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n Free-loading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Sep 30, 2010

Calling the few rocks between Okinawa and Taiwan the “Senkaku Islands” instead of “Diaoyutai” does not automatically make you guilty of treason; you are simply following the translation globally propagated by the suspenders-wearing editor of Reuters from his smoky newsroom.

Nor should one feel ashamed for wishing Zhan Qixiong, the heroic fisherman detained by the Japanese over his intrusion into the waters of the islands, a nice stay in custody because Japanese jails are torture-free, fully air-conditioned and enviably serve fresh sushi meals.

If on hearing Beijing’s threat of a potential boycott of Chinese tourism to Japan last week, a move calculated to make Japan’s economy feel the pain, and you rushed to call your travel agent to book your winter hot-spring holiday to Sapporo because you know now the hot springs there will be free of spit and buzz—you are simply smart. As a Hongkonger, you are reacting to big news stories as calmly, pragmat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as always—and there is nothing wrong about that. The last time I recall reacting similarly was when I urged my mother to buy up HSBC shares at its record low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ne 5, 1989. My mother made a small fortune before the blood on Tiananmen Square had hardly dried. She thanked me for my filial piety. It was ages ago. How time flies.

All I know about how to behave as a good moneymaking Hong Kong citizen during moments like these, is a strict observance of article 14 of the Basic Law,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defens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country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I watched the TV news, I raised a glass of fresh Hokkaido milk just purchased from the nearby Park-N-Shop in salute to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marine police, which stopped a trawler from sailing to the Senkaku Islands to confront Japanese gunboats.

When the Chinese go nuclear at the Japanese and start throwing bottles at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 we show our good will to our neighbor up in the northwest and vote more often with our feet to some 1,000 local Japanese restaurants, nearly all of which are owned by Hongkongers. Should we afford to be emotional, it would mean the local waitresses shouting, “Yilashai-masei” (roughly: “welcome”) there with their heavy Cantonese accents may lose their jobs. We snatch up tickets to Hiroshima to admire the autumn maple leaves there for a casual autumn weekend, while our fellow countrymen have to endure long queues and some hostility from junior Chinese staff at Japanese consulat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At moments like this, I doubly miss the late Uncle Deng Xiaoping, the man who,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had secured our tourist visa-free travel to Japan, as well as the glass of melamine-free milk I happily sipped jet-fresh from Hokkaido.

型男領袖

2010年09月30日

英國工黨選出新領袖，年方四十，名叫文立彬，是前外相文禮彬的弟弟。
兩兄弟都玉樹臨風，年輕、端莊、有教養。在 IFC與幾個女生茶敍，女人對政治不了解，對於男人的氣質和外表，感覺很敏銳。
「真是好靚仔呀，」 E大讚，語氣像剛欣賞品嘗完的一客北海道的冰鮮蟹，已經在舔着嘴唇了，猶有意猶未盡的胃口之情。
一點也不奇怪， Given她周圍看見的港男的容貌。我想到我最敬重的今日一位中國女作家蘇三的一句話：中國的男人，像一地蔓生的野草。
「香港的一些政團，也在亦步亦趨的模仿英美白人國家，拚命推出牛津哈佛畢業的靚仔新進，」 Amy說：「可惜，就像你說的， DNA不一樣，如果連本地英語台的電視訪談也不敢應戰，就有點問題了。」
「工黨這兩兄弟，上台執政，當然不一定行，」我說：「文立彬由工會撐腰，英國工會是一羣老粗，他們也知道形象。一羣社會主義者，在台下虎視眈眈，監督台上的金馬倫，你如果不行，敬酒不喝，選民警告：就有凌厲的罰酒在後。」
提到英國，又豈能不說日本。日本外相前原誠司，還有首相菅直人，形象也很好。尤其前原外相，如果有機會接任相位，幾年後，將來與文立彬一起，英國領袖會面，如果奧巴馬還沒下台，三大型男 3P三人行，對於全世界的女人，在視覺上，就是一桌養眼的盛宴。
如果世界沒有第一流的政治家，那麼至少由型男上台，比醜男人好。像伊朗的總統就很猥瑣，菅直人和前原誠司，英國的文氏兄弟，美國剛下台的幕僚長艾曼紐，還有國防部長蓋茨，至少這一幫，就有現代領袖的型格，適合上電腦屏和 i-Pad。相由心生，讓一個六歲小女孩憑直覺判斷，都知道哪一個國家好、哪一個壞。
樣子年輕型酷，還要有內涵修養支撐。文立彬的致謝演說，比不上戴卓爾和邱吉爾，至少咬字清晰，無俗套八股。政治家還要有看法，由看法中提煉洞見，這一點，模仿洋人，光有一張娃娃臉，就不是那麼簡單。
「政治歸政治，賞人歸賞人」， E和 Amy舉手申辯：「釣魚台問題，是你們男人的紛爭，我們不管。」
她們是指對菅直人和前原誠司的形象欣賞。女人膚淺一些，但膚淺也是一種快樂。

