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政治正確

2010年02月27日

世界在進步，崇洋的香港，也模仿西方，成立了一個「平機會」，目的是消除歧視。
為了消除歧視，大家都知道，不可以叫「老人」，改稱「長者」；不可以叫「妓女」，改稱「性工作者」；不可以叫「嫖客」，改稱「恩客」。
消除歧視，促進平權，大家都同意，應該由學校的教育做起。可是學校偏偏又是等級最分明的地方：校長、訓導主任、教師、學生，就有了四個階級。連大學也分為「教職員餐廳」和「學生 Canteen」，教職員餐廳有漂亮的女侍應，嬌聲接單候命， Canteen要你自己排隊買杯 麪，坐下來之後，有一個六十歲的阿嬸，不，女長者，伸過掃帚來掃地，喝令身為學生的你，把雙腳移開。
因此，在學校裏，先要讓學生學習平權反歧視。反歧視，要從自身不要看不起自己開始。
以下是學校裏常用的一些充滿歧視的術語，經過政治正確的矯正，校長和老師的統治階級，與身為公民的學生，距離一下就拉近了。
例如：學生在上課時打瞌睡，不可以說他「上課瞓懶覺」，他只是在經歷「短暫的意識限制」（ A brief rationing of consciousness）。
學生在課堂交頭接耳交流八卦消息，也沒有違反什麼紀律，大家只是在共同參與一些「類似事實的資訊之快速傳遞」（ The speedy transmission of near-factual information）。
學校的食堂，魚蛋有蟲卵，三文治的 麪包印着廚房工人的手指印？不，食物並不「恐怖」，只是「對消化有挑戰性」（ Digestively challenged）。
你沒有「遲到」，不可以說遲到，只是「抵校時間的重新定配」（ Re-scheduled arrival time），就像班機誤點，航空公司也宣布，飛機沒有遲開，只是「重新制定時間」， Re-scheduled。
「去校長室見校長」？說出來，會受同學排擠的，正確的說法是：「對行政部門的一次強制性實地考察」（ Going on a mandatory field trip to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上述新人類語言，都是美國中學生的智慧創作，九十後和 00後的一代，努力呀。

回家真難熬

2010年02月26日

《歲月神偷》柏林捧獎，替羅啟銳和張婉婷高興，在這個關頭，也令人替他倆擔心。
擔心什麼？擔心張羅兩位傑出的香港人，「揚威國際」之後，回家真好，會慘遭這個飢餓而焦慮的社會一哄而上，抽水消費。
一怕高官局長，爭相到機場停機坪列席，歡迎一對大師歸來，由政府精心挑選的一對童男童女，趨前獻花。司長、局長、副局長、常秘等七八要人，輪流在停機坪發表講話，表示《歲月神偷》在西方受肯定，表明特區政府的創意經濟政策，是有成效的、得人心的。
二怕各大政黨領導人，輪番單獨宴請，交流看電影的文化通識心得。然後輪到行政會議全體宴請，席間有人向兩位大師探詢：趁柏林領獎之後，有沒有去當地平治汽車總廠，親自定購一輛 SLR McLaren，原價四十五萬美元，可以省去香港總代理的佣金？另一名精英反駁：不，人在柏林，當然要去全城最昂貴的卡杜威（ KaDeWe）百貨店購物啦，那裏的 LV和 Prada才是真精品呢。
兩人在席間，就誰更「識貨」，爭議起來，其他精英，加入歐遊購物心得之論戰，把一對大師冷落在旁。
三怕巡迴母校演講，向這家中學講述了「怎樣看電影」之後，又應「香港六十年代天台學校同學會大聯盟」之邀，一起分享舊灣仔童年往事與唐樓天台的兒時月光。
四怕羅氏宗親會、張氏宗親會，還有張羅兩位分屬的廣東兩地同鄉會（譬如，一個是南海西樵，一個是梅州蕉嶺），排期再飲宴，一齊慶賀子姪揚威國際，衣錦榮歸，時間表到了這一夜，兩位大師已經重了十磅，盡現疲態，腳步現虛浮之象，唯面部親切的笑容不減，令人感動。
五怕大澳漁民和新界農民，也要爭着排期諮詢，在區議會支持下，不滿《歲月神偷》只偏重殖民地時代港島市區港人的奮鬥精神，忽略了離島漁民與新界農民的貢獻，為免有歧視之嫌，強烈要求開拍續集，全面反映港人的歲月功績……
羅大哥、張大姐，雖然您倆還沒有患上老人癡呆症，但善良而正直，要注意健康，在一輪搶包山之間，千萬挺住喲。

The Weakness of Confucius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Feb 25, 2010

I’ve heard many great sayings and quotations by Confucius, like the much-caricatured three monkeys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say no evil.” Or the notorious “both women and rogues are indomitable,” a phrase that,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might raise an eyebrow from Audrey Eu, Regina Ip, et al.

When I worked as a builder during my college years in the UK, my dictionary of Confucius quotations was further enriched by a few helpful members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usually in a pub, who told me they heard that Confucius would say more philosophical things, such as “seven days’ honeymoon make the whole week.”

But of all the things I’ve heard attributed to Confucius, I’ve never heard of the saying, “If you can’t change the world, you’d better change your thinking toward it.” Yet this is an utterance ascribed to the much-worshipped Old Master, as portrayed by the gray-bearded Chow Yun-fat, in the new propaganda film “Confucius,” which was sponsored and endors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esented across China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timing of its distribution was designed to rival the 3D Hollywood sci-fi blockbuster “Avatar.” Cinemas in major cities across China were ordered to show the grand Old Master preaching his moral lectures to peasants, rather than the high-flying battles between US predators and blue aliens on the distant planet of Pandora.

But young audience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voted with their cinema tickets. James Cameron stomped Chow Yun-fat, even though the cinematic king of Hong Kong softened his image from rotten-faced Fu Manchurian arch-evil Asian pirate leching around the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into a fatherly philosopher with a smile even gentler than Chairman Mao’s.

To know what could drive an innocent moviegoer like me away from the film, we just need to understand the aforementioned, unheard-of Confucius saying that the moral theme of the movie hinges on.

If one assumes he can’t change the world, then there will be no drama. From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o “Star Wars,” try to think of a single award-winning movie that is not about changing the world or fighting to change it. Even “Anna and the King,” where Chow Yun-fat plays the King of Siam opposite Jodie Foster, is all about changing values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human soul. Nobody would be interested in a drama where the lack of will for change is a prerequisite, as advocated by the dear master Confucius.

“If you can’t change the world, you’d better change your thinking toward it.” Perhaps substitute “the world” with “China” and the political message Confucius preaches to his people becomes clearer. But “Avatar” triumphed over “Confucius” because it’s a drama about oppressed aliens daring to pick up their bows and arrows and charge against invaders forced upon them from the sky—it’s not about them submitting. For a movie producer trying to make a hit, this is just common sense as simple as seven days’ worth of honeymooning making the whole week.

生意難做

2010年02月25日

即使《歲月神偷》，但港產片──長期來說，是所有華語電影的生意──都沒得做。
電影是西方發明的，流行音樂工業也一樣，當這兩大創作玩藝在西方走向沒落，在遠東和第三世界（印度除外），絕無興旺的常理。
例如，添布頓的 3D版《愛麗絲夢遊仙境》在英美上映，主角尊尼狄普，卡士強橫，但製片人廸士尼及戲院商卻吵了起來。
廸士尼是大公司，英國的奧汀戲院企業也一樣，全國有八百多家戲院。上映《愛麗絲夢遊仙境》，全國的戲院都要換 3D的新裝置，奧汀很不滿，認為加重了放映成本。
既然要改裝戲院，奧汀要求廸士尼，讓《愛麗絲夢遊仙境》在戲院的映期長一點，奧汀要求映期十七週。
換了在香港，戲院映期延長，片主求之不得，跪下來謝恩也來不及。但廸士尼拒絕了奧汀，堅持戲院上映，只能十二星期。
為什麼？因為荷里活電影，近年統計，不論製作成本大小，每一齣戲的收入，五成來自 DVD發行，另一半來自戲院收入，那一半之中，只有兩成來自票房分成。
這樣一來，一齣巨片在戲院的映期越久，越多觀眾買戲票進場，即使戴上墨鏡，能親自體驗 3D的奇幻感，片商反而賺得越少。
《愛麗絲》與《阿凡達》一樣， 3D製作，不是說 3D吸引觀眾進戲院，這個行業有得救嗎？現在倒過來，廸士尼不滿奧汀戲院映期太長，這齣戲多上映五星期，片商 DVD的銷售額會減少三千萬鎊左右，共港幣四億有多。
況且 3D戲票太貴。《阿凡達》一票一百七十元，八十後的一代，看一齣，貪求新鮮， 3D電影多看一定膩。當中國和香港的投資者還在喋喋爭論每片必 3D千軍萬馬大場面，人家「西方」電影市場早已出現了「後 3D消費疲勞症候群」。英美金融海嘯，失業遍地， 3D《愛麗絲》一張戲票就是二十鎊，這樣的市道，如何維持？
荷里活太過依賴 DVD市場，即使冇 3D，此癮也戒不掉。廸士尼與奧汀戲院之爭，是一個指標，讓第三世界，包括中港台了解：發行 3D製作，不是活路，何況 3D版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之類，一片金燦燦，中國觀眾情迷，也會看瞎一大片。
何況中國還有翻版。戲院上完， DVD即刻出，隔得太久，產品 Out掉；但觀眾知道 DVD快了，又不會進戲院。電影拍戲怎樣捱下去？只能禱告上天。

