,特別是與唐英年的慵懶相比,後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認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調是唯一憑藉,未來的梁振英政府又會怎樣?誰當選都會面對民望下滑,但這對梁振英的影響最大,因為他的最大認受性就是(有預設前提的)民調,但打了這場選戰,卻進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務員的認受,也缺乏市民9 個月前長年累月的認受,一旦民調數字下跌,卻難以像董建華、曾蔭權、乃至唐英年那樣,獲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務員支持,或獲得民眾基於長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單一的、讓其民調大幅下挫的醜聞或失政出現,新政府就沒有其他支撐。屆時怎麼辦?有王道、非霸道的解決辦法麼?我很擔心,因為我想不到。

(6)打破規範六:「最終候選人」必須核實其「入閘認受性」

中央重視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準,極其重要。在民主選舉,終極候選人必然是已獲基本認受的人,因為他們經過民主初選產生。但在目前的選舉,一方面強調特首要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產生這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過程,卻無絲毫公眾參與的餘地,例如毫無競選工程的葉劉淑儀,宣布參選的民望,就與競選經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卻連閘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導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實的理由是中央欽點了唐、梁,對此連不能入閘的葉劉淑儀、曾鈺成,都承認。這容易出現一個情况,就是無論現在二人的相對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彌補的先天認受問題。對此隱瞞而說「民調能代表大多數港人」,並不道德。

曾蔭權當選時,宣傳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這自然與他的種種失政有關,但根本問題是那個「70%」的起步數字,只是由二選一、而對手不可能當選的情况下造出來的,不能自欺欺人,說曾蔭權眾望所歸。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選戰表現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過另一對手不濟、和又一名不可能當選的人襯托出來,然而他入選這個「初選」過程,卻是市民無可選擇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確,乃至認為有不少「五毛黨」,我討厭這樣的論調,這並不科學,對當事人的努力並不公平。但我們必須有辦法驗證這個45% 是否「真民望」,還是「曾蔭權式70%」,才能讓中央放心。可以怎辦?

鍾庭耀民調的盲點:當「五區公投」當選人有「67-92%支持」……

回答這問題前,我們不妨先重溫年前的「五區公投」事件。當時五名當選議員在沒有真正競爭下,數字上,一律有67-92%的選票,但自然這不代表他們在社會有67-92%的支持。社會相信「五區公投」認受性低,因為當時的投票率低,這關鍵,中聯辦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長說(現在是司長了),那是一個「漏洞」,應該「堵塞」,若如是,現在我們面對的漏洞不是更大?那麼我們如何通過民調,真的知道特首選舉的認受性?須知道無論多少人受訪,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選。然而,有一些control variables,卻是可以考慮加入的。

香港大學鍾庭耀博士在選舉前夕將進行「323」民調,相信目前選「梁振英」的相對較多,至於打算選「白票」的人,大多數根本不會參加民調,正如不滿五區公投的人,不會專門走進票站投白票一樣。但假如在這問題前,先問第一題: 「三位候選人當中,你認為有沒有任何理想特首選擇?」恐怕答「沒有」的,不一定比「有」少,這正正表達了「白票」的意思。當答「有」的遠超於「沒有」,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選人,才相對有「真民望」(儘管與全民普選的結果依然大不同)。這其實並不困難,這問題若在內地發問,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肯定輕易過關。這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贅,若沒有類似control variables,323 民調是毫無意義的,正如「五區公投」當選人的92% 「支持」是毫無意義的。第一屆特首選舉也有民調,當時候選人比較誠實,沒有說是「代表幾百萬香港人支持」;若這樣的說法也被中央認可,其實就代表這制度可變相取代普選了。那香港人怎會相信下任特首有誠意解決普選問題?

結語:由認受性危機展開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點不祥憂慮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認受危機,也難免對中央威信有所影響。然而,從以上分析可見,這些危機絕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時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或未來普選,只要及早規範,當選人都不會像今天兩位那樣百孔千瘡。這次選戰大量破壞規範,導致其出現的建制兩營固然責無旁貸;另一位候選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達泛民聲音、又不能為市民指出問題,同樣令人失望。請不要相信危言聳聽的小報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選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會出現新特首。但對香港、對國家,這必須是唯一的選擇麼?若有人故意設局讓中央難堪,自屬不該,但假如真的無可選擇,難道不選擇也是罪人?

基於上述認受危機,新政府產生後,以下後遺症恐怕會陸續出現。關於唐英年當選的危機,社會耳熟能詳,基本上延續現在曾蔭權面對的危機、再惡化就是,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複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梁振英當選後,基於上述認受性危機,也可能產生十三點深遠的後遺症。我對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滿期望,但不得不分享這些不安,但願都是我的過慮:

1 ?一位以短期民調數字凌駕其他認受性當選的新特首,管治基礎其實比上兩任特首當選時更弱,民調數字下滑時,會缺乏代表精英階層的選委、公務員和市民支持,剛才已談及。落敗一方對此自然明白,就是表面接受失敗,怎會不暗中「繼續努力」?因為只需一宗打落民調的醜聞,就足以致命。

2 ?落敗一方認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規則取巧的「詭計」成分,政府作為利益集團仲裁者的身分,將先天不獲信任,明爭暗鬥更烈。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團唯有進一步和內地集團互動,進一步捲入內地局勢,一切更複雜。

3 ?新政府靠「民調取代認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範疇的認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調主導,乃至愈見民粹傾向。香港正面臨民主化關鍵階段,回顧國際案例,在過渡期若失控,民主化實驗往往讓劣質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滿民粹氣氛,再配合有認受危機的政府,令人擔心核心價值不能回頭。

4 ?一旦民粹主導施政,政府必須有其嫡系群眾,必然出現的後果,是有實力的建制團體,將被徵收成員作為政府群眾部隊,是為依靠個人魅力的「普京式團體」的雛形。這樣一來,舊政黨的內部上升階梯會被改變,「政府團」與「建制黨」的矛盾將逐步浮現,問題不比政黨政治少。

5 ?要民調長期維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難免包括強勢主導輿論,或像新加坡那樣,以法律手段處理反對言論;以法家的「法、術、勢」治港,也可壓過在其他範疇缺乏認受的事實。港人極重視法治,但「法治」與「法家治港」只是一線之差,若「核心價值」只是後者,香港風氣會為之一變。

6 ?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務員認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績說服之,或邀請具相關認受的人擔任政務司司長。但假如不奏效,施政步步維艱,唯一辦法只有通過「非王道」,慢慢切換精英、政府圈子的關鍵位置。我認為整頓是需要的,但希望整頓由被整頓者充分認受的領袖帶領,否則必然出現新取代舊、白取代黑的二元對立。

7 ?個別新政府支持者長期主張敵我鬥爭,認為執政須由狹義的「愛國者」進行。若這路線為新政府採納,社會必會出現對前朝、「港英餘孽」的整肅;若不為採納,這力量也會鬥爭尚在位置的「敵人」, 「以竟未完之功」。說這是「香港文革」或屬誇大,但更多的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似無疑問。

8 ?假如選戰被破壞的規範不能在短期內被匡正,它們會變成香港政治的常態。由於候選人都沒有具體批評選舉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為、和推行敵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將先天沒有「不在背後參與暗黑行為」的認受。當這類事情出現,社會難免先入為主,認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發生什麼事,民眾都會犬儒地想:至於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9 ?當「競選辦」和「支持者」、君子與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許,餘此類推,日後「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為」會再也沒有制約。此路一開, 「地下政府」不難出現,就是不出現,民眾也杯弓蛇影。

10 ?政黨得到啓發,其支持者也將不斷成立可切割的新組織,負責不君子行為,自己則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執行這模式的初階。

11 ?面對懂得操作的對手,泛民的民生議題將被掏空,被邊緣化指日可待,澳門反對派的際遇即為殷鑑。優勝劣汰,原屬正常,泛民也是時候食夠老本,但若一併被淘汰的包括他們堅持的言論自由等香港核心價值,到了選民明白,或已不能回頭。

12 ?在「舊社會」擔任核心價值捍衛者的學者、律師,隨着民粹主義興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眾形象只會愈來愈差,成為「訟棍」、「學棍」,逐步在專業劃地為牢。

13 ?當上述各點逐一出現,參與社會的人會開始人人自危,即如寫這類文章,也不知有何後果。幾位近日撰文的朋友,無論是批評唐、梁,都說有很多「信息」傳來壓力,經歷前所未有。慢慢下來,自我審查就會出現,面對政治險惡,有心人都會卻步。那時的香港,對國家還有什麼價值?