頭版標題

2010年09月29日

報紙的頭版，是新聞工作者發揮創意的戰場。本報昨天的頭版，四個大字：「李祿回家」，另有小字副題：「美國股神畢菲特護持下」。

這樣的頭版，就很有創意。然而，還可以再玩一玩。報紙面對市場，香港這個市場，有幾個特徵：首先是公眾失憶，第二是錢越多的人，越受尊崇。
這段新聞的性質，明顯不過，李祿再有三頭六臂，沒有白人千億富豪畢菲特的護送，也回不了家。
好了，在新聞學上，就有這樣的計算：一，李祿是何許人？八○後和九○後的一代，以失憶為時尚，這個系列的名字：李祿、柴玲、封從德、吾爾開希，就像粵語長片的曹達華、于素秋、林蛟、麥基，太Out了，年輕一代沒有印象記憶。
但畢菲特就不同了，與蘋果的 Steve Jobs、微軟的蓋茨、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樣，全球風雲人物，點擊率最高。畢菲特比李祿In許多，無人異議。
第二，論文化記憶，甚為深奧，以中國人一個「錢」字做標準，就明白了。李祿再有錢，身家絕無畢菲特豐厚，以錢排輩，畢菲特的地位在李祿之上。
其三才是政治，沒有美國白人股神的護持，李祿不但回不了家，而且沒有地位。中國政府給畢菲特面子，而不是這個叫李祿的美籍華人。
很明顯畢菲特才是真正的主角，李祿是配角，正如西遊記，護持唐僧上西天取經不被妖精蒸來吃掉的，是孫悟空，孫悟空才是第一主角。
既然如此，此一頭版標題，尺寸就要調一調：「李祿回家」用小號一點的字，甚或毫不起眼，「美國股神畢菲特護持」，才加碼大字標題，這樣才切合事實，主次分得清楚。
李祿回不回得了家，老實說，除了憤青詛咒兩句「漢奸」，中國人不會太關心，但由畢菲特護着回鄉，畢菲特的一舉一動，才是焦點所在。李祿畢竟是一名炎黃子孫，有重案在身，回到大陸，一定乖乖的，絕不敢亂來，這一點，毫無懸念。相反，畢菲特性格分明，是一個魅力型的美國男人，有何「文化衝突」，才是看點。
就像電影《華爾街──金融大鱷》，主角是年紀老一點的米高德格拉斯，而不是嫩的沙拉保夫，電影的海報
Sell明星，設計很重要，頭版也一樣。誰是李祿？中國很少人知道的，畢菲特卻擁有全世界。新聞學，研究的就是這現實的判斷。

頭版標題

2010年09月29日

報紙的頭版，是新聞工作者發揮創意的戰場。本報昨天的頭版，四個大字：「李祿回家」，另有小字副題：「美國股神畢菲特護持下」。這樣的頭版，就很有創意。然而，還可以再玩一玩。報紙面對市場，香港這個市場，有幾個特徵：首先是公眾失憶，第二是錢越多的人，越受尊崇。這段新聞的性質，明顯不過，李祿再有三頭六臂，沒有白人千億富豪畢菲特的護送，也回不了家。好了，在新聞學上，就有這樣的計算：一，李祿是何許人？八○後和九○後的一代，以失憶為時尚，這個系列的名字：李祿、柴玲、封從德、吾爾開希，就像粵語長片的曹達華、于素秋、林蛟、麥基，太
Out了，年輕一代沒有印象記憶。但畢菲特就不同了，與蘋果的 Steve
Jobs、微軟的蓋茨、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樣，全球風雲人物，點擊率最高。畢菲特比李祿
In許多，無人異議。第二，論文化記憶，甚為深奧，以中國人一個「錢」字做標準，就明白了。李祿再有錢，身家絕無畢菲特豐厚，以錢排輩，畢菲特的地位在李祿之上。其三才是政治，沒有美國白人股神的護持，李祿不但回不了家，而且沒有地位。中國政府給畢菲特面子，而不是這個叫李祿的美籍華人。很明顯畢菲特才是真正的主角，李祿是配角，正如西遊記，護持唐僧上西天取經不被妖精蒸來吃掉的，是孫悟空，孫悟空才是第一主角。既然如此，此一頭版標題，尺寸就要調一調：「李祿回家」用小號一點的字，甚或毫不起眼，「美國股神畢菲特護持」，才加碼大字標題，這樣才切合事實，主次分得清楚。李祿回不回得了家，老實說，除了憤青詛咒兩句「漢奸」，中國人不會太關心，但由畢菲特護着回鄉，畢菲特的一舉一動，才是焦點所在。李祿畢竟是一名炎黃子孫，有重案在身，回到大陸，一定乖乖的，絕不敢亂來，這一點，毫無懸念。相反，畢菲特性格分明，是一個魅力型的美國男人，有何「文化衝突」，才是看點。就像電影《華爾街──金融大鱷》，主角是年紀老一點的米高德格拉斯，而不是嫩的沙拉保夫，電影的海報
Sell明星，設計很重要，頭版也一樣。誰是李祿？中國很少人知道的，畢菲特卻擁有全世界。新聞學，研究的就是這現實的判斷。