阿孔大戰

2010年02月24日

電影本來是娛樂，本來《阿凡達》和《孔子》，你映你的，我玩我的，但有人喜歡對抗，硬把兩齣戲提升到「美中文化對抗」的高度來硬碰。
硬碰之下，《孔子》不幸敗陣。為什麼呢？因為電影《孔子》的主題，在一句所謂孔子對白中露出要害，電影中這個所謂孔子說：「如果你改變不了世界，就要改變自己的內心。」
一個世界，如果不能改變，還有什麼「戲」可言？《飛越瘋人院》裏的男主角領導精神病人反抗醫院的制度，講的是改變一個非人性的世界；《舒特拉的名單》裏的企業家舒特拉，在納粹橫行時，仗義冒險救人，講的是改變一個邪惡的世界；《阿凡達》也一樣，潘朵拉星的弱勢族羣，不甘地球人從天而降，強加給他們一個掠奪、貪婪、殘酷的世界，拿起弓箭打游擊，就是要改變這個侵略的世界。
一齣好戲，絕無「如果你改變不了世界」的投降大前提，如果這個世界不公義，必有「敢於改變這個世界」的膽識。《阿凡達》的潘朵拉星人拒絕「改變自己的內心」，而堅持與一個黑暗的世界對抗。不論從海耶克的反奴役之路，還是從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阿凡達》是進步的作品，《孔子》是反動的宣言。中國的觀眾，不幸用他們的戲票，當做了選票，從「維持穩定」的角度，令人不安。
因為中國人面對「世界」的「既定事實」，一般都很會「調整」自己的內心。中大出版社的《毛澤東與文匯報》，記述大陸剛「解放」，文匯報主筆徐鑄成面對一個新聞管制的「新時代」的心聲：
「黨的制度和社會風尚，是難以違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適應新風，後來也漸漸地習慣了。我學會了寫應景和表態文章，學會了大庭廣眾之間作報告，久而久之，習以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
可惜徐鑄成早死，趕不上看《孔子》，及時學習孔子的最新語錄。香港人叫嚷什麼普選，漸漸也要學會表態應景、作報告。所以特區政府沒有組織「八十後」看《孔子》，絕對是失職。有沒有餘孽扯後腿消極對抗呢？香港人要改變內心，適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搞清方位，不是在西方。

滑雪常識

2010年02月23日

中學生在南韓滑雪，頭撞到雪道邊的欄杆，不幸身亡。
滑雪是很刺激的玩意，但就像一個陌生人，走進一個宴會廳，第一步功夫，絕不是搜索長餐桌上有何點心，而是打量環境，看看廳中有什麼人。

初學懂滑雪的人，最是膽壯心雄，滿以為在斜坡上能繞兩個圈子，就可以升級。從最初級的綠色淺坡域，升到藍色的一級很容易，這兩個坡度，都屬於人間，但從藍色升級到黑色就不一樣了，滑雪者開始看見山神的容顏：筆直的懸崖，藏在六十度的斜坡後面，閣下是在山神的鼻樑上雜耍，挑戰祂的尊嚴，而初學者在山下，只是在這位上帝的腳趾尖把玩，天國永遠比人間更險要。
遇難的那位中學生，當初沒看清楚形勢：滑雪道的欄杆，一般是用塑膠造的，屬於輕量物質，金屬製的欄杆，一般用料是鋁，頭撞在欄杆上就危險了。開電單車，都要戴頭盔，滑雪時速隨時可達四十公里，沒有理由不必戴，國際滑雪家協會近年大力推薦。
也要勘察雪地。有雪粉的地帶最舒適，軟綿綿的一層，也容易減速。多人滑行過的地方，雪粉都磨平了，變成一條禿瘠的冰道，剎掣難一點。初學不久，如果要貪刺激，滑斜一點的山坡，不要亂滑有冰無雪的繁忙轍道，尤其一排欄杆都是金屬。當然，戴了頭盔，就沒有事的。

香港的小孩在亞熱帶成長，與冰雪的緣份薄，不像挪威和芬蘭，小學生天天都滑雪上學──五六歲的孩子，揹着書包，像一隊小天鵝，在藍天下的山坡踏着一支圓舞曲，是世上最可愛的圖畫。香港的孩子，小心一點，不要亂逞強，是正確的，在這等性命關頭，不同敢不敢參加五區公投，沒有人會笑你是懦夫。

滑雪和潛水，別是梵天境界，即使初學即止，一生人至少要嘗試過，滑雪的地方首選瑞士和奧地利，美國科羅拉多的阿斯朋也好。一天飛翔倦了，雪橇放在屋裏，在山下的小鎮，買一瓶酒，一包火腿，看着一鎮木房子屋簷高低的燈飾，老來最值得在燈影淚光裏追憶。

受寵若驚

2010年02月22日

無論多麼「心腹」，做奴才的，要把住分寸，千萬不可恃寵生驕，在主人外遊的時候，把一伙窮親戚招納進王府嬉戲頑耍，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第一死罪。
在社會上有太多這類人。老闆是主人，夥計是奴僕，主人時時心情大好，奴僕得到歡心，主人多喝了兩杯，說要跟奴僕做好朋友。
他名叫陳金寶，在殖民地時代貴為爵士。這位大老闆有一個英文名字，叫做 Campbell。身為他的心腹寵信，你恭恭敬敬叫他一聲陳爵士，他會怫然不悅，覺得你太見外，正色下令你：「叫我 Campbell。」
一般打工仔，此刻心花怒放，覺得主子把自己引為知己，於是從命改口，真的從此叫他的英文名。
如果這個僕人，在哈佛唸了 MBA，有一點點自以為的鬼仔作風，眼見主人把自己不止當心腹，那天在卡拉 OK貴賓廳，喝了幾杯，他還死要拉住硬要訂下八拜的兄弟之交──這下好，他是福爾摩斯，你可以當他的華生醫生，做他耳邊的顧問和諫士。
許多中國奴才，就栽在這個骨節眼上。無論多寵愛，他叫你稱呼他做 Campbell，外面叫他做 Sir，聰明的奴才，中間落墨，會叫他做陳先生。
一來，半醉的狀態，主人任何抬舉你的指令，都不可相信，因為在酒醒之後，他會把所有的優惠收回去。二來，你不可以肯定主人一時亢奮，是不是假裝的。他打開他的金庫，一面打着酒噎，一面叫你隨意搬他的金子，你要假設，他不是慷慨而是試探你的忠誠。
真的伸手進金庫拿，就禍事了。中文的成語都有學問，叫做「受寵若驚」，奴才受主人的寵，應該欣喜若狂才對，為什麼要「驚」呢？因為主人今日寵你，必是明日辱你的先兆，或者這個主人不會辱你，但寵幸的過程，閣下已經自招一批同是奴才的眼紅人，主人死了，他的兒子上位，受寵的奴才，必將大禍臨頭。
這是中國人社會的倫理學，明清兩代的太監史，是每個打工仔的最佳 MBA課程。如果在紐約華爾街打工，當然完全不一樣了，這就需要中西文化貫通的另一面人格，但如此人才，中外古今又有幾人呢？