再說一遍,但願一切都是過慮。我不喜歡政治,曾有這三個陣營的朋友邀請參加不同界別的選委選舉,我都不希望摻和,此刻更無他意。我深知這類長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歷史轉折,應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諾不評論本土事務,這次選戰是例外,因為目睹種種對所有規範的挑戰,令人神傷,如此無力,更教人知所進退。新特首就職後,我會離開公共空間一段時間,回到純粹國際關係研究的崗位,可能會在新的學術環境工作,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一職將交卸下來,目前十多份報章、雜誌、電台專欄會停寫絕大部分,直到對人生有清晰反思為止。王主任,但願日後的香港,還是你我珍愛的香港。

沈旭暉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中央政策組前非全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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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17, 2012

串和牛 B

2012年03月17日

中國民間流行說「牛 B」,廣東話就是「串」。
正確的字眼是「串」,不是「寸」。「串」是如何來的?典出自六十年代大陸紅衞兵的「串連」。那時不用讀書,紅衞兵打個揹包,成群結隊擠火車全國跑,暴力打砸「資產階級份子」,抄家燒文物。
後來,廣東的前紅衞兵偷渡來殖民地香港搶銀行,外號都叫「大圈仔」,他們把「串」這個字帶來香港,跟香港的社團黑幫,中港「融合」了,於是「串」就在七十年代初開始才在香港出現。
在此之前,香港的粵語片也有流氓,但沒有「串」這個字,只叫「沙塵白霍」、「招積」。香港華文傳媒把「串」字誤作「寸」來亂寫,香港是文盲地區,不足為奇。
中國是不許亂牛 B的。首先要有「幾十個億」的身家,然後要有強大的後台,橫行北京,網絡還直達上海,打一個電話,直通這個軍委,那個辦公室,像最近倒霉的那位,公開告訴記者,他敢剿黑,是因為行動由「中央政法委協調」,這句話,香港的記者不會聽,大陸人眼利耳尖,一聽就大驚失色,真牛 B啊。
你牛 B,可對家也不是好欺的。豎着一根指頭,他環掃全場,表情肅殺,一字一頓:要警惕文革重演,這句話也一個字一張森森然的刀。
中國歷史上不乏牛 B的人物。清中的肅順,就是一個。咸豐皇帝早死,肅順是顧命大臣,看不起年輕的慈禧,更不把皇叔恭親王放在眼裏。咸豐駕崩熱河,肅順主持喪禮,把皇柩從避暑山莊,浩浩蕩蕩,領回京師,準備一到紫禁城就政變,把慈禧殺掉,恭親王關起來。哪知道平時弱質的慈禧先下手為強,與恭親王聯了手,在半路上的密雲部署重兵,等到牛 B的肅順大搖大擺經過,一舉擒拿。
牛 B的人,性格分明,本來甚好,只是十之有九,有勇無謀,而且掌聲一捧,馬上昏酡酡。一將功成萬 B枯,越是有實力,越是要裝傻,只是這般常識幾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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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6, 2012

鬼仔踢人事件

2012年03月16日

英基學生與華人小童踢球,據說發生肢體衝撞,華方「有人報稱」被踢中面孔,幾顆牙齒出現鬆動現象。消息傳來,少數中華兒女即時義憤填膺,對英方憤怒聲討。
鬼仔涉嫌球場動粗,於此中國人民感情特別豐富而脆弱的二十一世紀,確實會令平時盛愚失憶之許多同胞突然記憶駁練,聯想到十九世紀英軍尖沙咀村毆斃農民林維喜、鴉片戰爭割讓香港、一八六○年火燒圓明園,以及一九六七年紅五月「港英」鎮壓愛國同胞等種種罪行,並產生受到帝國主義欺凌的「烏有之鄉」式憤慨,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踢足球時有肢體衝撞,引起一定程度的暴力,這正是人家「西方文化」之一種。何況鬼仔涉嫌(我是指「涉嫌」,不要給我律師信呀)球場打人,受害人只一名,比起中國北大教授兼孔教後人指「香港人是狗」的語言暴力,「打擊面」少許多,「力度」也有限。鬼仔踢波,誤傷人時時有,孔教授的語言暴力「文化」,既然應該「包容」,球場上一點點衝撞文化,他踢你兩腳,他更不應該受歧視,多一點包容心,這個世界,不是更美好嗎?
何況白人學生球場踢人,是不是有意的欺侮中國人民呢?不錯,不踢鬼仔,只踢中華兒女,以中國文化思維來判斷,他的居心,可能比登廣告聲討黑金政治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長更叵測;他的動機,比曾蔭權乘坐私人飛機去布吉更不可告人,但是「西方先進國家」司法定罪,除非該鬼仔踢人時同時踐踏一面中國國旗,行兇之後,又憤燒一幅李小龍肖像,否則單憑球場踢的一腳,與北京領導人跟你握的一手,不太一樣,似乎不足以論定其罪惡。
何況鬼仔在球場傷人,也不是傲慢地專挑亞洲人來開刀。前首相白高敦,瞎了一隻眼睛,就是在大學時代玩欖球,肢體衝撞,一隻眼睛視網膜脫落,造成永久失明。「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白高敦當了首相,手上有軍隊、有監獄、有 MI6特務,也沒聽他一聲令下,把許多年前弄瞎了他一隻眼的那個學生抓起來,凌遲處死,其一家人,送去北愛爾蘭勞改。
什麼?白高敦沒有報復,只能證明他不是君子,而是一名小人?好了,你愛國,我崇洋,我認輸,饒命,大佬,千祈不要寫信去平機會、明光社、報評會、城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蘋果老闆肥佬黎投訴我呀,求吓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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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15, 2012

菜牌文化

2012年03月15日

大陸整肅中國菜牌的英譯,力求「統一」。

一旦「統一」,「文化多元」就沒有得「包容」了。譬如多年為國際人士津津樂道的 Chicken Without Sex,春雞。

粵語的「春」,意義很深奧。「春雞」是沒有交配過的處女雞,單一個「春」字,又指男性生殖器。但是,「雞春」又不指公雞的生殖器,而是「雞蛋」。

以前遇到一個學粵語的外籍人士,我告訴他粵語的「一春多義」,還要加上「叫春」,就是「發姣」。他頭昏腦脹。我說:一年四季,只「春」就那麼多變化,還有夏秋冬呢。

中英的翻譯,是不可能的,詞彙的意思容易譯,譬如「桌子」是 Table,「椅子」是 Chair,沒有問題;但是兩種語文的邏輯沒得譯,尤其是當其中一方的文化傳統,邏輯訓練特別薄弱。

譬如「春雞」,把中譯定為 Chicken Without Sex的那個廣東人,腦子灌的水,就特別多。 Chicken Without Sex固可以是「處女雞」,也可以是「曾經有性經驗但戒除了性愛多時」的雞,那麼這隻雞,請問差不多先生,是哪一種呢?