龜兔賽跑

2010年09月27日

印度新德里舉辦英聯邦運動會，弄得一團亂糟。
印度人有什麼問題？不是沒有聰明人──高智商的印度人，許多都留在美國的矽谷──而是印度的「精仔」太多。
印度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對他的祖家印度，批判指出印度是一個受過創傷的文明：印度人很重視出身和種姓，印度人卑視自己。印度人在初相識時，都愛探詢對方：你每月工資多少？你結了婚沒有？有幾個孩子？在最初寒暄的時候，都暗中把對方在心中秤一秤，再決定付出什麼等級的「接待」。
不要對號入座，我說的是印度人，不是它的任何鄰國。英文中有所謂「印度式思維」（ Indian Mentality），成為一門專科，從印度在獨立後的種種失敗，研究印度人的民族性，奈波爾就是其中一位專家。
例如，廣東人叫白種男人做「鬼佬」，印度人叫鬼佬做「哥拉」（ Gora），發音差不多。一名哥拉走進孟買的高級餐廳，會得到最殷勤的禮待。時時有女哥拉（鬼婆）嫁給印度男人，走進餐廳，白人妻子像一塊蜜糖一樣吸引許多印度侍應的殷勤服務，她的印度丈夫給冷落在一旁，遭到經理白眼，問長問短，怪他不該進來。這對夫婦要至少生了兩個小孩，把子女一起帶進餐廳，情況才稍有改善。如果你有印度朋友，他會告訴你他經歷目睹的至少幾回這樣的趣聞。
印度的等級是這樣分的：白種男人，即哥拉；白種女人、印度男人、印度女人，然後是所有巴基斯坦人。
印度辦不好英聯邦，是因為勞工的質素差。印度人一般全無守時觀念：一批貨，兩天後裝櫃上船，必須四十八小時之內完成。香港人在七十年代的膠花和紡織品時代，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教化之下，早就養成了拼搏的習慣，但印度人受英國領導三百年，群體開工，一直都很散漫。
因為印度的歷史上沒有出過一個秦始皇，用鞭子把他們當奴隸，強迫修築萬里長城。在這方面，印度人自覺比他們的鄰國人自由，所以高一等，但其鄰國又看不起印度人，覺得論一盤散沙，自己還不是世界冠軍。
貪污也一樣。報告一個好消息：印度是民主國家，貪污也是世界數一數二。新德里建運動會場館，一個建築工地，起到一半，政府官員來檢驗，他向建築商要一輛平治房車，不然就拒絕在查驗的文件上簽字。
建築商眼也沒眨，送給官員一輛平治，然後吩咐把成本在餘下一半的建築成本裏扣掉── Bravo，辦亞運吧，快，這個世界因有印度，中國人在龜兔賽跑中，永遠覺得我們還不是烏龜，雖然「鄰國才是烏龜」，印度的觀點也一樣。

皮鞭老虎櫈

2010年09月25日

香港的「保釣」船出海受阻，特區政府明令不准開航。不是曾蔭權不准大家「愛國」，而是祖國不想「保釣」船橫遭不測。
日本這次真的毛躁了，重則開火擊沉，輕則把香港的保釣份子也抓捕判囚，那時祖國才救得了一個詹船長，又添幾位香港勇士，國內憤青爆炸，又如何折騰得過來。
不許保釣船出航，不要那麼負面，是祖國在愛惜香港人的自由和生命，暗加蔭庇，不是不許你愛國。
但是做孫子的，總有不成熟的時候。街上明明汽車穿梭，很危險，小孩子硬要闖馬路中心踢皮球，爺爺在房間不聲張，指使菲傭死命不開家門，孩子哭鬧着，抱着皮球，狠命踢着，還向菲傭臉上吐口水。
這樣的事，誰在童年時沒發生過？今天的曾班子海事處，就是那個奉了 Sir的命，攔在門口不許孫子出門的菲傭了。祖國一片苦心。
然而中國男人，從沒有展示 Man的機會：平時結結巴巴，唯唯諾諾，在權威面前是是是，陽剛、酷、型，一向與中男無緣。
所謂保釣，為一小撮中國男人提供了一種叫「抗日」的想像。抗日，就像西方人士眼中一千○一夜的阿拉伯世界，是一種東方主義的想像，「保釣份子」自我想像為一九四○年的抗日英雄：松花江上的鐵絲網、河北的炮樓、孤島上海的憲兵部、皮鞭、老虎櫈、燒紅的烙鐵。只能從香港漫畫「財叔」或台灣電影《一寸山河一寸血》裏，想像抗日志士在地下室遭受刑拷，痛苦嘶喊，才重獲男子漢的身份（ Manhood）。
但在現實中，大家都明白不是那樣子：遭海上自 衞隊抓獲，日本警政廳的拘留所其實環境舒適，沒有皮鞭烙鐵，冷氣開放，四壁有一層軟軟的墊子，三餐有海藻湯、天婦羅、薑汁牛肉飯，也許壽司手卷還有沙文魚和魚子醬的 A B選擇。
「日寇」不會給你上刑，迫你供出重慶方面溫總隊長的行蹤，以及你們秘密聯絡的電碼，因為日本鬼子早就知道溫總隊長在哪裏。
所以「保釣抗日」，是一種戲劇的想像，在心理學上，叫 A self-dramatized fantasy。人生沒有想像，就沒有希望，所以性心理學中有一種 SM遊戲，你的性伴侶，為了樂趣，偶爾也戴上面具，動用了黑皮靴和皮鞭。