奴才學

2010年02月21日

特首府的大管家「阿雄」，因為趁主人曾蔭權爵士以香港元首身份訪問國際時，招引一批草根的小童進駐特首府，堂堂皇宮裏，一干賤民跳沙發、翻觔斗，有兩名還學着中國主席向特首訓話時指手劃腳的態勢，令人心疼。小朋友樂開了，不顧廉恥，還把「禮賓府一日遊」的反斗活動手機拍照，不知禮義廉恥，上網 Facebook，結果大管家給特首炒了魷魚。
這一起不幸的事件，暴露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是香港社會，雖然很多人爭着做奴才，但欠缺一門專業的「奴才學」。
阿雄哥深得曾特首信任，成為大內心腹，就像明代的太監深得皇帝信任一樣，是中國的文化傳統。
明朝的太監，從王振、汪直、劉謹，一直數到末代的魏忠賢，做了首席奴才，無論怎樣得寵，最多只誣陷忠良，自結團伙，絕不會趁皇帝午睡或者出征時，把皇帝的龍袍偷來自己穿上，或者把一群同鄉的貧童召入宮，在龍床上跳彈床，戴紫金冠嬉哈喧鬧。
在特首府裏當總管，既然得寵，可以成為御書房行走、御花園侍馬，在特首耳邊，悄悄打唐唐的小報告，說行政會議的功過，給特首把着手撰寫施政報告，或在府內擺出一副「九千歲」的權威，隨意淫辱幾個女傭，花王多管閒事，仗義進諫，總管可以臉一沉，調動守府的公安警察，一槍把花王轟斃於階下，都無所謂。
奴才趁着主子外遊，把親戚子女招進來頑耍，在主人的背後嬉謔諷刺，是很低級的行為，而且還自己把罪證上網，更加愚不可及。
招進來的童男童女，有沒有在主人的雙人床上雲雨開葷，尚待徹查，特首為求安寧保險，事發後應該把一張床連同被褥一把火燒掉，清清晦氣，另換新床，不然以後一兩年，施政會有心理陰影。
換了在一百年前，發生這種事，奴才會滿門抄斬，有份玷污沙發地氈的一干小童，即使未成年，也會發配充軍古寧塔的。因為特首到底是受過英美文明教育的元首，人道為懷，法外加恩，炒魷魚了事，「阿雄哥」離開前，拿着包袱，應該率家小在特首府外磕三個響頭，哭泣謝恩。
至於英國人當總督時，他幾十年乖乖的，從不敢撒野，華人當了特首，為何敢如此作反，這筆民族主義的道德債，要不要由十三億同胞來清算，這是後話了。

賭場下半夜

2010年02月20日

如果冷戰再現，香港會得益。美中冷戰，如果先由貿易戰開始，中國製造的貨物不可以直接輸送美國，商人總有辦法，換一個招牌，大陸照樣出產，由香港中介輸出，那時香港的經濟就有得救。
這就是從經濟角度，香港人應該歡迎冷戰的理由。美中不會堵死溝通的渠道，總要由第三者來出面──香港如果有這樣的人才，香港人就會得益。
問題卻是，十二年來的特區政府，缺乏獨立思考，他們連什麼叫冷戰也不知道，遑論就未來可能發生的冷戰預早籌訂獨立的對策。
一講到「為冷戰籌訂有益於香港的獨立對策」，「港人治港」的政府，兩腿就會發軟了。親中保皇黨一呼喝：「中美交惡，香港應該服從祖國利益」，香港不論誰來當特首，什麼都不能做，聽隨「中央指示」，這樣，香港只有與深圳和珠海一樣。
中式儒家思想之下的「一國兩制」，到時就「發揮作用」了。即使稍靈活的想法，也絕不會出自香港的小腦袋。十二年來，中國早已認定：香港人只會炒股票，香港這個地方，沒有什麼領袖精英，也只配倒賣房地產和炒股票。
冷戰時代，真正的一國兩制，是殖民地香港。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爆發文革大暴動，其時英國的工黨政府很左傾，首相威爾遜的內閣，信仰社會主義，思想有一點親蘇聯，工黨的政治家對香港這塊殖民地，尤其怡和太古之類，一向沒有好感，中國掀起暴動，正好趁機會捲鋪蓋放棄。
但一國兩制，唐寧街還是要聽殖民地官員的想法。港督和布政司都是公務員，有的還當過兵，在非洲和馬來半島剿滅過黑人和共黨份子，都是右派。倫敦政府左傾，前線的人卻是右派，怎麼辦？高度自治，讓下面的意見佔主流，老闆提出一點疑慮，伙計的主張大膽一點，聽伙計怎麼說，照他的一套辦。
這是香港在冷戰時期繁榮的理由。一個良好的制度，不會把人才當奴才使，也不會把奴才當人才用，然後是是是是，跪聽皇帝拍腦瓜降旨。
再來一次冷戰，特區的香港，更難生存下去，手上有股票、美金和房子的人，有點遠見，像在賭場，玩了一天一夜，凌晨三點了，頗有斬獲？到了該點算一下籌碼的時候了。

帝國主義好

2010年02月19日

《阿凡達》上映，城中出現一股偽裝的「清流」，即不指該片「膚淺」者，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
《阿凡達》只有特技，並無主題，或者宣揚美國霸權，一片激藍，看了會得青光眼。在蘭桂坊，一杯卡巴千奴，捲一根紙煙，聚成一個批《阿凡達》的小沙龍，在一片煙霧之中，一起引述社會學理論，聲討美國，確實會令人有置身巴黎的幻覺，以為自己做了沙特，而那位在上環舊樓髒兮兮同居了七年、樣子越來越 Tom Boy的女友，真有點像西蒙波芙娃。
可是，金馬倫這一次，比台北誠品幫的偽知識份子聰明。《阿凡達》譴責美國向外拓展、掠奪外星資源，主題左得不得了，說《阿凡達》是帝國主義的霸權之作，罪名絕不成立。
然而，《阿凡達》橫掃全世界的現象，包括鎮壓了中國三千年文化頭目兼精神領袖《孔子》，《阿凡達》顯示的 3D特技，明明是美帝國主義的票房掠奪侵略行為，「阿凡達現象」，右得不能再右了，身為中華民族主義者，這口氣又如何嚥得下？
本來，看戲就是娛樂，一齣戲有場面，有人物，但沒有那麼多「深層次矛盾」可供「反思」的。散了場，打個哈哈，拍拍屁股離座，不必開一場「阿凡達座談會」，在一齣商品裏發掘幾噸的「通識」。
美國霸權，是霸定了。《阿凡達》的畫面，本來都有唐詩的意境、蜀山劍俠的畫面、封神榜的誌怪、中國的山水，看《阿凡達》，如果有點「中西文化修養」，都能欣賞氣吞宇宙的外星風景，這一段，「桃花潭水深千尺」，像李白；那一幅，「遙望齊州九點煙」，像李賀。
都是從東方借來的靈感。你自己坐擁這一切，卻不會發揮，美國人只有二百年歷史，拿來點鐵成金了，都變成全球一體化的生意經。
因為美國人還年輕，還愛做夢，而且有勇氣令夢境成真。比起遠東動不動就「三千年燦爛文明」之一片死氣沉沉，《阿凡達》是一卷二十一世紀的新史詩。美帝國主義令人豪情激越，美帝國主義代表了正義和年輕。一齣戲，真要「反思」，億萬憤青都要跳海了，但他們不會的，如果有錢，他們會去美國領事館排隊領簽證，就像尼米茲號來香港，帶來四千萬元消費，你要不要呢？香港會眉開眼笑的，對吧？

Not Just Man’s Best Friends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Feb 18, 2010

A naked woman in Guangdong was rushed to the hospital last week with an odd predicament—a small dog had become stuck inside of her. The woman’s nine-year-old son came back from school earlier than scheduled and was stunned by what he saw in his mother’s bedroom. Sociologists pointed out that the tragedy marks a serious mental crisis of sexual frustration suffered by millions of married women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their husbands have left for jobs in the cities. While most men have abandoned their villages and gone to Guangzhou and Shanghai to become builders or other hard laborers, women are left at home biting at their pillowcases helplessly, and alone.

Many critics have compared today’s China, given its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era England. But while even Lady Chatterley could pick up a macho gardener as her adulterous lover, peasant wome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where the aristocracy has been rooted out and even gardeners have joined the exodus to cities for better jobs, are faced with far less favorable choices when they’re feeling a tad randy.

It’s a tragedy for this woman and the doctors and nurses who had to handle the case. One would also certainly feel sorry for her son, who has received an unexpected and alternative lesson on sex education. But looking at the brighter side of life, the news has come as a relief to me as well as to most other dog lovers. Dogs in China will hopefully enjoy a better fate as more women in the countryside discover another practical function for the animals other than being served on the dining table. As a broadcaster, I didn’t hesitate to pick up and recount the news story immediately in every available detail on my daily Cantonese radio talk show that is allegedly quite popular in Guangdong province. I felt obliged to do my duty to save and liberate some live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stare out with sorrowful eyes for help from their cramped market cages in Guangdong where they await their fate as a cold weather delicacy among certain Chinese gourmands. I spread this story as far and wide as possible and took great honor in helping my countrywomen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lso a case of equalizing gender opportunities: dogs are no longer man’s best friend, if someone dares to test this theory a little more deep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the consumption of dogs and cats illegal in the run-up to the Shanghai Expo as an attempt to boost the national image. A good start. But for those in the countryside whose husbands are so far away, there is no rush for such a huge leap forward at the moment. Take it easy with your dogs, and make sure your children stay in school until the last class for the day has officially ended.