不要忘記全世界最受歡迎的 Dry Fuck Beef River,乾炒牛河唷。往牛河加點潤滑劑, Lubricant,就不 Dry了。

因為香港的食肆,老闆太懶惰,又要節約成本,把菜牌的中譯「外判」( Outsource)到深圳,讓深圳學貫中西的中國知識份子人民幣三十元譯一百道菜,於是得到 Fans(粉絲)和 Albert Yip(牛柏葉)的結果,活該之至。

香港這邊的中文植字,由於香港八十後多文盲,時時打錯,像「鹹肉糉」,植成「鹹肉傻」,深圳那邊,搬字照譯,回來的作品,變成 Salted Meat Idiot。

這道菜,嚴格來說,名字沒譯錯,只是貨不對辦而已。當場抽出一張刀,把酒家的老闆,當場宰掉,參考非洲部落的食人族文化,把他的肉醃製成佳餚,照樣上桌,不就是一盤現炒色香味的 Salted Meat Idiot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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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14, 2012

有關公,沒有公關

2012年03月14日

香港不是一個出政治家的地方,因為香港沒有智庫。智庫,英文叫Think-tank,當然,又是現代西方的發明,香港許多中環人,喜歡自我製造活在「國際大都會」的幻覺,近年掛在嘴邊,左一個「智囊」,右一句Think-tank,然後又是「公關」,以為香港是倫敦和紐約。


當他們看見特首或特首候選人的表現拙劣不濟,就會大呼小叫:嘩,他難道沒有智囊?是哪個公關教的?幼稚園水準的特區中環政治,實在令人發笑。這等喜歡充「國際」,又「未見過大蛇屙尿」的無知,構成特區十五年管治之慘敗,未來一百年,還會繼續下去。首先,什麼叫智庫?不是一伙有錢人打本,在中環租一個六千呎的辦公室,僱用一兩個「研究員」搜集「數據」,然後化為幾句陳腔濫調的Sound-bite,由他們的老闆向市民宣示。電影《鐵娘子》,把戴卓爾夫人奮鬥的經過濃縮為一齣《阿信的故事》一樣的師奶戲。戴夫人如何上位,許多重大的章節遺漏了,但不要緊,戲是拍給大眾看的。「戴卓爾夫人」(Mrs Thatcher)是如何鑄造成「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前者是一個人物,後者是一套理論。戴夫人在牛津讀化學,然後唸法律,她不是經濟專家,也不是社會學者,為何成為扭轉乾坤的政治家?這就說來話長了,要從十萬八千里之外的一個表面不相干人說起。

一九四五年,歐戰結束,英國大選,邱吉爾落敗,工黨的艾德禮上台。工黨推行社會福利,此時,英國有幾個知識分子,深怕英國走上國家調控的社會主義之路,會像東歐一樣,經濟市場自由最先一點點失去,最後會連人權自由也丟掉。有一個叫費雪的小生意人,在這一年,從美國的《讀者文摘》的專欄,讀到海耶克的新著《通向奴役之路》,大為讚賞。他打聽到海耶克正在倫敦政經學院(LSE)教書,於是慕名求訪,費雪告訴海耶克:現在英國正處生死存亡之秋,政府什麼都講中央計劃,與蘇聯史達林臭味相投,這樣下去,國家完了。你的理論很好,我想救國家,有什麼可以做?


海耶克抽着煙斗,想一想,告訴費雪:「大戰結束了,百廢待興,未來的英國政治,與戰前不一樣了,將來,影響國家大眾的,不再是強人邱吉爾那樣的領袖,也不是政黨,而是知識專家由科學的角度看問題。」這就是西方現代社會「智庫」的由來,誕生在海耶克的辦公室。費雪出錢,糾集了幾個經濟學者,一兩個思想右翼、視共黨為威脅的退伍軍人,共襄大舉。費雪不是學者,他錢不夠,穿梭英美,發現美國農場養雞,用電力來孵蛋,一下子把生產力大為提高,他把美國的電力雞場搬回英國,經營雞禽生意,馬上發大財,令他更相信:資本主義的發達,不靠政府,靠創意與個人意志自由。有了錢就有搞作,十年後,費雪成立了英美第一個現代智庫「經濟事務學會」(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奉海耶克為宗師。此時,艾德禮政府已經建立了鞏固的公共醫療、公屋、綜援老人金等福利制度,工會在工黨政府卵翼下,開始壯大。費雪的這個智庫,心焦如焚,在各地舉辦論壇集會,強烈聲討。英國的主流輿論,視之如一群激進的瘋子。

但隨後工會不斷膨脹,以後的麥美倫、威爾遜、希斯相繼上台,早已無力收服。工會領袖可以直闖唐寧街,指導首相如何施政,不答應,就說「政府不尋求共識」,訴諸罷工。一九七五年,希斯倒台,原保守黨內閣的一名右翼政客約瑟夫(Keith Joseph),對希斯的無能深感不滿,經濟學會的幾個核心人物,包括費雪,卻又是約瑟夫的朋友。約瑟夫靈機一觸,要挽救保守黨,希斯一幫人全都要換掉,黨必須換血,政策向右轉,重新確立市場自由,以自由市場經濟,摧毀蘇聯早已派人滲透的英國工會。但要重新奪政,要有新面孔。約瑟夫本來可以問鼎反對黨黨魁之職,他左看右看,看中了年壯有為、同樣信奉自食其力的戴卓爾夫人,決定把這個女人扶上位。此時戴卓爾夫人並無自己的一套真正的政治信仰,經濟思想也沒有約瑟夫等人之右傾。如何對付工會,她一時也沒有主意,但出選首相,創造歷史,她絕對有興趣。約瑟夫把經濟學會這個智庫,交給戴夫人。智庫的人,與戴夫人一拍即合。戴夫人一九七五年當選為在野的保守黨領袖,把智庫的人接收過來。此時,剛從美國民主黨幫工回來的彭定康,加入了保守黨原有的研究部(Conservative Party Research Department),但戴夫人認為研究部多年以來並無建樹,遂另起爐灶,成立了新的保守黨政策組。


同是保守黨,彭定康一直不屬戴卓爾夫人的嫡系,甚至是保守黨內的左翼,最後在戴夫人當權後被調任處理人頭稅,把他往火坑裡推,面和心不和,戴夫人一九九○年黨內政變,彭定康倒戈反戴卓爾,這就是歷史淵源的另話了。戴卓爾在野四年,除了演說、競選,她的智庫有全英國、也是大西洋兩岸第一流的市場經濟學者,公開內把工會、外將蘇聯定為大敵。海耶克和右翼經濟學家,本來是一股邊緣勢力,源遠流長,水滴成川,最後得以借殼於戴卓爾夫人上市執政,展開一場革命。今天特首「選舉」的一名候選人,倒也是躊躇滿志。不錯,像一九七八年的英國工會,香港的地產霸權,也要對付的。但香港不是英國,香港地方小,並無理論專才,不論你如何口講Change,「變」不出當年戴卓爾夫人變成戴卓爾主義的那套路數。

戴卓爾夫人敢向工會宣戰,說得出,無論有幾多陣痛,血戰到底。請問,盛產投機分子、醒目香港仔的「中環」,出得了這種氣勢的人物嗎?我不相信。何況頂頭還有共產黨。戴卓爾夫人當年出山執政,是民選的。她說:「藥很苦,但對國家需要這帖藥。」這句對白,在電影裡有,但戴卓爾夫人的精神內涵,戲的編導不會跟你講。即使講了,買票看戲的八十後觀眾,也不明白。香港有許多喜歡模仿白人的西方:智庫、Spin-doctor、Change、形象、金句,英美新興的政治詞彙,香港的傳媒、官員、學者,像鸚鵡一樣,很快上口,但中國的香港,無論如何充「國際」,畢竟是秦始皇家天下基因的中國。如果這個民族能成功,一百年前早就成功了,不必在醬缸裡互相噬咬到今日。在一個反智的世代,可能有智囊,在阿公話事的社會,只有管轄黑白道的關公,並無公關。在無限亢奮的時刻,記住,要照一照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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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了的人

2012年03月14日

六十年代初,英國工黨是在野黨,那時的工黨領袖,名叫紀司寇( Hugh Gaitskell)。

紀司寇在戰時服務於邱吉爾的戰爭內閣,打完仗,邱吉爾敗選,工黨艾德禮上台,任命紀司寇為財相。
戰後百廢待興,國家沒有錢,哪知道蘇中又挑起韓戰,英國又要支出軍費,派兵到朝鮮半島。國內又要建立醫療保健制度,因為納粹炸爛了大城市,房屋重建,負擔沉重,許多陣亡的士兵,家屬要政府救助,紀司寇增加利得稅,向貴族和富人開刀,在經濟最艱困的時候,他為國家財政把穩了舵。