A O之怒

2010年09月24日

幾個政務官朋友一坐下來，私下都在嘲笑曾班子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原來，在背後嘲笑「副局」和「政助」，除了上月為馬尼拉屠殺暫時蓋過，成為八卦榜 No.1，不幸淪為中環 A O團隊茶餘飯後的長期至 Hit話題。
政務官，簡稱 A O，是前殖民地英國人創建的精英品牌， A O要讀書好，思考嚴謹，幾百個港大畢業生搶一個職位，起薪兩三萬，一級級爬升為處長，已年逾五十，這時年薪才一百萬港幣多一點。
但空降的「副局」月薪二十二萬，政助十三萬，騎在 A O頭上。而且為壓服 A O，特府鬥崇洋，吹噓副局政助有「西方名牌大學學位」，意思是：你們 A O才港大畢業，港大算老幾？你夠西方白種人國家的牛津、哈佛、倫敦頒授的學位高級？
這樣，傷害了本土 A O的民族感情。
也難怪的。先以中國人十三億最易懂的一個「錢」字來驗證：方今英國首相金馬倫，牛津畢業，首相年薪，本來二十萬鎊。
白高敦就任後，體恤民間疾苦，沒人迫他，自動減薪兩成半，首相年薪變成十五萬鎊。金馬倫上台，也宣布鑑於社會貧富懸殊，他不好意思，再自減薪半成，變成年薪十四萬兩千五百鎊。
以一英鎊兌十二港元，英國首相才年賺港幣一百七十一萬元，即每月十四萬二千五百元，是特區局長的三分一，副局長約一半，僅比曾班子的小鬼政治助理，多了一萬。
英國首相要與美國一起治理全球經濟，指揮阿富汗戰爭，不是天天忙飯局、議員辦事處開張剪綵、社團飲宴的，他的動向，是世界新聞的焦點，在國會口若懸河，雄辯時有佳句，也從來不看「貓紙」。
英國首相的年薪，以前還好，十八世紀末的首相畢特（ William Pitt），年薪五千鎊，相當於今日的六十萬鎊，但五千鎊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七年都沒加過。
據說香港不同，不高薪，無法「吸引」精英進場。但愛國愛港，服務社會，要以一個「錢」字當頭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中國人的書本不是這樣教的。
英國首相也是西方白人名牌大學畢業，但沒讀過什麼孔子孟子。人家的政治家不貪高薪， Gentleman，品格高尚，難怪英國的大學中學，近年都淪為中國人有錢子弟的難民租界。
且不說十二年前，首相名下不知數到第幾層的低級文官，來你這裏當港督，你再「西方名牌大學畢業」，也只配給他提鞋遞文件。
由一個「錢」字論述「港人治港」，勝過學術論文，質素就露了餡，難怪 A O私下的「民憤」，比民間的「保釣」組織更沖天。

Long Since the Clock Struck Twelve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Sep 23, 2010

Tung Chee-hwa failed. Donald Tsang doesn’t seem to have much luck either. Air pollution is incurable. The most expensive railway in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built here. There is no universal franchise as promised in the Basic Law, and people are pissed off with an amateurish administration. The harmony once longed for by both Beijing and Hong Kong people under British rule when nobody used to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total of 28 unelected colonial governments has evaporated like Cinderella’s dream.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gether with the fanciful notion of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has gone pear-shaped.