國 恥

2010年02月18日

美國人的《阿凡達》，在中國的票房橫掃《孔子》，身為中國人，如果還嘻嘻哈哈的沒有一點國恥的感覺，實在太麻木了。
中國在戰略上走錯了一步，官方有最大責任。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上帝，迎戰好萊塢的傑姆斯、卡梅隆，明知美方兵力強盛，中國沒有理由派出孔子這支民族尊嚴的嫡系雄師來迎戰，就像當年日軍攻打南京，明知打不過人家，蔣中正委員長也不會動用嫡系主力，只讓外圍勢力的唐生智去當炮灰。
拍一齣《康熙大帝》，或者《雍正英雄傳》，迎擊《阿凡達》，即使票房失利，也是滿洲人的恥辱，與漢人無關。但把孔子送上去，給卡梅隆打得落花流水，就是十三億中國人受辱了，還會影響中國在歐美開設的「孔子學院」的生意。
中國人那麼愛面子，《阿凡達》大破《孔子》，在全世界面前，民族尊嚴掃地，情何以堪呢？何況中國還打了「茅波」，公然使壞，堅壁清野，用行政手段，硬叫戲院給《阿凡達》下片，讓《孔子》上。這樣還是輸了，在國際間，更加丟人。
為什麼呢？還不是老問題──中國人多漢奸嘛。「美帝」沒有用鎗指着「中國人民」的額角，迫他們非要捧《阿凡達》的場，是中國人自己親美崇洋，把一張戲票，當做選票，硬要投美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一票。奧巴馬看看《阿凡達》在中國的熱爆，再瞟一瞟《孔子》的票房，心裏就有了底，即刻宣布：官式會見達賴喇嘛。
還有，香港的特區政府，不是高喊推行「國民教育」嗎？在中國大陸，官方都組織人民群眾看《孔子》，接受國民教育了，一國兩制，孔子是一國文化之尊，特區政府對《孔子》的上映，不聞不問，態度消極，沒有一個高官出來呼籲市民看《孔子》，這種政府，他說他愛國，屁呀，你信不信？
孔子學說，首要講「知恥」。設想人家中東，如果億萬金元拍一齣《穆罕默德傳》，與梅爾吉遜的耶穌傳《受難曲》票房對決，穆斯林兄弟一定會捧自己的場，不可以衰給耶穌，這就是骨氣了。
孔子和關公，是中國文化的一對睾丸，現在，其中一顆，慘遭卡梅隆一劍給挑掉了！還剩下一顆。《阿凡達》要拍續集了，張藝謀甚麼時候拍一齣《關公》收復失地？拜托，我們熱切期待。

小毛頭當家

2010年02月17日

溝通、對話，從政的人，在香港，遇到了問題，無一例外，以為溝通和對話就是靈藥。
都中了 CNN的歐巴馬毒吧。總統候選人穿一套便裝，坐在高櫈子上，聽眾都是年輕人，圍成一個半月形，聆聽這位政界新俊侃侃而談，縱論世事，多型仔呢。
但那是「西方」的生活，移植到這邊來，行不通的。首先，人家不是克林頓，就是歐巴馬。做明星，就要有風采，樣子不可以像太監奴才。美國最早有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的轉播時，落敗的一方，是律師尼克遜，國民不喜歡他，是因為與甘迺迪相比，尼克遜太奸獪，絕對不是平庸或猥瑣。
抄襲英美，文化土壤有異，一定撞板，西方領袖在競選時與民眾對話，掌權之後，反而不必再溝通，因為你已經用選票向他授了權。他的權力是你給他的，他明正言順地領導着你，走向他認定的方向。這個方向，在他競選時他已經與你溝通推銷過了，你信聽了，所以才把他捧送上權力的寶座。
這個程序是很清楚的。今天的特區，卻倒過來。因為沒有選票，他莫名其妙做了官，那個高高在上的位置，是怎樣得來的？他心虛了。心虛就會犯錯，犯了錯，民意不原諒，因為你沒經過我點頭就爬了上去，於是，他這才想到要對話、溝通，希望能修補。
沒有用的。每一個年代，年輕人都叛逆，都不滿現狀。五十年代《阿飛正傳》的占士甸潮流、六十年代的搖滾樂和披頭四、七十年代的反越戰和嬉皮士，何曾見過美國的艾森豪和尼克遜，英國的麥美倫和希斯，要號令部長和高官，與當時的年輕人對話溝通？
因為政府有自信，他知道這就像年輕人一臉的青春痘，只要政府有方向，年輕人有出路，長大了，他能當 CEO，他就會回歸理性和保守─像當年所謂「港英」，絕對不必叫布政司來跟什麼保釣份子和火紅年代「對話」和「溝通」，他高高在上，冷笑着這群「熱血青年」的無知─不高興的話，你回大陸好了，你不會真北上的，對不？那麼少跟我哭鬧撒野。
二十年後，「火紅年代」卻成了醫生律師 CEO，他們都愛銀紙了，設想如果當日夏鼎基和霍德跟他們便裝「對話」， T恤溝通，形象降格，有多寃呢？這就是政治的藝術了。港英走了，餘孽留下來當家，一批小毛頭，把個「阿爺」氣煞，怪誰呢？

Fall

2010年02月16日

語文隨着時代，出現質變，一個女子懷孕了，英語二十一世紀，在青少年之間，最新的叫法，是 She falls pregnant。
Fall是很浪漫的字眼。戀愛了，在英語世界，叫做「跌進了愛」（ Fall in Love），中文叫「我愛上了你」。一個是大意失足的下墜，一個是悉心專意的愛上。 Fall in love，愛情是一道深淵，如果不帶眼識人，這一失足，就是萬劫不復；愛情也是一條月光河，若是命好，這一滑腳，隨波奔流，也可以安抵幸福的彼岸。
愛上一個人，可以叫 Fall in love with。但是，懷孕了，怎可以也像戀愛一樣盲目失足？懷不懷孕，完全可以由女子控制：計算着日期，叫他採用安全措施，懷孕可以是一項理性而清醒的決定，而不像愛上一個人，是身不由己的宿命。
因此， Fall in love可以成立，一個女性 Fall pregnant卻講不通。然而， Fall pregnant卻流行了，為什麼？在一個心智不成熟單親家庭多的社會，十六歲的女童，給男友搞大了肚子，她不說 He made me pregnant，也不說 I was pregnant，而改稱 I fell pregnant，輕輕一個 Fall字，把明明個人的意志的選擇，淡化而偷換成失足的意外。
這就把責任感輕輕卸掉了。語文之妙趣，在於時代潮流的變化，不但超越了文法，也不由權力當局指令調控，當民間偷偷閹割了「懷孕」這個字的意義，偷換了定義， I fall pregnant，像 I fall ill一樣─我患了感冒─之稀鬆平常，男女的情慾越來越隨便，私生子越來越多。
皆因為語文也隨着風俗而異變。一個 Fall字，在北美洲，指黃葉遍地的深秋，在英國，只叫 Autumn，去美國讀書，剛進大學的一年，第一個學期叫 Fall Semester，校園的紅葉飄飄，落在青草地上，塔樓的鐘聲敲響了，一隻小松鼠擁着一枚松果，一跳一跳沒入荒林。經歷過落葉的時節，秋天叫做 Fall，霧起的時候，北國的日腳日短，篝火的暖意新紅，原來戀愛真的是一失足，大學一年級，一顆心變成秋葉，翻落在清清的淺溪，一直飄到小松鼠失蹤的遠方。

虎年願望

2010年02月13日

優秀的孩子學不壞，笨的小孩資質低，加上讀寫障礙什麼的，永遠也教不好。
所謂「從政」也一樣，玩政治，要有七分天才，生下來就懂得玩弄別人，讓自己上位，像毛澤東，還加上讀書努力，《三國演義》和《資治通鑑》都啃通了，成為第一流的權術家，把中國拆爛成一座廢墟，空前絕後，博得全世界讚賞的掌聲。
香港為什麼沒有「政治人才」呢？因為主權移交，過渡只有十三年，英國人把權力交出來，一干中環精英，從公務員、經紀到學者，歡喜得眉開眼笑，都以為自己是足以當家作主的人才。
許多人磨拳擦掌，準備「從政」了，他們以為，「從政」就像「轉 Job」一樣，今天還在開的士，但市區生意不好，於是改行當貨櫃車司機；或者今天做酒樓的餐飲生意，明天改行開卡拉 OK。九十年代，湧現出大批「政壇精英」，組黨的組黨，吹水的吹水，到今天，還有許多「高級公務員」，撈夠了，「轉型」為所謂「問責局長」。
殖民地政府冷眼旁觀，中國也在密切注視。只有英中兩國，才懂得什麼是政治。看見一幫小孩在吹肥皂泡，漸成為「肥皂泡政治家」，英國人心中暗笑，不露聲色。木馬屠城，木馬裏藏的不一定是驍勇善戰的士兵，木馬裏藏着一批稻草人，說這是精英，塞給敵方，當做送大禮，當然也可以。
五區公投，特區政府既然撥了款，可以掩耳盜鈴，只當做補選，特首和高官，就不可以呼籲香港人不要投票。因為如果屆時也參選的是黃夏蕙女士、八両金先生，加三個赤柱非禮強姦的釋囚，還有三四位患了唐氏綜合症的智障人士，只要都是香港公民，按聯合國人權公約，他們就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特區政府出錢主持他們參選，就要公平地叫市民踴躍投票，不可以歧視他們，打壓任何人的參選權。
那麼簡單的邏輯，十三年了，讓你「當家作主」了，為何智商還是原地踏步之不長進呢？香港人懷念英國，不是崇洋，是鄙愚崇優，曾班子呀，為炎黃子孫爭口氣，別叫祖國給西方笑話，虎年小小願望， Please，可以讓我實現嗎？