但紀司寇的運氣不好。一九六三年,他忽然暴斃,得的是一種怪病。傳聞是前蘇聯特工下藥毒殺,為了扶植威爾遜上位,因為威爾遜曾主理英蘇貿易,在莫斯科住過一年,傳聞那時 KGB捉住了威爾遜一些痛處,他當了首相,就變成蘇聯的代理人。

如此流言,從無證實,但紀司寇暴斃,後世史學家覺得他為人穩重、君子,是危機時的理想領袖,但多可惜,他與國家沒有緣份,因此,紀司寇被尊為「我們從沒擁有過的最佳首相」( The best Prime Minister we never had)。

香港特首「選」戰,血肉模糊,許多人看了搖頭,少數人旁觀當笑話,連中方也心裏明白:香港沒有「人才」。

誰做得了特首?現在已經這副德性,十年之後,更無以為繼,因為如果有「人才」,這十五年提拔的什麼副局長、政治助理,總會有幾個冒升出頭,但一個也扶不上來,香港這個地方,完了。

但如果要選一個失諸交臂、從來沒有過的稱職特首,提名鄧蓮如,沒有什麼人反對。

鄧蓮如聰明機智,八面玲瓏,談吐修養,有國際修養。與共產黨打交道,面子和利益,兩相兼顧,這個舊上海出身、美國留學、英國貴族風采的高等華人女子,是有辦法的。

但中共天性多疑,看見英國人推薦,不予接納,以為英國人想靠害。鄧蓮如看得開,及早引退,飄然遠去,退休之後,住倫敦的老房子,不是住深圳福田。

單這一點見識,鄧小姐把許多中環的男人比下去,足以是 The best Chief Executive Hong Kong never had,她與香港有緣沒份,今日,看看這副亂七八糟狀,香港沒有她,不是她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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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13, 2012

投訴信

2012年03月13日

印度人褚簡寧打電話來說,最近他在專欄,說為了逃避瑪雅人說的世界末日,他想在家挖一個地窖,裝載幾瓶紅酒,以防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核襲。
哪知道收到許多讀者「投訴」,罵他為什麼鼓勵僭建,知不知道唐唐已經成為壞的先例?
讀者還把「投訴信」寄給報紙的老闆。褚簡寧問:「香港的讀者,真的那麼蠢嗎?」
「懂一點英文的,尚且蠢成這個樣子,」我說:「華文傳媒的消費者,我不敢想像。」
「中國文化沒有孕育幽默感,沒有幽默感,不但沒有胸襟,也沒有想像力,香港的下一代,沒有讀過怪論,更沒有看過王爾德、馬克吐溫,他們二十年來,接收的『文字資訊』,像『酒後請勿駕駛』、『不准吐痰』,都是單線的訊息。他們太懶惰了,長期不用大腦過濾,不懂得什麼叫『話裏有話』。一個聰明的作者,遇到一個愚蠢的市場,而當『投訴』變成了這種人自以為理直氣壯的『人權』,就會時時鬧笑話。」
幸好褚簡寧的那張報紙的主編,深明世情,收到這種「投訴」,當做笑話,一起分享,我恭喜他:「如果連主編也是頭腦簡單的人,你早就沒了寫作這份工了。」
「但是對於這個市場的智商惡化,那麼多白痴,看文字只看表面,我要不要遷就他們呢?」褚簡寧問。
「不要。他們喜歡就看。不喜歡,叫他們看連環圖,」我說:「報紙快要加價了,有一些人,天生不適合閱讀,看報紙越來越貴,天生蠢的人,及早擔一張櫈仔,去維多利亞公園,跟那裏的老伯,一齊談論天下大事,既免費,又有快感。」
蠢的人,是不可以屈就的,面對市場,你可以淺白,但淺白不是「膚淺」和「白痴」的合稱,「他們沒得投票,只有靠胡亂『投訴』來證實自己的公民權,不論是他們眼中的色情,或者道德問題,你憐憫他們吧,」我告訴褚簡寧:「你是美國公民,你可以選總統,他們沒資格,他們是可憐的一羣。」說罷,哈哈哈,我掛上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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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12, 2012

邪惡得勝

2012年03月12日

十八世紀,愛爾蘭政治家博克( Edmund Burke)有一句話,流傳到今日的大西洋兩岸:「邪惡得勝,原因可以很簡單,就是好人都袖手旁觀。」(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evil to triumph is for good man to do nothing.)

十八世紀是歐洲人才輩出的時代。除了音樂家莫扎特,還有哲學家盧梭。美國獨立,然後又爆發了法國大革命。許多才智之士,南渡英吉利海峽,觀察革命前後的法國,然後又西渡大西洋,看到獨立後的美國。博克最初很支持法國革命,後來看見滿地血腥,轉而反對。「革命」衍生的暴力,暴力又孕育獨裁和邪惡,好人都到了哪裏?因為他們沉默旁觀,所以博克說:這個世界,只要好人不干預,邪惡就會得勝了。

叙利亞的阿薩德政權,用軍隊殘殺平民,聯合國一事無成,英、美、歐洲,都想用武力干預。但是,西方二十年來的左派知識份子,散播了「干預別國內政,即是帝國主義行為」的思想,干預變成了罪惡。現在連西方的記者也變成鎗殺的目標,回到西方,告訴公眾:叙利亞不是戰場,而是屠場。

第三世界專門出產暴君,屠殺平民,那麼「西方先進國家」該干預還是見死不救?博克二百年前的結論,是不是仍應用於今日?

譬如利比亞,卡達菲是惡人,但對抗卡達菲的「民間」,有許多伊斯蘭激進組織,他們並不信奉西方崇尚的自由、平等、人權。利比亞的平民遭到屠殺,西方一旦干預,並不能拯救無辜被殺的平民,而是一定要與「民間反抗組織」合作,向他們提供武器。但到頭來,「義軍」勝利了,建立了「革命政權」,還會實施原教旨的伊斯蘭獨裁統治。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與二百年前美國的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不同。

因此,面對邪惡的滋長,西方該不該干預?只能回到現實:凡牽涉自身利益的,如石油,要干預;跟自己利益無關的,不要干預,讓達爾文的物競天擇來論證,任由他們自相殘殺。沒有辦法,世界的文明,源自人類,罪惡也源自人類。當愚昧的人自相殘殺,互為吞噬,是天演論在實踐,不要管,只須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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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11, 2012

夢想和做夢

2012年03月11日

貪污賄賂,是第三世界與生俱來的本性。本性是沒得改變的。

全世界的反貪賄指數,四年前有一個調查。十分為滿分,越高分,政府和全民越潔身自愛,對貪污越有免疫力:丹麥、芬蘭、紐西蘭,九點四分,最高。緬甸和索馬里,最低分,只有一點四。
英國從前一年的八點六分,微跌到八點四;德國從八分,微跌到七點八;美國由七點三分,微跌到七點二。

同樣是西方國家,為什麼丹麥、芬蘭、紐西蘭的貪賄免疫力高踞不跌,英、德、美三國都跌了?因為丹麥、芬蘭、紐西蘭是北歐和南太平洋的寡民小國,沒有什麼跨國大公司,不必跟第三世界發生什麼貿易往來,不受野蠻污染,分數就高了。

英德美三國,許多工業搬到廉價勞動力的國家,貪那裏的成本便宜,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生根,其業務代表,本來受高尚的人文教育,橘越淮而枳,到了那種污煙瘴氣的異域,那邊的女人為了想移民,固然免費送上床來,你想簽成合同,自然也要珠寶手錶香檳紅酒送過去。