Hong Kong is, following other examples such as Zimbabwe, Ghana and Nigera, becoming regrettable anthropological testimony to the grim social reality that after Robinson Crusoe departs, Friday is not sophisticated enough to cope. China couldn’t quite figure out why the little former colony, once so uniquely prosperous and successful, operating in a system tailor-made for the Chinese, consisting of a free market economy with minimal social welfare and virtually no democracy, stretched to the most extreme—miraculously worked. It’s too much of a mystery to explain why Hong Kong people were once so tamed and hypnotized by the British only to wake up rebellious and discontented under the Motherland’s sovereign rule. Most enigmatically, Hong Kong’s local civil servants, once branded the “world’s top-class administrative team” by the last governor as he handed them over to the Chinese, have turned into a bunch of dunderheads as quickly as the wife of Lot in the Book of Exodus petrifying into a pillar of salt in the blowing wind.

Venice has been frequently quoted as an example of past glory as a prosperous trading port. For those of us lucky enough to witness the decline of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12 years, it’s been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magic shows on a biblical scale in modern history. It’s a new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to study how the perfidious Fox of Albion duped the Chinese into believing that even without the Union Jack flying, Hong Kong would be a never-ending banquet after the clock struck 12 at midnight. It’s a very English feat to remain stoically patient and quiet when faced with the abuses of an arrogant enemy, keeping a stiff upper lip and reserving oneself the last laugh. A sweet revenge, perhaps, against China who was not even bothered to utter a “thank you” during the handover ceremony. After all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colonial power to a land where everything reminiscent and nostalgic of it is now being dismantled, including even the colors of the police uniforms and the post office, except—so far—the rule of law.

菅直人埋單

2010年09月23日

日本政府保尖，香港的一些輿論受了刺激，喊出「兩岸三地聯手制裁旅遊日本」的口號。
「兩岸三地聯手制裁旅遊日本」，又是一個「偽命題」。
首先，這個世界不會有「兩岸三地聯手」這回事。中日戰爭八年，民族面臨滅亡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岸」，從來沒有真正「聯手」抗日，而是互相殲滅，趁機壯大自己的地盤，這一點常識，三歲小孩都知道。
「三地」中的香港殖民地，那時也沒有跟「兩岸」聯手抗日。港督楊慕琦各顧各的在「黑色聖誕節」命英軍抗擊日軍一陣，然後領導三百萬香港同胞向日本皇軍投降。
在日本保尖行動中，台灣總統馬英九本來是激進愛國「保釣」份子，說過「不惜對日一戰」，但說歸說，日本人現在真的找上門。馬總統即刻收聲，與中國壓制民間的騷亂一樣，日本嘴巴沒說，心中一定也充滿讚賞。
至於香港特區，曾蔭權從來沒表過半句態，說要「保釣」。如果接到「柯打」，小曾會同全體司局高官，會同專門負責「政治」的副局長和政助，早就穿着 T恤，頭綁白布條，站在開篷貨車上，巡迴香港市區，拉着橫額，大呼小叫「愛國保釣船起錨」了。曾班子都沒有動靜，可見「保釣」絕對「政治不正確」。
「兩岸三地聯手」，上半句首先是偽命題；再看「制裁旅遊日本」這下半句。
去日本，港人都參加旅行團。進入東京，旅遊巴士接載，港人都知道，下榻有「新宿香港唐人街」的王子酒店。
旅遊巴士上都有一名香港導遊。有一次，我的巴士上有一位叫 Ivan的香港導遊，他拿着喇叭，疲勞轟炸：「各位鄉親父老，我 Ivan呢，是一個窮苦的留學生。大家知道啦，我在日本讀書，我 Ivan只有打這份工，補貼昂貴的學費，昨天晚上，各位在酒店睡得好，可是 Ivan卻一夜無眠喎……」
大家正在昏昏欲睡， Ivan忽然提高聲度：「 Ivan睡不着喎，點解呀？因為 Ivan的母親，患了血癌，在香港急需一筆醫藥費。大家知啦，我們做導遊的，底薪有幾多哇？所以， Ivan失眠的原因，嘿，就是一直在猜想，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打賞給我 Ivan小費呢。你知啦，媽媽患重病，兒子在異鄉，沒錢寄回去，好慘 o架嘛……」
當身邊的團友在打鼻鼾呼嚕的時候，幼小而情感豐富的我，一對小手掩着臉，抽泣了。
長大後，我才知道，日本的香港旅行團，每輛巴士上，都有一個香港苦學生導遊，不是 Ivan，就是「叫我阿 Sam得啦」，都要打工交學費，都有一個患了血癌急待金錢援手的老母。
制裁旅遊日本，那些血癌的香港母親，還有 Ivan和阿 Sam，都是我們的骨肉同胞，他們的學費，阿媽的醫藥費，天可憐見。難道都由首相菅直人埋單？