背囊遊

2010年08月12日

英港混血女醫生，捨棄倫敦的高職，跑到阿富汗當義工，丟了一條命。同一天，一個英漢揹着背囊，獨自完成阿馬遜森林流域幾千公里的森林步行，宣布凱旋，希望喚醒世界的綠色意識。
無論深入阿富汗塔利班和鴉片罌粟花的天險，還是闖蕩阿馬遜森林食人部落和毒蛇的蠻荒，都需要一隻背囊。
背囊的一代，叫 Backpackers。外國的背囊旅客，孤身天涯，睡火車站、啃三明治，背囊裏有一個睡袋，一個 Lap-top，一本 Lonely Planet，或者還有一冊英譯的村上春樹，或阿倫狄波頓的散文集《哲學的慰藉》。背囊客有一份年輕的瀟灑、赤子的熱誠，多半是歐美的白人，他們是網絡的一代，哥倫比亞大學或柏克萊畢業，上次選了奧巴馬，他們對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掠奪，如果沒有罪疚，也有一份同情，從倫敦滑鐵盧火車站出發，經過伊士坦堡， End up在泰國清邁山嶺下的一條農莊，在那裏，他和一群荷蘭和德國的大學生會師，一起摘着木瓜。
背囊的新世代，不再時興吸大蔴了，換成了《阿凡達》的綠色生活。歐美白人社會的背囊客，對於中國的小資，還有香港的 OL剩女，充滿生活品味的魅力。背囊客多是上大學前 Gap Year空檔浪遊的一群，明年就會回到校園，一隻背囊沉甸甸往背上一甩，他們告別大吉嶺，下一站是仰光，為了追尋昂山素姬的一朵清麗的笑容。背囊代表瀟灑、型酷、關懷、青春，當中國的八○後發現中國 LV暴發掃貨團在巴黎倫敦漸成國恥，背囊就化為自由、民主、個性、寬容的象徵。
可是，模仿西方的背囊族，也不太容易的。雖然在華文閱讀世界，也有過一位叫三毛的偽背囊偶像─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在民智未開的時候，一襲撒哈拉的蔴布衣，一首煽情的文藝歌曲，一段虛構的華洋異國戀，已經足夠令台北一地的咖啡吧騷然神往。但真正的背囊族不是這樣子─背囊是另一種「新殖民主義」，以「發現」（ Discovery）來肯定第三世界的存在，從而尋找耶教文明的自省觀照（ Insight）。換言之，背囊族貌似左翼，實是一種「正面歧視」（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太深奧了是不是？中國小資不要亂模仿。像王力雄，揹背囊遊東突厥，「發現」了一些顛覆中國的真相，就麻煩了。去旅行，呵呵，還是參加康泰、捷旅、勝景遊好，星馬泰五天團，豪華享受，才四五千元咋。

The Year of the Tiger—And On Welcoming a New Cold War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Feb 11, 2010

A year into President Obama’s first term, the kid gloves are giving way to a fist, as Sino-US relations plunge faster than a glacier melting off from the North Pole. Arms sales to Taiwan, meetings with the Dalai Lama in the works, punitive tariff increases on made-in-China imports... One just wonders when Obama is going to treat Longhair and Christina Chan for lunch in the Oval Office to give them a formal thumbs-up for another round of besiegement on Chater Road.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Obama is ushering the world into a new Cold War. Some in China may complain, but they should ask themselves what they offered Mr. Obama in return for the hand of friendship he extended to them. The “hak kwai” was snubbed by a Chinese official at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summit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a slap in the face that likely provoked this retaliatory roundhouse, sort of like Bruce Lee after being spit in the face by a Japanese fighter in one of his nationalistic kung fu movies. It certainly didn’t result in bluffing the President into kowtowing. Long gone are the days when China was a hidden dragon, but Obama is no crouching tiger either.

A new Cold War is a good sign and should be welcomed with our warmest hearts. It was the Cold War that delivered a generation of charismatic and memorable top-class world leaders: Ronald Reagan, Margaret Thatcher, of course, but even Charles de Gaulle and Helmut Schmidt are more distinguishable and colossal than the bunch of invisible faces at the G90 or whatever meeting with third-world “leaders” lining up for a group photo before rushing off to the buffet table. During the Cold War, rules were written and strictly obeyed to; terms like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echoed with such seriousness that we knew the world, however anachronistic it is to imagine this now, was being looked after. When baddies like Chairman Mao opened their mouths, they made you listen because it was not a flash of sound bites, but enduring lines that would earn a humble place in 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Quotations.

It was the Cold War that gave birth to creative geniuses such as the Beatles and Bob Dylan and film classics such as James Bond. We were lucky enough to have had leaders in Hong Kong like the six-foot tall governor Murray MacLehose, who was much unlike the team of midgets we have now, whose sole talent seems to be an ability to stutter through a speech transcribed on note cards before proposing a toast in a banquet hall on a July 1 handover day. Jackie Chan and Maggie Cheung were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brands in the old days, not the cropped-headed Tony Chan and juvenile Nina Wang, who shocked the world by wearing Zhang Yimou-esque Chinese costumes. My Chinese New Year of the Tiger wish thus goes to both Obama and Chairman Hu, who would dare to rock the boat, to work together and help bring the change to the world that was promised so articulately a year ago.

Courage and imagination because we were poor, unlike today.

Seductive

2010年02月11日

從前的男人，有一種氣質，叫做 Seductive。
粵語片時代的張瑛，跟吳楚帆一樣，亦正亦邪，但張瑛比吳楚帆還多了一層：女人對他有點想入非非。女人可能會愛上吳楚帆，但對着張瑛，即使是矜持自重的，好像銀幕上的白燕那樣，也容易想歪，蠢蠢然就想出軌。
這一點點特別，就是 Seductive。張瑛的外表以今日標準，絕非性感，中國男人從古至今都沒有 Cultivate過性感這一品種。因為中國的女人從來都不是可以性自主的一群。男中淫棍如西門慶，《金瓶梅》的作者也從無筆墨沒有描述過西門慶有何吸引女人之處，由始至終只是西門慶的金錢在他玩弄的女人身上發揮威力。但西門慶除了淫，還會發狠，抽鞭子把潘金蓮脫光了打得遍體鱗傷，「情節嚴重」，絕非 SM那麼簡單的情趣遊戲。西門慶的淫，由於背後有這一層殘暴的惡性，當然跟性感全無關係。
張瑛的 Seductive完全不靠錢，是一個剛入現代的香港社會突現的奇軍，他五官清俊，並非不識字的大老粗，也不是兇殘的惡棍，而是油嘴滑舌，耍一點點小流氓。中國女人向來只知道流氓是不好的，《水滸傳》裏真正的流氓，並非揮刀亂砍的李逵、武松，而是調戲林沖老婆的高衙內。
大流氓、淫棍、惡棍，其實系出同門，英文可統稱 Thug；但小流氓不同，叫做 Hooligan。小流氓也不是古惑仔，而是對女人天生會使一點壞，喜歡捉弄她，跟她玩玩。女人大多是貪玩的，小流氓用小把戲、小玩意、花言巧語把女人逗得心思活絡，令女人也想放縱一下，壞他一壞。
早年的荷里活深諳小流氓之道。荷里活繼承了英國紳士傳統，但由於美國是移民之地，人品蕪雜，不可能像英國男人那樣假正經，美國男人要開荒、放牛、淘金、幹粗活，生性活潑、粗獷；只有荷里活能炮製「銀幕情人」，把英國紳士跟本土的小流氓調成一杯曠世無雙的雞尾酒：奇勒基寶蓄兩撇小鬍子，對着迎面走來的女郎，一手輕觸帽沿，眨一眨眼，咧嘴一笑，女人的反應一律雙眼圓睜，心跳加速，趕緊掩飾自己的不自在，但心裏卻希望他會有進一步侵進。
荷里活最好的男明星，全出自這杯雞尾酒的配方，幾乎統治了大半個二十世紀的男人的形象，連格力哥利柏這樣正氣凜然的男子漢，在《金枝玉葉》裏面也難免不耍一耍小流氓：騙他心愛的女人，自己的手被雕像吃掉了，嚇得她擔驚受怕、一個人酥軟栽倒在他懷裏，當她得知被騙，噗嗤一笑，忍不住要在他胸膛上輕輕擂上幾拳。
今天的社會，是西門慶充斥的時代。這頭花鈔票，那端即刻要招，還有幾個 SMS的億元合同要他急覆，女人生在這個時代，多性感也白費，沒有 Seductive的藝術，就這樣寃渡了一生……