所謂「發展中國家」,是一個騙人的名詞,誤導一些天真的小知識分子,以為只要一直持續「發展」下去,一個「發展中國家」( Developing Country)可以逐漸進步成「已發展國家」( Developed Country),像一個小學生,只要「努力」下去,升讀中學、大學,有一天會讀到「博士」的。但是,索馬里有一天會「發展」成芬蘭嗎?蘇丹有一天會「發展」成日本嗎?津巴布韋有一天會「發展」成丹麥或紐西蘭嗎?直到地球讓隕石擊中而毀滅的一天,都絕不可能。

人生需要有夢想,但「夢想」( Dream)和「做夢」( Dreaming),是兩回事。你希望這一輩子能到加拿大魁北克,有一所花園小洋房,努力吧,你會實現夢想。你想十年後,登陸火星,是做夢。
寄望第三世界國家進步,或者寄望他們戒除貪污賄賂、血腥殘殺的本性,能夠學會理性和邏輯思維,懂得坐下來講道理,是做夢,不是夢想。

「發展」( Development)這個詞彙,造就了幾多一知半解的反智的弱智者?野蠻能躋身文明的行列?就像寄望老鼠會長翅膀。而老鼠,在超現實畫家達里的畫筆下,跟大象一樣,忽然長了翅膀,是可以飛天的,但達里的一個夢值兩千萬美金,而許多許多人的做夢,不值一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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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10, 2012

不信人,信勳章

2012年03月10日

香港特首曾蔭權老師(大陸興把德高望重的人士叫「老師」,中港融合,風氣來到香港)才坐了幾回私人飛機,坐坐遊艇,慘成貪腐份子的活靶罪人。

然後人人懷念殖民地,都想起英國人領導香港時不貪污,做實事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但是,懷念英國,是不現實的。殖民地一旦脫離西方的開化,「當家作主」了,貪腐,是必然的,曾老師受英國的啟蒙培養,加上種好,只乘私人飛機,住住總統套房,小事情。

眼光開拓一點,看看第三世界。八十年代的非洲扎伊爾,現在叫剛果「民主共和國」,由一個叫蒙布圖( Mobutu Seko)的黑人總統來「當家作主」,那時扎伊爾的國債,是五十億美元。

五十億美元,今日看來,才一點點,但三十年前,蒙布圖的個人財產也是整整五十億美金──他在巴黎、尼斯、瑞士、西班牙,還有前宗主國比利時──這些黑人民族領袖,骨子裏都眷戀前殖民地宗主──共擁有十一座古堡,三架私人飛機。

西方撤出殖民地,都知道第三世界平時喊「當家作主」最響的土著,都是一伙貪婪的白癡,西方銀行向這些「發展中國家」借貸,讓他們「發展」。債由國家來負,國家的資源,就是抵押,跑不了的。土著的領袖,經過部落的血腥殘殺上位,錢都由這伙畜生來支配,西方的三權分立,他們學不到,也沒有興趣,哪能不做皇帝?

所謂「發展中國家」,喜歡扮受害人,說美國和歐洲的「殖民主義者」怎樣剝削、壓迫,全是屁話。這個世界,沒有「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差,只有文明和野蠻、優越和低賤之別。所謂第三世界的,都是一群老鼠蟑螂,他們政變,革命,自相殘殺一批之後,換上的一批,還是老鼠蟑螂。

香港的曾老師,是精明的人,幸好沒放棄彭定康頒的爵士勳銜。英國人能向殖民地土著頒勳章,其 DNA和品格都掂量過,總有一條底線。不信曾老師,要信英國的彭定康,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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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09, 2012

爽論:江湖文化應予平反容

2012年03月09日

繼曾特被指澳門歡叙三山五嶽好漢,梁營大員劉夢熊與羅范椒芬,被爆在流浮山夜宴江湖人士,連帶牽扯出有選委遭到恐嚇,特首選舉又起文化紛爭。
但平心而論,在香港,即使身為三合會會員,並不犯法,要公開向人自稱三合會會員,或犯下搶劫罪被擒,同時揭發身份,方始是刑事罪行。任何人管治香港,不止中環,還有新界,不但馬會名流、太古滙豐的洋人要結識,黑幫流氓也要深入考察。當年中共毛X東率領紅軍,進入彝族山區,也一樣向茹毛飲血的土司拜碼頭,殺一頭水牛祭儀訂交。即使梁營派人深入黑社會進行「調研」,了解「深層次矛盾」,可能得到「阿公」讚賞。
何況江湖文化是香港的主流。沒有江湖人可歌可泣的史蹟,如何有吳宇森的「英雄本色」、「縱橫四海」;杜琪峯的「黑社會以和為貴」等電影藝術作品得到歐美讚賞?江湖社團早年反清復明,對香港與中國都有貢獻,此一文化主流今日卻深受歧視,文化應予包容,就算羅范椒芬被拍得在九龍城與一眾紋身大漢一齊拜關公又如何?難道只許羅太與英國人彭定康飲下午茶嬌笑風生才算高尚?時代不同了,為免教壞下一代,平機會應發表聲明,嚴正指出「流浮山夜宴事件」,文化多元,正常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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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桃姐

2012年03月09日

特首選戰,好戲連場,但想不到,除了豬狼相搏,還加映「曾特首貪腐、特府燒通頂」的大製作,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示範中國式的窩裏鬥,可以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卷史詩。
政務司司長林公公眼看曾特備受踐踏,一聲不響,遭到曾特的友好厲聲譴責。廉政公署不認老闆,把曾特開檔案審查。特首辦公室主任提醒大眾:公務員防貪的規定,也適用於特首。連一向應該是「政府喉舌」的香港電台,突然「編採獨立」,起義了,大量接駁破口大罵曾蔭權的市民,不加堵截,「沒有最衰,只有更衰」,一副摧枯拉朽的氣勢,可見 CY領導的英軍,不,人民解放軍,已經掃蕩華北;已準備「百萬雄師過大江」了,當年的「知識份子報紙」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也「起義」了,香港電台轉軚,很明智。
也難怪的,特府的官員,有頭有臉有點等級的,都屬「政治任命」。見風駛舵,就是最基本的中國政治了。
中國人的政治只是一座賭場,跟風下注;然後才是屠場,落敗的一方,圍觀的人爭相起哄,往落敗的一方踐踏吐口水。
除非發生政治屍變。明明以為他已經沒得翻身,但一聲閃電雷響,躺在地上的特首,又活了過來……
像一九七六年頭,我跟小時家裏的順德桃姐,回鄉探她家親戚。那時鄧小平剛剛打倒,媽姐幾個弟妹,在家鄉的公社大隊開完了批鬥鄧小平的貧農大會,向我講革命道理。
「挑,鄧小平這個三寸釘呀,」桃姐的弟弟,名叫明哥,他穿一件破毛裝,吐一唾沫,對我進行教育:「三寸釘想變天,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反對毛主席,你們香港人回到祖國,要認清形勢呀,這個鄧小平,真是個仆街呀。」我聽了,搔搔頭,把手裏的一罐花生油塞給他。
過了幾年,我去了「西方先進國家」讀書,暑假回香港。我家桃姐,早退休了,我念舊,去順德探望她,看見我家桃姐的弟弟,也是同一個明哥,家裏有了彩電、冰箱,一邊收看香港的「歡樂今宵」,一邊大口大口扒着飯。
「明叔,」我說:「長年不見,你們日子好過多了?」
「係呀,多得鄧小平呀,」他往桌上吐出一根雞骨頭:「鄧公改革開放,以後想窮都難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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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新移民