這邊天亮了

2010年09月22日

據調查，西方國家之中，以英國女人最醜。
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英國女人少了從前那份優雅：伊利沙白泰萊、慧雲李、狄波拉嘉、珍尼花鍾絲，都是英國人。如果那時的英國女人醜，荷李活就不會向大西洋彼岸的祖家招攬人才，而且捧為一線大明星。
英國女人醜了，因為貴族階層沒落，失去了教養，女子的美貌，沒有一份寄宿學校的背景扶持，一手鋼琴，一點芭蕾舞訓練，讀白朗寧夫人的詩和 DH羅倫斯的小說，沒有了內蘊。大連和青島，街上十八歲的女子個個漂亮，但多適合上夜總會工作，大家都知道，那裏出不了中國的慧雲李。
其次是左派的女權思想盛行，拚命叫女人不要取悅男性，不要減肥，不要化妝，不要婀娜生輝。英國女權學者葛蕾即是其中人物。新一代的英國女左派，佔奪傳媒，時時散播仇男意識，加上許多是隱藏的女同性戀，乖乖不得了，十年一代，英國女人的風貌就此沉淪。
加上近年英國女人真的胖了許多。為什麼胖了？因為英國加入歐盟，農產品難與歐洲競爭，大量的肉食、牛奶、牛油過剩，在本國增加傾銷。英國餐廳的食物份額，與美國的快餐一樣龐大，不知不覺之間，中國的入口貨便宜了，但食物的份量增加，貴了，通脹平穩，但女人的身形發胖了。
不修邊幅，放浪形骸，以為這就是女權。一到夏天，都喜歡一堆堆攤在草地上曬豬肉，偏又穿着單薄，暴露俗姿，臃腫的腰肢奪內褲而出，一對膀蹄十隻胖趾甲，油彩半剝落，甩開一對水松拖鞋，一面格格笑着，還抱着一包炸薯條在啃。
英國女人醜了，就是中國女人的福音。經濟不景，鬼佬紛紛來北京上海，一 Check-in凱悅酒店，往銀泰中心的酒吧一登陸，即刻有幾叢披肩的長髮和冰麗的肌膚挨過來，嗨， Ning好嗎，我叫 Gigi，外語學院三年級，跟你練練英文可以嗎？什麼？你也會說中文？啊哈哈。襲以八號風球般濃艷的 Chanel 19香水──這個牛津畢業調派遠東的 CEO，口瞪目呆，心中喜罵，噢， Fuck me，鬼婆這個品種，真是屬於雌性嗎？沒想到以往白活了三十年，原來自己從沒見過真正的女人。
西方的衰落，先衰落在女人身上。雖然，東方的女性，在世界上還是須要以躺下的方式來崛起，雖然，那是情節大同小異的另一種故事了。

傳媒誤導

2010年09月21日

釣魚台從此沒有了，變身尖閣列島，消息傳來，幾位知識份子酌敍，都很憤慨。

「凡有領土被侵奪，一定內部先出的問題，」我說：「這次釣魚台淪陷，是華文傳媒謊報軍情。幾個月前，日本民主黨上台，華文傳媒好像過年一樣歡喧，叫喊『日本變天』了，歡呼從此會『中日聯手，對付美國』。中國民間受了這種誤導，以為中了六合彩的多寶獎，彩票放在口袋，一心以為過幾天去領獎就成為億萬富翁。哪知道中了空寶，憤慨、屈辱、絕望，可想而知。所以首先要把報紙的編輯抓起來懲辦。」

「報紙的中國版和國際新聞，都由最天真的知識份子來把關。」學者Ｃ答腔。

「對了，」我說：「他們最大的弱點，是沉陷在『百年國恥』之類的民族迷思裏，容易把許多希望和猜想，當做事實『報道』出來。日本變天了？這是知識份子自己慣性的精神自慰，把自慰當做真的事實，有點傷身，就不太好。」想不到，新聞學和性教育，還可以有點「通識」。

「對呀，」教授Ｋ說：「前天我還見到華文傳媒的評論，指摘日方破壞了鄧小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默契。」

「鄧先生提出的，是一種主張，」我說：「日本從來沒跟中國簽過協議，確定『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國際法中，只有條約、協議、共同聲明，沒有『默契』這回事。因此，你不能說日本違反了這『八字默契』，這八個字，對日本沒有約束力。」

「怪不得要學好英文。讀新聞，只看華文傳媒，是不夠的。」

「只看一份就夠了，」我看見言論向有點極端的方向發展，連忙補飛：「做新聞，由華文知識份子來做，確實有許多盲點，譬如最近，菲律賓總統向中國政府『呈遞報告』，又是一種精神自慰的文字行為，菲律賓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地位對等，賓總給中國政府交報告，不必恭恭敬敬地『呈遞』。新大使到任，國書才向國王、總統呈遞。菲律賓的新聞公告，用他們的語言，一定沒有『呈遞』的意思。英文也沒有。到了華文傳媒的老編手中，就小腦條件反射成這個詞彙，令人以為賓佬已經屈膝認輸了。你說，中國同胞長期讓這種新聞誤導自滿，將來萬一賓國又佔了幾個島，大家能不百倍憤慨？能不把一腔絕望發洩在祖國身上？」