情人節禮物

2010年02月10日

情人節，學習體貼情人，港男不必爭送花，也不必傾囊買鑽石，只須身邊最基本的小事做好。
比一束鮮花更令女人 appreciate的，其實只是一點點努力：不要央求，也不要討價還價，在關鍵時刻，她只要你主動戴 condom。
不，不要死皮賴活解釋不戴 condom的原因是你想直接體驗她的真愛。不要發明種種可笑的藉口，說連杜蕾絲的生產線也搬到大陸，中國製造的貨色，一定會有裂痕，戴不戴沒分別。更不要在情到濃時，突然坐起來，裸着身子往床頭櫃的抽屜裏拚命搜索，掏出記事本，手忙腳亂翻開，告訴她你已經替她一天天算好，今夜絕對安全。不要分辯，幸勿上訴，情人節，且遷就她一次，又不是綠帽子，她叫你戴，少廢話，請乖乖俯首從命。
然而平時工作多勤奮的男人，在這要命的關頭，都是一個懶精。他嫌撕開包包要花他一點力，他討厭且暗中看錯了那薄油油一層，捲反了套套，即刻浪費了一包──這時，多大丈夫氣概，也露出小男人面目：喂，一盒只三包，美國生產，好貴的唷。這時他反倒不堅持這是廉價的中國貨了。
男人是最自私的動物，在這天縫地合之間小小的一隙時刻，他只會恐懼懸崖臨淵這一分神，維持不了他的硬興，他不會想到他剛去了廁所就急急上床，而且今日尚未洗澡。
這時，你要堅持原則，讓他明白：你不是十六歲的天真小女生，不戴 condom，不代表愛得更貼切三分。不，告訴他，女人比男人脆弱的，不止心靈一處，女人比男人更不設防，所以更容易受傷。
情人節，如果你真愛她，一點卑微的要求，不要廢話。不，我沒有買進杜蕾絲的股票，不必申報什麼利益，請勿以為很幽默，一點也不好笑。咄咄咄，快爬起來，不要那麼懶。上次用光請披衣到便利店去買。買回來，勿叫她用嘴巴代勞，她不是東莞的女人。
由男人自己戴上，展捲時勿胡思亂想，不，她並無外遇，有一天她終會要孩子，只是今天樓價一呎一萬二千，她無法 afford一時意外，掃你興的，是地產商，不是她。想到這裏，你就知道她的體貼和關懷，你低頭，含淚讓她塑膠的溫柔先細細把你來擁抱，抬頭見到她的紅唇，一環幽黃的燈花。

特區品牌

2010年02月09日

千億爭產案，成為國際新聞。這個「國際城市」，因小甜姐和風水哥的澤惠，全球點擊率暴增，外國來的朋友，都知道中國香港，除了一個 Jackie Chan，還有一個品牌 Tony Chan。
「 Jackie Chan是前殖民地時代的情懷」，展開討論之前，我先行糾正：「從前京劇北派宗師于占元師傅，從上海逃難來香港，在唐樓天台開功夫學校，才教出一批人才。換了在今天，特區政府東一個『建築條例』，西一個『關懷下一代健康成長』，南一個社工組織質問『為什麼七小福沒有書讀』，北一個婦女團體向傳媒投訴于占元師傅的藤鞭虐待兒童，不可能再出第二代的洪金寶和元彪。任何研究香港功夫的西方學者，認識這點時序的常識，是大前提。」
外國學者點頭，把這點資料記下，我點頭補充：「 Jackie Chan已經回歸中國，今天的香港特區，在曾蔭權時代，香港男人的品牌代言人，就是 Tony Chan。」
「還有女人呢，」對方提點：「爭產案逝世了的女主角，有沒有發覺，其一身打扮的形象，有中國大導演張藝謀的色彩風格？」
「對了，」我補充：「一把年紀，一對小辮子，一身橙紅橘綠的唐裝，還是中國土風舞的能手，跳起來，小辮子加一身彩服，旋成一隻彩陀螺，像《三槍拍案驚奇》，西方人看來，覺得她 Chinese得很 Cutie，這是香港風水爭產案引起國際注目的心理深層原因。」
最近流行的名詞，叫做「深層次」。遇到文化學術的人士，一旦深層次搭對了嘴形，就酒逢知己， Happy Hour，可浮一大白。
爭產案的女主角，一身中國民族服裝，我向外國朋友引薦中國北方農村年畫的娃娃，也是一對可愛的小辮子，一件大紅肚兜，抱着一條大鯉魚。不論送子觀音的祝禱，還是年年有餘的吉祥，到蘇北的農村，還是山西的山寨，農民家居的炕頭，土牆上多半有這麼一幅年畫，顏色雖已年久剝褪，但一片大紅，還是可辨的。
「太可惜了，」外國朋友說：「如果早幾年，能對這位女士登記一個肖像權，做成公仔，在歐美發行，趕上這宗新聞，就熱賣了。」
像蘇共倒台前後，流行的戈巴卓夫玩偶，唐裝的女人公仔，打開頭蓋，妖異地，裏面藏着一個光頭的風水師，呲着一排大牙板，彈簧放開，彈出來，用唐人街的普通話腔英語： Hi, I'm the Feng Shui Master，雖然或會把美國中部一個沒有領過護照的肥鬼婆嚇成心臟病，痛叫一聲猝死掉，宣揚中國文化，極有幫助。
在中國做玩具生意的朋友，還有香港貿發局，旅遊協會什麼的，還不「抓住機遇」，佔奪市場，加大宣傳力度？萬勿妄自菲薄耶，一起來保育好一對九七後的香港真活寶噢。

新聞的哲學

2010年02月08日

如果這就是「天地有正氣」，當年烈死的文天祥，未免太過 cheap了。
不過是一個壞男人，想染指一個蠢女人的家財。千億財產，如果判給她生前剋扣實用面積的萬千業主，欠薪的建築判頭和工人，才算一點點的正氣伸張。這個女人何等質素，坐擁如此財富，在一個稍有正氣的地方，如芬蘭、瑞典、荷蘭，在人人安居樂業的國家，不會出現一個如此妖異的富豪。
正如戴卓爾夫人出兵攻打福克蘭。不錯，阿根廷的軍人總統加蒂里也是一個右翼的領袖，也不是什麼忠良之士。是阿根廷先動手入侵，但看看地圖，福克蘭離英國那麼遠。這場仗，戴卓爾夫人打贏了，但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戴卓爾夫人是不可以昂首挺胸宣示「天地有正氣」的。
在一個正邪錯亂的時代，像《雙城記》著名的開卷般，論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總之，那樣的時代，就像今世，一些最喧鬧的評論權威，不論細說其好壞，都愛用最偏激的譬喻。」
「天地有正氣」，在一個道德的語境中，這句話是不可以胡亂引用。壞和蠢之間打官司，蠢的一方，在身後贏了，就是「正氣」的勝利？至少她行年近百的家公不同意，這千億元，按照文天祥代表的中國儒家的禮教，每一文錢，與這個女人無關，全歸王姓的夫家，何來的正氣？
社會太偏激，不是包圍立法會的「八十後」一代，而是地產富豪在誇張詞句裏隱藏扭曲了的偽道德觀，最好笑的是許多人鼓掌，咸表認同。這些儍蛋，也包括當初買了這個女人名下的房子的寃大頭吧。千億財富，本來都屬於他們，也就是從市民身上榨出來的。
壞人和蠢人相爭，看熱鬧好了，不妨嚴守中立。畢竟一方不是死守四行倉庫的國軍。另一方，也不盡是日本鬼子，沒有一方是正氣的依歸。一個城市貧富懸殊成這個樣子，沒有土地的，永無翻身之日，看戲就看戲，嗑花生好了，不必為其中一方押下感情的注碼。如果看過電影《巴別塔》，就會領悟，在一個正氣泯滅的亂世，在壞人和蠢人之間，蠢人比壞人更可惡。先有愚昧的判斷，後有妖邪而惡心的情節。看穿這一點，不鼓掌的，才是哲學家。