2012年03月09日

電器大王 M逝世後,子女接班, M公子與 M千金秉承傳統,農曆年後邀請傳媒食咖喱,今年選在九龍木球會,左丁山摸錯門,行到覺士道就走入去,原來係入咗九龍草地滾球會,木球會正門位於街尾。記得校友 C會長不時叫我地加入滾球會做會員,有得玩(滾球)有得食喎,以前肥佬黎就住在球會對面,如果左丁山又係咁,就一定入會,可惜唔係呢。
M公子請客,本應談吓電器市場之事,但最近競選情況激烈,加上有曾特首款待門事件,講講吓就以政治談話為主,想避都避唔甩,最近嘅飯局往往如此,正是你不理政治,政治來找你,無法逃避,好彩仲有人講吓旅行大溪地、巴黎,可以輕鬆好多。大溪地與巴黎都係講法文嘅,社長 P話與陶傑同遊巴黎最爽,因為陶傑法文一流,與當地人溝通絕無問題喎!
講起法文,好有用㗎。香港依家多咗好多法國人,識流利法文,可有不少機會。「國際先驅論壇報」(二月二十八日)有一篇長文講法國人時興移居香港, 2011年在香港居住嘅法國人有 10,456人,比 2006年增加六成,在中環街頭,到處可以聽到法文。在過往五年間,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移居香港唔係話冇,只是增長緩慢,唔似得法國人嚟得咁多啫。
點解會咁?與紅酒及藝術有關,記者訪問兩位三十歲左右嘅法國新移民,佢地話在法國苦無工作及創業機會,三年前把心一橫,移居香港創辦畫廊與高級紅酒入口,香港冇咗葡萄酒稅及講咗西九文藝區十年之後,法國人認為香港係進入中國市場之跳板,賣紅酒或賣西洋畫給中國富翁,大有前途。
香港不少人成日講國際化,有啲空口講白話,反而實實際際撤消葡萄酒稅之後,立即製造咗一個新行業,各國紅酒商人紛紛來港,西九建設,鬧交十年無成,但卻因此而喚起國際注意,香港係一個具有潛質嘅藝術市場。法國人喜歡移港,梗係好事啦,以陶傑嘅定義,凡係法國藝術文化都係好嘅,法國新移民呀,歡迎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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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08, 2012

私生子文化

2012年03月08日

貪污,既然是中國的主流「文化」,學做一個中國人,不但要「包容」,還要「中港融合」;那麼一名成功人物有私生子,更加是中國文化中的文化,實不明有何值得聲討之處?

中國人歌頌的康熙大帝,有三十四個兒子,不損其文治武功之偉大。遠的不必說了,當代中國最偉大而謙和的領袖蔣經國,就有兩名私生子。

蔣經國的髮妻是俄國女人蔣方良,但三十年代末期,蔣經國在江西贛州出任專員,跟秘書章亞若搞上,章亞若成為情婦,並在漫天烽火的中日戰爭期間懷孕,蔣經國把她送去桂林安胎,生下一對,乳名一個叫大毛,一個叫小毛。

章亞若的私生活,也一樣多姿多妥,她在南昌的教會中學讀書,受西方思想影響,崇尚性開放,嫁過一個法官,生過兩個兒子。但這位年輕貌美的媽咪,扔下兒子,喜歡跟男人跳舞、看電影,像法國知識份子一樣,開沙龍聚會暢論國家大事,三更半夜不回家,她的老公,名字跟我們今天的唐唐差一個字,叫唐英剛,一氣之下,決定死諫,自殺了。

章亞若跟了蔣經國之後,蔣介石本來不在意,但後來章亞若要蔣經國離婚,名正言順入室。當年的中國,有新聞自由,蔣介石怕私生子問題,被延安的共黨用來做反政府宣傳,身邊的特務頭子陳立夫,又是一名衞道之士。一對私生子生下來,江西的報紙輿論攻擊蔣經國,蔣介石把心一橫,叫陳立夫派人到桂林的醫院產房,把章亞若幹掉。

陳立夫派特務,扮成醫生,進產房給章亞若打了一枝血液的毒針。蔣經國知道了,傷痛欲絕。一對私生子,秘密收養,取名孝嚴、孝慈,族譜行字,跟隨孝文、孝武、孝勇那一支。

蔣經國晚年開黨禁、行民主,不貪污、不愛豪奢,品行高潔,雖有私生子,但歷史的地位崇高。
領袖不可以有私生子,因為耶教文明,是西方英語白人國家的要求,不要虛假得那麼 Cheap,不要那麼崇洋,凡事以英美的文化霸權為至高,尤其香港的知識份子,記住,了解中國國情,熱愛中國文化,學做中國人。適不適合做特首,是另一回事,但有無私生子,有而是否要向公眾交代,完全沒有關係。做回一個中國人呵,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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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07, 2012

爽論:內鬥誰死活 互噬無弟兄

2012年03月07日

習近平在北京召見香港政協,唐梁之爭,拒絕明確下注,只拋下一句指示:「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習近平針對唐梁之爭之醜聞天天有,炮彈日日轟,「建制派」已成敵我,唐梁曾三人,更仇恨衝天,勢同水火。然而這八個字現在聽來,效果十分趣緻。
首先,有「民主」的地方,就有競爭,競爭必定相搏,相搏必有抹黑,唐梁互噬,本來與無選票的港人無關,但由於中方訂下三大標準,「民望支持要高」,這才形成民意由圍觀變成參與的勢不可當之局。
唐梁爭鬥事至如今,絕無「兄弟」,只有你死我活,中國政治文化充滿陰謀和仇恨,美國如幾年前奧巴馬與希拉莉爭出線,雙方何嘗不是互相攻擊?但西方文化,對事不對人,大局既定,奧巴馬可以請希拉莉當國務卿,合作無間,情同姐弟,希拉莉一說圍堵中國,奧巴馬即重返亞洲,配合得宜,並無互扯後腿。
中國的政治,如果真做得到「兄弟同心」,即不會有國共內戰。連中國的蔣毛,一九四九年也無法示範「兄弟同心」,而要展開鎮壓地主殺絕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文武官僚。曾特與立法會審查西九,梁振英上台後必又刑究唐曾,請問如何「兄弟」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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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06, 2012

爽論:執子熊掌,與狼偕老?

2012年03月06日

習近平握手之謎,在香港造成風暴,唐營人士幾近心臟病發,梁營則高呼欽點梁振英已有明證,但「習揸扒」事件,與當年董建華獲賞之「江一握」有所不同。
首先是習副出席的是港澳政協小組會,不是全體政協合唱團形式「排排企」之新聞拍攝正規召見。會議的第二排座位,有心人可以攔途截劫搶握手。劉夢熊與「習辦」私下相熟,習副握手,不一定是透過橫伸之「熊掌」傳熱至潛藏之「狼爪」,隔山欽點,更可能是叫劉某耐心等一屆,隔代指定,二○一七年「由你熊哥普選特首,你才是政治奇才,我撐你」,所以在旁的羅康瑞反而率先「闢謠」,指習劉十指過電,並無涵義。
習副發言,反而引用唐英年之「穩中求進」,這就否定了梁振英仿效奧巴馬的Change;即使視「握熊掌即撐梁」,習副表態之「傾向性」,至此最多為一比一平手。
但習副講話,呼籲「兄弟團結」,換言之,即對此次特首選舉「破壞團結」的一方不滿。黑材料將唐曾雙雙炸沉,將唐唐往死裏整,特府無法管治,罪在何方?所以至此其「表態性傾向」,又成二比一之局。這台戲,越來越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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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神話

2012年03月06日

俄國的普京民望高,昂然回朝,因為俄國人跟歐洲人有點不同。雖然是歐洲國家,但俄國靠近東方,俄國人天生有接受獨裁、崇尚強人的民族性格。

俄國人從前能接受沙皇,今日也可以適應普京。從二○○○年開始,普京的肖像和銅像已經在城市中到處展示。二○○八年,全國三十三個頂尖攝影師,春召為普京拍個人寫真,把這位強人從仰視和側影的角度,拍得如神如聖,普京從兩萬四千張攝影名家的造像,挑了幾十張,精裝出版。
英國和美國,也有許多攝影家,但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不可以國家的名義,召集一群精英為自己造神。這些精英不會幹,領袖也不會這樣做。

普京有嚴重的自戀。快六十歲,他還喜歡展示肌肉,在森林打老虎,以蝶式游泳,讓攝影家捕捉他兩臂出水時伸張的一片泡光。

俄國的亞洲影響,令俄國人有獨裁者的情結,但歐洲的血裔,又令知識份子覺得這一切很惡心。不要忘記「知識份子」( Intelligenzia)這個名詞最早源自十九世紀的俄國。俄國的知識份子,從果戈里的戲劇到普希金的詩,都不喜歡俯伏做奴才,他們受法國啟蒙思想家廬梭和孟德斯鳩的影響,面對強權,會開沙龍論政,然後反抗。