大家聽了，一陣沉默。我看見氣氛有點悲壯，只有哈哈哈，打個圓場，轉換飲食的話題。

又摑一巴掌

2010年09月20日

馬尼拉屠殺，賓國總統繼不接小曾電話，「調查報告」出來了，又補摑了特區小曾一巴掌。
因為「調查報告」的副本，「呈遞中國政府」，理由是事件遇難的八人，是香港人。
換句話說，賓總經美籍愛國評論員小次山一提醒：「曾蔭權你算老幾」；你小曾給我打電話，給我寫信，不但老子不理你，「調查報告」還交給你在北京的主子。
賓總阿基諾三世明欺負曾蔭權：首先，馬尼拉屠殺，有幾個死者是加拿大籍港人，送北京一份副本，也該向渥太華同時送一份。其次，小次山雖然喝斥曾蔭權沒資格操辦，但小次山也指出過，只殺了八個香港人，這種事情，對於胡總，是小題大造，賓總的報告，「呈遞」給胡總，中央政府可以閉門不接，反指示給賓總三世：本府日理萬機，這種屁大的報告，請轉呈下面特區特首府，地址香港中環上阿厘畢道，曾蔭權爵士收。
只要依基本法一「授權」，曾蔭權就可以笑嘻嘻的等賓總的報告， DHL到北京，再反彈回香港，讓賓國的領事，來到特首府的門口，由門警通知：曾蔭權出了境，在鄰近地區打高爾夫球，你這個信封，不知有沒有生化毒藥；然後叫保安局找個專家，戴上防毒面具，驗足兩天之後，才向特首辦的看門警察，作一個拇指食指圈狀的 OK手勢，再由門警放上層層請示，再層層通報下來，由特首官邸的一個菲傭出來接收，再向記者同時宣布以後這件事，轉交食物 衞生局局長周一嶽處理。為什麼是周一嶽？因為他這個姓好玩。今後由周局長出面，向賓國交涉，史稱「香港特區賓周會談」。
維護民族尊嚴，不必上尖閣列島那麼遠搞事。近在眼前，有一個賓總把屁股翹送上門，本來，你也可以為中國和香港人爭點面子。但賓總阿基諾三世，看透了中國人君臣父子的面子心理，這小子雖然精於儍笑，但一點也不儍。
可憐特首還剛勒令賓國政府「吸取教訓」呢，但賓總反手，又給曾蔭權一點點教訓。
這口氣，怎嚥下去？本來，有辦法的，曾特首可以宣布：鑑於賓國和香港的正常往來事務，已經提升到賓中外交層次，那麼由今日起，十四萬賓傭，在中國香港的簽證，香港特區的入境處照照鏡子之後，忽然自慚形穢了，覺得自己沒有這點「次主權」來操辦了，請十四萬賓傭在傭工簽證期滿之後，全部離境，回馬尼拉的中國領事館簽證部去排隊申請續簽好了。
曾特府敢不敢向賓國總統這麼牛 B發聲？如果敢，民望會再升三十點。

「保釣」通識

2010年09月19日

所謂保釣，一場好戲，看點甚多。香港流行說「通識」，看戲可以增進趣味和通識。

看戲要講懸念，戲劇衝突，起承轉合，好戲會令觀眾狐疑：嗚嘩不得了，該怎樣收科？

大陸「九一八」遊行，只是過場，鬧得差不多，自然都會「以大局為重」收檔，這一點，毫無懸念，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自然也看破了，所以扣下的船長，日本也依法治國，就是要依法扣滿十天，一天也不少。

美國的華人社團，據說也醞釀在日本的紐約總領事館門前抗議了。據說「華僑有愛國傳統」，海外遊子，看見國土淪陷，都會義憤填膺，一百年來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有沒有發覺：在日本僑居的中國人，有八十萬之眾，美國華人起來「保釣」，香港台灣也有「保釣」，唯獨日本的華人，八十萬，人強馬壯的，相當於赤壁之戰曹操大軍南下的總軍力，日本華人卻不「保釣」，東京、大阪、北海道，完全沒有日本華人的示威遊行？

這就是「保釣戲劇通識課」最有趣的盲點了。日本華人不保釣，「海外華人有愛國傳統」這句話，就有了點「偽命題」的味道。香港人一向有「新聞失憶症」，馬尼拉大屠殺，全香港也義憤填膺，市民出來遊行，菲律賓有一百萬華人人口，其中絕大部份是福建人，按道理「血濃於水」，賓國總統面露微笑，公然謾辱炎黃子孫，賓島的華人，一點動靜也沒有。