語 蠱

2010年02月07日

民主元老司徒華先生患病，記者登門，問支聯會的「接班人問題」。老人家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不必講什麼『接班人』，支聯會主席是選出來的。」
司徒華先生火氣夠，畢竟是教育工作者，不止答了問題，還趁機向不識世事的小記者快速上了一節通識課。
不但選舉不選舉，而且是「接班人」這個名詞，都十足的「共產黨風格」，因為這是「毛主席」喜歡用的詞彙。一九六九年中共召開九大，決定「林彪副主席」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全國即刻敲鑼打鼓，處處遊行報喜。
中文本來有「繼承人」、「繼任人」，今天流行說「接班人」，皆是香港特區中國語文自動放棄「一國兩制」。
中文是「一國」，詞彙卻有「兩制」。民國時的文字是一制，大陸是經歷了幾十年政治操縱的「漢語」，是另一制，其中又以毛澤東一人的喜好為宗。譬如，毛澤東喜歡李賀的詩，中國在文革前後，講到不論「帝國主義」的圍堵還是「四人幫」的橫行，一度都流行說：「在那段『烏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一時李賀詩句，本來很有意境，經「工農兵」們一哄用，變成了紅色八股。
毛澤東是語言心理學的大師，《人民日報》的社論，送到中南海，老毛親自改。毛澤東知道，語文是統治思想的工具，什麼時候隱晦，可以迷惑恐嚇一小撮敵人；什麼時候明確，能調動排山倒海的愚民；什麼時候故意把詞彙用鈍，可以令他統治的人民放棄思考，變得特別蠢。
譬如「存在」這個詞，今天的特區高官，也很時興：「經濟不存在風險」、「不存在誠信問題」。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經濟沒有風險」，「並無誠信問題」就是了，矯揉造作些什麼？
他們不知道，「存在」是共產黨風格的名詞。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毛澤東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毛澤東不說「還有不拿槍的敵人」，而說「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是加強肅殺凝重之感，令人聞而生寒。
毛澤東以語文統治愚民，藝術高超，而且隔代發功，令人讚賞。所以當前「港英」的「港督會同行政局」權威九鼎，變成今日為人輕蔑的「曾蔭權領導班子與行政會議成員」，不要怪民意。魔鬼，哈哈哈，就在閣下使用的中了「毛蠱」的「母語」裏。

假 設

2010年02月06日

香港男人近來熱門的話題，彼此笑問：如果給你三十億，「這樣的女人」，你肯不肯上床？
太爛的問題，太庸俗的笑聲。該如何回答？因為是一個不可能的假設。拜託，可不可不再以這個問題做茶餘飯後的話題？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可以發揮不那麼惡心的想像。
最多女人在三十歲之後開始假設：如果第一段戀情沒有失敗，如果沒有跟他分手，如果當年嫁給了他，今日會怎樣？
有此白日夢想的女人，多半婚姻不太理想，老公是醫生律師，有穩定而豐裕的環境，婚姻生活像六月北極圈的白夜──心靈明明是幽晦的夜晚，日間陪同夫婿今天雞尾酒會、明天宴會、買不完的 LV手袋、去厭了的北海道，漸漸發覺床上這個日漸臃腫的男人索然無味──他一回家，癱倒床上，永遠比你早先睡着，一張臉泛閃油光，稀疏的黏髮三日未洗，鬍根還剩着夜宴時留下的魚翅羮的一屑，他快半百了，睡覺時嘴巴半張，口水搭拉着枕頭。你近在咫尺，凝視着他的睡相，在枯曬的陽光烈日裏，你暗嘆一口氣，輕輕抹掉你的眼角快掉下的淚珠。
一夜無寐，披上一件毛衣，走進書房，在 Facebook上打進另一個男子的名字，闊別十年，他不知身在何方。不，你絕無意重拾舊歡，也不等同暗中對那位初戀情人愛火重燃，你只想在白夜之中，找一塊可以窺伺的岩石，希望他的蹄聲從遠而近，在不遠處走過，你絕無意驚動他，只想遠遠一窺他路過的身影。
只要他也一樣發胖，同等半禿了頭，只要他不堪生活的折熬，也消磨成一個像風水師一樣的旺角小男人，你才沒那麼難受。
不是嫉妒，也不是狠心，而是曾經滄海之後一點點隱秘的自私。每一個女人在夜深人靜時都會尋求一個多餘的假設： What if。如果當年沒有跟了身邊這個日益猥瑣的人，如果一念之差，嫁的是另一個。在 Facebook上，你默默找他的名字和照片，希望找到的是一個像番薯般的中年人。但他偏沒有成為 FB的會員。女友說在遠方見過他一次，他沒有發胖，頭髮還很濃密，好似 keep得尚 fit，但不肯定，不知有看錯了否。
謎底你願意知道嗎？一半渴望，一半寧願永遠落空。閉上眼睛，曙光照透窗戶，你的心像消融的冰山，默默滑下蒼藍的海洋。

苦海孤星

2010年02月05日

一個月前去探望他，他已經在瑪嘉烈醫院的深切治療病房。戴著氧氣罩，說不出話。
羅海星患了血癌，有時很虛弱，有時聽說又康復了，見面的次數不是很多，他都雍和而安詳。問他這許多年蒙受的苦難，他淡然一笑沒有後悔，話匣子打開，有沒了沒完的趣聞。
羅海星是我們這一輩──這個一度小小的與世隔絕的圈子裡的大哥。他的父親是圈子裡的「領導」，是一位權威的文化人，我很小的時候，就聽上一代說起這位大哥：羅海星去廣州讀書了，大家說起他的勤奮和善良。那是激情的六十年代，我在尖沙咀舊火車站的月台上，看見銀色的鐵軌無盡舒延向北，閃閃銀光，我就想起從未謀面但聽說無數的這位人物，他在鐵軌遙遠的另一端。
第一次見到他，想不到在英國。羅海星已經出獄，和太太來倫敦首相府，會見首相馬卓安。他說起許多圈子裡的故人和往事，只有我明白。上一代都是對國家懷著浪漫的抱負和理想的人，他們的孤寂和失望，遺傳在海星的心靈，一生就此誤投滄海，當斜陽黯歛，家國飄零，在珠江口岸的海角外，幾叢漁火和一岸淒燈。
這種心情，只有與海星共話時，方感淒然。他比我年長，我小的時候他已在大陸，有時候，在海外的寒夜，我想起兒時的舊侶在記憶的圓桌上，總有一個空位子，一把椅子，留給海星，等他回來。
與羅海星見面時，每有千言萬語的哽咽之感，他在「六四」後救朋友，是一個時代逝去了的古風俠義，自己也捨身為囚。我知道，當時他身在北京，眼見廣場的一地帳幕、半空旗海，一定想到年輕時自己穿著解放裝與朋友「串連」大江南北的激昂歲月。「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如此名句，又欺騙了豪情幾許？羅海星的無悔，是真的。
最後一次見到他，緊握著他的手，他向我微笑點頭。今年的冬天特別淒冷。但願他此生活過一片苦海，他永生為澄藍的一爪孤星。但願在那裡，他最終找到他苦找而無償的一片澄空幻海的大愛。

James Cameron as the King of China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Feb 04, 2010

James Cameron, director of the science-fiction epic “Avatar,” almost inadvertently started a tribal war in China after tourism chiefs in Hunan tried to cash in on the popularity of his smash-hit blockbuster by renaming a peak in their province “Hallelujah Mountain” after the floating rocks in the movie.

But this decision angered people in the town of Huangshan in Anhui, who insisted that the “Avatar” rocks look more like the famous Yellow Mountain in their province. Cameron himself was asked to be arbitrator of the dispute during his recent publicity trip to China. The former self-proclaimed “King of the World” (as Cameron joyfully dubbed himself after winning the Best Director Oscar in 1998 for “Titanic”) ruled that it was in fact the Yellow Mountain that had inspired his photographers, who spent four days in 2008 taking pictures of the mountains in China as research for the film.

But it was too late. A rock spire in the Wulingyuan Scenic Zone in Hunan, previously known as the “Southern Sky Column,” was re-christened “Hallelujah Mountain” in a special ceremony two weeks ago as “Avatar” officially became China’s most popular film, beating “Confucius,” and gross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at the box office.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even set up a special tourism department called “The Avatar Tourist Affairs Bureau,” set to reap billions of dollars from the millions of Chinese who are about to flood into the area to admire the heavenly beauty of planet Pandora.

It was a dangerous move. What the short-sighted Hunanese don’t know is that the word “hallelujah” sounds pretty subversive. The mountain could very well become an attraction for underground Catholics, who are steadily growing in number in China, and the area could even turn into something of a holy tourist destination akin to a Jerusalem of China, thus threaten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Previously the mountain appeared as a phallic symbol that was supposed to bring good luck to infertile couples who made the pilgrimage to worship it. But under its new moniker, the mountain could look more like a Messiah for those who feel marginalized and bullied, and could even give rise to another revolutionary hero like Jesus Christ, who might lay claim to becoming the new King of China.