俄國今日的局勢就如此形成──莫斯科街頭的大眾,沒有知識,缺乏修養,他們誤以為普京魅力四射,普京會對付石油財閥,但有教養的人,鑑古知今,他們看穿普京的面目,知道普京「朕即國家」,只不過是一個廉價的路易十四。

民主普選,普京大勝,因為愚昧的民眾覺得他是問題的解決辦法,而不知道他才是問題本身。但普選畢竟是普選,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民眾受本國的傳統壓迫太久了,腦筋不清醒,邏輯混亂,而且迷信強人明星,他們不見棺材不流淚,普京回朝,也是好的,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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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05, 2012

專家說貪腐

2012年03月05日

貪腐( Corruption),對於全世界,真是一種「文化」,而不算罪行。

中國政府嘴巴叫「反腐敗」,無權無勢的中國人,也高叫「反貪污」,他們只是在做夢。
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教授、澳洲籍政治學者明諾格( Kenneth Minogue)對於貪腐,有很精闢的定論。他指出全世界只有英語國家系列──英、美、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這一組──先天對貪腐有強大的免疫力,其他所有國家,包括俄國,貪腐是人類行為的常態。

當然,在英語國家,偶也有貪腐事件,但貪腐是「偶發」( Episodic)的,而英語國家外的全世界,特別是亞洲、非洲、南美洲許多非白人國家,貪腐是「制度」( Systematic)的,甚至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文化。

明教授有一句話很趣緻:「不錯,一籮筐會有幾隻爛蘋果,但一籮筐全是爛蘋果,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Every barrel has a few bad apples, but a whole barrel of them is a different thing altogether.)
譬如在「當家作主」獨立之後的前殖民地肯雅,也就是今天的有錢人七月去看畜牲遷移的地方,肯雅每一個家庭,一生要付出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來行賄警察、消防員、裝水喉的工人、教師。

學者研究貪腐( Corruption)這個字,有四個 C:「個案」( Cases)、原因( Causes)、後果( Consequences),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本質,就是「詛咒」( Curse)──專家指出:在第三世界,一個民族的貪腐,是上天的詛咒,生下來,當他們自成「社會」,貪就是貪,就像動物的覓食本能:正如老鼠生下來必打洞磨牙,永遠改不掉的,非常自然的事,從俄國的普京,到津巴布韋的莫加貝,都一樣。
唯一的例外,明諾格教授指出:是新加坡和香港。我看了明教授的著作,準備給這位學者寫電郵:新加坡還是,但從現在開始,請把香港從你的名單上剔出,因為在四個 C之外,還要加上第五個 C: China。

而且貪腐的老鼠,一旦入侵英語國家,必定也污蝕那邊的水土,像美國人的托福試,來香港設考場,有人就收錢當了鎗手,被判入獄。
當然,考試叫「托福」,照字面解,也就是「托別人的福」,給錢托人代考,有什麼問題?這不也就是「文化差異」?要包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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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04, 2012

曾蔭權的天空

2012年03月04日

「上帝給你關上一道門,必定為你打開一扇窗。」這句名言,對於曾特首,一定品味出此中智慧。

因為搭幾次遊艇私人飛機,曾特首淪為「香港第一貪」,但在中國大陸,「才那麼一點點?」曾蔭權的民望非常高──遊艇、私人飛機的「利益」,撇除特首繳交的經濟車費,全中國十四億人民都認定曾蔭權不止是清官,還是聖人,「這樣好的特首,你們香港人不要,送給我們」,曾蔭權品格高潔,完全可以勝任總書記、副總理之類的「領導人」。

香港的知識份子,不敢得罪大陸,貪污不敢說是罪惡,近幾年來,早已改稱為「貪污文化」,既然是文化,則像「蝗蟲大鬧廣東道」、「地鐵車廂大小便」一樣,都應該「包容」,我很奇怪,為什麼香港的平機會、知識份子,不為曾特首說一句「文化包容」的公道話?或許是看準此君的權力只剩四個月,所以中國人的「打落水狗」、「牆倒眾人推」,是更強大的文化?
曾蔭權的深圳福田豪宅,也很寃枉。如果香港人沒有失憶,當會記得曾特首五年前說過:退休之後,他想定居外國。

以英國爵士的文化高度,曾蔭權如果退休,當像鄧蓮如女男爵一樣,隱居在倫敦, London和 KBE這兩個高尚的名稱,像華文傳媒流行說的,就「配套」了。本來,這樣的選擇很好。

可惜後來有一股愛國五毛份子,抓住這句話,批判曾爵士「心向西方」,不夠「愛國」。為了洗脫「港英餘孽」的污名,加上有好事者引誘他:中國也有意給你頒個「政協副主席」,但是,如果你退休後在英國,怎樣頒呢?曾特首很老實,決定「近朱者赤」,在大陸置業,決心把 Sir Donald這個形象染紅為「曾福田」。下一步過渡到「蔭權副主席」,哪知人在做,天眼在看,一股神秘的政治勢力,以專業的手法,把「唐唐後台」上遊艇去澳門都拍下來,卻得了個跟富豪勾結「近墨者黑」的結局。

對待曾蔭權,不必窮追猛打。真的,譴責一通,他道歉,就夠了,聽聽中國大陸人民對曾蔭權的歌頌。曾蔭權失去一道門,得到一扇窗,窗外有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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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03, 2012

朋友

2012年03月03日

曾蔭權在立法會接受審訊,語帶哽咽,唯狀甚淒惶。
講話無甚亮采之處,讓人感到略為刺耳的,是當特首提到其遊艇飛機上天下地的富豪,多次講的這個名詞,叫做「我的朋友」。
「朋友」這個名詞,在舊時的中國文化,本來甚為高尚:如「歲寒三友」,中國舊時的知識份子,以松、竹、梅為天地之友,喻意堅毅高潔。日本人對於這等見識,十分欣賞。今天到北海道的溫泉酒店,都見到以三友命名的院落:松館、竹館、梅館,可見「朋友」這個觀念,在東方文化裏,比福爾摩斯和華生,意境如水星之開融,如晨霧之幻化,如晚霞之絢麗,自是高了一二層。
「朋友」從 Facebook開始氾濫,正如音樂從卡拉 OK之後墮落。曾特首在立法會所稱之「朋友」。明眼人一聽,即知只是「人脈網絡」。人脈( Social Networking),與朋友,是兩回事。
人脈是麻雀,朋友是鳳凰。人脈是卡拉 OK,朋友是聲學。人脈是一個酒肉染缸裏的日常性慾,而朋友,是地久天長的愛情,所以蔣中正總統「朋友」滿天下,江湖的軍政商賈,但歲寒三士,蔣總統還有胡適、于右任、秦孝儀。
有沒有聽過羅文的一首歌:「朋友,只得一個,在我心中,已全足夠。繁華市,人面是冷酷,但真摯,是你心意……」八十年代,殖民地香港全盛時期,「朋友」是清純的,映照在那時的流行曲,許多歌頌友情的產品,還有一首雙人唱,關正傑和他的少年好友何國禧,搭着肩頭走上台:「朋友,記得那天,共你初初見面,談到你的理想,並祝他朝兌現,誰不知分開只有數年,共你相逢,方感覺兩家亦在變……」
兩家都變了,當你們在中環遇上,是不是?匆匆交換卡片,那位舊朋友,一身西裝,現職投資銀行。你心中一亮。不會在深水埗跟他遇上,幸好,他不是一個清貧的義工。
但是,銀行家,畢竟是人脈,而義工,才是朋友。
在香港,富於人脈寬廣,但人貴於朋友少。甚至再高一點,人脈也少一點,只有朋友。甚至再高一層,沒有人脈,確有幾個好朋友,但他們不是人,而是一隻狗、一隻烏龜、一隻畫眉鳥,還有一叢手栽的霧般清的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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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02, 2012