If the mountain is indeed re-christened, then why doesn’t Hunan step it up a notch and change the name of its province? Surely with a deft name change it could attract more tourists than it does today as merely the birthplace of Chairman Mao. Think of the possibilities that would open up with “James Cameron Province.” If Steven Spielberg started feeling a bit jealous, he’s welcome to come to China to shoot Indiana Jones Part V with an aging Harrison Ford leaping off roofs in the Forbidden City while fighting the evil eunuch portrayed by Jet Li over the long-lost sword believed to belong to the late Emperor Qin Shi Huang.
The Forbidden City could then be renamed “Steven Spielberg City” to commemorate the honor bestowed upon it by being selected as a film location by the world’s greatest cinematic genius. Although it should have also been re-christened “Bernardo Bertolucci Palace” in the 1980s because that was where the famous Italian director decided to film “The Last Emperor.” In those days, we were simply too shy to do it. We lacked the courage and imagination because we were poor, unlike today.

海地模式

2010年02月03日

許多殖民地「當家作主」後的失敗，冥冥中有一樣的公式。

譬如地震災難的海地。在法國殖民地時期，海地是拉丁美洲最富庶的國家：海地出產的糖、咖啡、棉花，佔十八世紀法國貿易額的三分之一。

不錯，海地的自然資源，都由法國奴隸主掠奪了。但是，沒有法國奴隸主來剝削、推動出口，海地不會富庶。如同今日中國，沒有香港和台灣商人北上，當企業的奴隸主，剝削廉價勞工奴的血汗，為歐美設計的貨品加工出口，又哪來今日中國四方稱頌的富強？

所以，要認同今天中國的成就，必須先表彰帝國主義的功績。沒有英法帝國主義二百年前給你豎立的典範，讓你今天抄襲，中國沒有今日之經濟奇蹟，這一點，不要青筋暴現的反駁爭辯，沒有用的，一切只是三歲小孩的常識。

閒話表過。海地什麼時候出問題？海地富庶了，法國人在海地推行了一點平民教育，讓黑奴讀書，有一個受了教育的奴隸，名叫羅費朱，受了法國革命的鼓舞，很想「起義」。但他很「和平理性」，只希望跟法國人「和平談判」。奴隸主哪裏會甘心交出權力？法國那時已是革命後，標榜人權、平等、博愛，但只對法國人，奴隸是無權享受革命成果的。把羅費朱用鎖鍊綁起來，運到巴黎審判。

羅費朱死在巴黎。海地黑人醒覺了，覺得跟你講道理沒用，羅費朱的兩個門徒，拿起武器，「起義」了。法國人打不過黑奴，很快就捲鋪蓋回國了。

於是，海地人民「當家作主」了。兩個門徒成為革命成功，其中一個，自封為王，把海地變成自己的王國。黑人趕回菜園，繼續做牛做馬。第三世界的革命，由於民族基因問題，都會走樣的。從此，海地雖然獨立，但海地出現了一個本地的「精英階層」，聯同腐敗的黑人政府，一起剝削黑人。

海地的「精英階層」，像香港所謂「中環人」一樣，有一個名稱，名叫「摩拉托」（ Mulato），摩拉托這個字，源自拉丁文的「騾子」（ Mulus），意思是馬和驢雜交的動物。什麼意思？就是指法國奴隸主和黑人生下半黑不白的混血兒。

摩拉托與黑人國王勾結，即使有「選舉」，也沒有用。今天，摩拉托只佔人口百分之一，卻控制了全國五成以上的財富，這樣的國家，怎會沒災難呢？海地大地震的一片危樓瓦礫，看上去，像馬頭圍道那幢唐樓倒塌放大了千萬倍。

海地不幸，處於地震帶，但鄰國多明尼加也在地震帶，人口差不多，多明尼加人均壽命比海地長十三年。香港有沒有「海地化」？或許有點過慮，但香港人均壽命七十八歲，雖然地產商百分之一人口，控制了七八成的財富，但香港一半像海地，但另一半，活得比多明尼加幸福，笑一笑吧。

大崩塌

2010年02月02日

二十歲的好學生葬身土瓜灣的塌樓災難，好教師聖誕前夕在秀茂坪給醉駕的司機撞死，葬身火海的消防員，在這個世界，該死的人，坐擁權貴，還貪得無厭的，沒有死；不該死的，忠厚善長，在艱辛的前線，在不見天日的底層，本來只求一份卑微的生存，卻在一個卑視人命價值的社會死了，才是最大的不公不義。
當然，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富有的人，也有好心腸的善長，窮人也有可惡的渣滓。但是，在馬頭圍道的塌樓災難裏，明明有充裕的十五分鐘，一個來自大陸的「鳳姐」，已經跑出來了，逃亡的人，只冷冷看了她一眼，沒有人告訴她危在旦夕，就此葬身瓦礫。
當一幫尊貴的議員，因為外面的「八十後」示威，「困」在立法會，可以一個電話就召來警務處長，喝令「你不給我搞定外面的示威者，我炒你的魷魚」時，妓女和窮學生困在真正的危城裏，無可呼援，這樣的社會不可能不出事。
當尊貴的議員和高官，在「八十後」圍城之際，可以坐在舒適的休息廳裏喝紅酒談笑風生，享受着警員在外面替他們「清場」，但妓女和窮學生在危樓將崩的十五分鐘裏，沒有人叫他們為了攸關的性命趕快撤走而成為悲慘的亡魂時，這樣的「國際都市」，不可能不出事。
當建一座高鐵動用六七百億，許多危樓舊廈沒有錢維修，為了追求「經濟繁榮」，七百億的地鐵可以貫穿無數窮學生、小販、失業者、一鳳樓脆弱的地基，只因為會帶來「長遠效益」之際，這樣的「發展」，也不可能不發生災難。
當香港的「主流媒體」，死者姓名齊全，只有那個來自中國內地的「鳳姐」，連名字也沒有的時候，這就不止是香港一地的「深層矛盾」──她或許來自四川、湖南，在遙遠的鄉間，她的父母在默默等她帶着一筆錢回家過年，她已經年近四十，也許，她還有一個等着母愛的小兒子。天崩地坼，她葬身異鄉，蝸居化為塵土，只留下殘牆上一張一對洋男女裸戲的海報在風中飛揚。
她生前最後得到的是一閃冷漠而沉默的臉孔。她與「恩客」共赴黃泉。告別了一座公義和良心塌陷了的活地獄，願她無痛地遠去，在天國俯瞰瓦礫的蒼生，她告訴自己，現在，我解脫了，我比你們都快樂。

大災難

2010年02月01日

唐樓倒塌，不止是一場災難，還是一場所謂「深層次矛盾」。

不是沒有預警，建築工人早就知道要塌樓了，先行衝離現場。有整整十五分鐘，一幢五層高的房子，最多只十伙人家，完全有時間趕快逃生。

有一位「鳳姐」，已經驚覺，探頭慌問，發生了什麼事？另一個女住客就在「鳳姐」面前溜掉，沒有通知她跑。

為什麼，因為這位「鳳姐」的敏感職業，一幢房子的住客是知道的。逃生的人，會不會鄙視她，根本不予答理，就此多送一條人命呢？

香港早就有了「平機會」，也出現了「性工作者」這個類西方的名詞，都是一層包裝紙，證明社會對這個行業還是很歧視。

一個城市對人命的價值不重視，就有這種災難了。籠屋蝸居，一個窮人住在碌架床的下格，平時上班，把床位的鐵絲網鎖起來，這是把自己當雞鴨畜牲看待。地產商的殘酷剝削，把人的尊嚴也刨挖掉了。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你自己住進豪宅，有那麼多不幸的人像牲畜一樣活着，自己也不安樂的。公民社會，就是不能「分享」這種羞恥。

平時不是高喊「天下為公」嗎？這就是儒家思想，大家最喜歡以「同胞」稱呼，自己的同胞，活得如此卑微，裝作看不見就是了，替這些不幸的人群出頭爭取什麼，隨時會當作「起義」的。

中國人社會從來標榜「人情味」，外國人比較講「私隱」，人際關係很冷漠。但如果紐約的公寓有這種危機，互不相識的住客，逃走的時候，多半一面跑，一面敲鄰居的大門高喊叫逃生。一個人生下來的喧嘩大嗓門，不是叫你在飲茶、看戲、出席城市論壇時全天候開動，是用在這等生死關頭的骨節眼上的。

在關鍵的時候，選擇沉默，在不適當的時候，偏偏最八卦而愛管閒事，會不會是一個群體走向墮落的根源？

留下的懊悔，纏繞終生，對於一個有良心的生還者，還是很痛苦的，怎樣「吸收教訓」？記住，一張嘴巴，該叫喊時叫喊，該閉上時閉上，樓還是會繼續塌下去的，生命會省回許多，雖然，一個妓女，不，性工作者的生命價值很卑微，這，就是另一卷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