一條大腿

2012年03月02日

女人最容易捧殺,尤其三分姿色,最新的受害人,就是女明星安祖蓮娜裘麗。
她在奧斯卡頒獎禮,穿一條右身大裂衩的黑色禮裙,整條右腿齊腰露出來,一夜之間搶盡風頭。
本來,在紅地毯進場時已經讓全世界的鎂光燈拍夠,但還嫌不足。安祖蓮娜上台頒最佳改編劇本獎,在台上一站定,再次一條右腿大咧咧往外一撐,一張血紅大嘴巴微笑,她要向十億現場觀眾再秀一次。
這條右腿此時不適當的一拐出來,身子刻意向左傾,由於斧鑿痕盡露,毫不見美態,反而令人以為她缺了一腿,收在裙底的另一隻,會不會是一根木頭?
這就是失儀的最佳典範。甫士擺得如此拚命,藝高人膽大,風險極高,萬一那三數秒鐘台下一片死寂,沒有一個人鼓掌──你這條腿,我們進場時都看夠了,你還晾什麼呀晾,須知道台下坐的全是有識之士,不是香港師奶觀眾──那時不窘得恨不得台上有一個洞即刻把一條腿藏進去?
幸好台下的知識份子厚道,再還以熱烈掌聲,因為他們知道,奧斯卡頒獎禮是大美國文化霸權的一台好戲,台上這個女人雖然討厭,但不可以集體杯葛鼓掌羞辱之,讓亞洲和第三世界傳媒,把一條小花邊當做頭條,而不是最佳電影和導演。
於是安祖蓮娜的一場風頭的政變得了手,至於公議如何,身後是非,顧不得了。
在這等場合,搶得獎人的風頭,手段顯得略為下作。即使艷光四射,幾十年前的柯德莉夏萍、伊麗莎白泰萊、珍西蒙絲,甚至阿娃嘉娜,上台頒獎,須不須要這樣子站法呢?
當夜的主角,是得獎的人,和得獎的作品。頒獎者當知分寸,儀容談吐,只是一叢綠葉子,若表現得體,一樣為人傳頌。
星光熠熠的一夜,就這樣讓一條奇怪的白腿一捅,夢幻的感覺就此穿幫。大姐呀,你這條綫條優雅如天堂秀色可餐的美白白,全世界觀眾只有得看,沒得吃,留在下一齣戲的床上再晾曬吧好不好?此刻,我餓了,但我只想啃一條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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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01, 2012

世無人才

2012年03月01日

特首之亂,揭示了香港之死,因為香港並無「政治人才」。唐梁之爭,陷於死局,本來憑民意與舞台技巧,梁振英大勝,但為何一個處心積慮想做特首的人物,在中環商界人緣如此之差?既然選舉委員會只有一千二百人,這千二人,就是唐梁兵家必爭的票源,也就是說:只要誰早廣種人脈,這一千二百人就是誰的政黨。


梁振英十年來在這個小圈子政黨並無寸得,反而在小圈子外的民望社會進賬神速,這不是二○一二年特首選舉的玩法,而是二○一七年。梁振英把本該二○一七年才公映的製作,推前五年上演,只憑「民調」來施壓,但民調又得不到普選之票來證實,智者千慮,這是梁營今年想突圍的最大敗筆。
梁振英在「小圈子政黨」裡沒有足夠的針線,但在圈外的民望卻如織似錦,就「打亂了中央部署」,介入中國十八大之前的權力鬥爭。梁在二十年來予人的印象是「黨的馴服工具」,這一次卻不按劇本衝撞,難怪工商界認定這個人「看不透」。看不透,到底是從政的優點還是缺點,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香港沒有政治人才:唐翻車入閘,曾特首也被揭發與富豪及江湖人士酬酢,這是特區十五年來這種制度必然的產物。「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設想今日仍是英國人派總督來,首先,人家下議院六百五十名議員,閉上眼睛亂點一個,空降香港做港督,都必比香港任何人稱職。一九九二年,馬卓安辭退衞奕信,只有幾個月,英國派何人來接替舉棋不定,傳聞有工黨前外相歐文、皇儲查理斯,最後才決定彭定康。
那時何嘗有「三人競逐、醜聞鬥爆」?首先,港督這個文官的職位對於英國的人才,不但是雞肋,而且派駐遠東,對於英國的精英,形同流放,甚為委屈,只有對於香港人,不論中環還是北角之爭,做特首如同光宗耀祖。英國人把外放歐洲以外的國家,視同蠻荒探險,偶爾有旅行家萊佛士之發現新加坡、義律發現香港、萊特(Francis Light)發現馬來亞的檳城,對於英倫祖家,只是幾個特立獨行的怪癖之士在五洲四洋撒野,為帝國撈回來的獎品,像一隻貓叼來幾隻老鼠,獻到維多利亞女皇殿前以博一粲。這些孤獨的旅行家,本身就是才智勇氣縱橫之士,讀過羅馬史和莎劇,應付土著蠻荒,略施分化的小計,四兩千斤,游刃有餘。

今日的香港「港人治港」,不論是大陸欽點還是市民普選,先天是小格局、小家氣、小人才。所謂「小人才」,不是他們不是「人才」,而是出身金融管理、生意世家,不論如何白手興家,總缺少了一層重大的歷煉,也就是說從來沒鍍過金。許多人以為只要在英美撈個學位回來,就可以像戴卓爾或奧巴馬一樣,是「政治人才」了,但中國人留學崇尚技術,從來沒有打入西方的文化主流,即使其中有一二異類,回到中國的帝王制度,必不受重用。即使在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時代,胡適和葉公超,留學美國,讀文科,對西方文化融貫於胸,蔣介石何曾真正把他們當人才用過?葉公超與甘迺迪有私交,可以不經白宮秘書預約,直接打電話到甘迺迪的書桌上,與總統通話。此事有人打小報告給「蔣公」:不知道葉公超會跟美國人講些什麼悄悄話,蔣介石即刻叫葉公超執包袱,二十四小時內回台北,從此摒出外交界,只讓他教書,葉公超與胡適,皆如此鬱鬱而終。這是二十世紀的精英人才把自己真認同為「中國人」的後果,中國絕對不容人才,不論哪一個政權。到人家美國NBA出了個台裔的林書豪,中國人又紛紛爭把臉兒貼屁股,這邊叫人回中國效力,那邊又強調他是台灣人,如此蓋世的無恥,連來訪的美國參議員也當面不客氣駁斥馬英九——也是連帶向中國的網民搧一巴掌——林書豪是美國人。意思是:你們死了這條心,臭罌出臭草,林書豪雖然是黃皮膚,卻是美國文化基因培養出來的,不要來認親認戚。美國人把無數伸過來拉扯衫尾的中國人的手撥開,國際笑話,豈不又添一樁?香港是不可能有一九八五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時,各方盲目樂觀(除了心知肚明的英國人)必定出現的那種「治港人才」的。教育制度長久重理工、揚金融管理、輕文史哲,而不知道真正的政治人才,不是港式的會計師、Banker、大律師、醫生那條隊伍中出得來的。中國文化的主奴結構,決定了香港的政治人棍,即使明文賦予你「高度自治」,個個都感到頸際的一條項圈和狗鏈,等待訊號而決定吠叫的分貝與方向。教育制度填鴨考試十五年來並無根本的改變,加上「港英」心思縝密,過渡期把一批破橙爛橘當做珍果奇蔬,貢奉給中國。大陸吃了一筐發現上當,把這幾隻掃在地上,再往另一籮裡伸手挑,豈知發覺又是爛果。最後一籮一筐的挑過去,中國會發現全是一樣的次貨。牠自己的土壤,種植不出來,殖民地時代嫁接交配的,園主一離開,卻又是雜種。大陸的水稻、棉花、大豆,可以經美國的農作物專家「基因改良」,但中國的「政治人才」,永遠不可能改造。胡適的骨灰撒向台海,葉公超墓木已拱,在歷史的夕陽裡,豈不足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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