中學的教師，在上「時事通識」時，不妨問小朋友：為什麼？

在國土的大是大非面前，為什麼美國的華人「愛國」，在日本的八十萬華人卻不發一聲？都說「通識沒有標準答案」，也不對，有時是有的。如果有一個炎黃子孫的小朋友在「獨立思考」之後，舉手試答：「我知道，因為美國的華人，在美國遊行示威『保釣』，他們在美國的綠卡和居留權，不會受影響。他們一面保釣，一面還可以享受美國優越的物質生活，美國政府中立，暫不會把他們驅逐回中國，除非美國有安保條約，加上這一點。」

「既然這樣，」老師繼續問：「中文的『顧全大局』，是什麼意思呢？當你到了日本或者菲律賓僑居，『大局』就是你在當地的居留簽證和居留權不被取消，一切『民族感情』的適度發洩，必須以此大局為尊。中國人的文化，激情再膨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他們一點也不衝動，一點也不儍，最終都知道實際的利益何在，對不對呢？」

這時，一班上的小孩都沉默了。恭喜你，你的通識教育，就成功了，這時候，倒不必再有什麼標準答案的引導了，完全 open，讓他們自己想。身為教師，你可以在黑板上寫上「感性與理性」這個課題，書接下回。這樣教通識，你的學生長大，就不會是一群口腔發達頭腦退化的儍蛋了。

「保釣」是偽命題

2010年09月18日

所謂「保釣」，喧鬧到今日，已經是百分之百的「偽命題」。
為什麼是偽命題？首先，「保釣」這個詞彙不通。什麼叫「保」？當一件寶貝，一個錢包，或者你心愛的女人，好好的，擱在你懷裏，有人看見眼紅，伸手來搶，你死死把寶貝女人捂住，這樣的動作，以小學生的常識，就叫做「保」。
但是今日的釣魚台，早已經在日本的法治管轄之中。日本的海上自 衞隊，早已長期封鎖尖閣列島及其領海。日本人在島上，日本的燈塔也在島上，中國人連島上一根草也沾不着，因此，沒有「保釣」的問題，你想要回去，這個動作，不是「保」，而是「搶」。
四十年前，美國把釣魚台連同琉球，要歸移日本之時，已經成二龍爭珠之局，那時叫「保釣」，還勉強說得通。但現在，「釣」已經在日本的嘴巴內、懷抱中、口袋裏，早就不保了，中國人任何行動，中方只能叫搶釣、奪釣、爭釣，絕對不構成「保釣」。而日方才是「保尖」。
孔子說：必也正名。「保釣」從字義的邏輯上，差不多先生，已經錯了，先笑死日本人。
然後要學習美籍小鬍子愛國時事評論人的警世名言：「你曾蔭權以為你是誰呀，你沒資格打這個電話，要打，也是我們胡總書記打。」香港人撒泡尿照照，看看基本法第十三條，國防、外交，是該誰管的。「保釣」首先是僭行「次主權」，企圖分裂國家，香港人學着「保釣」，絕不愛國，而是叛國。
香港是個經濟城市，與日本有文化、貿易、經濟交往，不要講政治、日本政府向香港人旅遊入境免簽，大陸人去日本，都要排隊簽證看櫃枱漢奸的臉色，就是在遵守「一國兩制」。難道大家下次參加東瀛遊時，都想先去金鐘日本領事館簽證部排長龍？把日本人惹毛了，大家都沒得去新宿吃壽司，沒得去北海道搶購「白之戀人」、冰鮮蟹，然後在酒店門口拍集體照，一、二、三，齊齊舉一個 V字手勢，大喊： Yeah。
祖國人民玩「保釣」，由他們保好了。大陸發起制裁日貨，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條，香港不制裁，但我們香港同胞堅決支持祖國同胞杯葛去日本旅遊，因為只要你們不去，今年冬天，北海道的溫泉，就不會人頭湧湧一片喧嘩了，池中只有我們香港人小便而已，會少了許多外地的痰涎。日圓在升值，去日本玩，越來越貴，今年聖誕，向北海道出發， Yeah。

How We Could Help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Sep 16, 2010

Michael Chugani, the leading local liberal political commentator and columnist, agrees with me on almost everything, from the right taste for a bowl of wonton soup to the art of wooing Chinese women—everything, except politics. Whenever he’s yelling over an issu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he always calls me and sparks off a fierce debate on the mobile phone. Our latest crossfire has been on the uproar over plans to build a Muslim cultural center and mosque two blocks from Ground Zero in New York City.

As someone often labeled a socialist, Beijing’s stooge, and occasionally—to my horror—a Bin-Laden sympathizer by some American republicans living in Hong Kong, Mr. Chugani’s position on the issue hardly needs my support.

I reminded him that the emotional consensus held by the families of some 3,000 victims of September 11, who together form a marginalized minority, compared to the dominating Islamic population of the world—much like gays and lesbian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sheer number of heterosexuals—should be tolerated and respected. From this view, and from the sam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as is used to look at the other side, Park51, as the project is called, should be dropped. If you have never lost a loved one on that day, you’d never know how much it hurts to see a mosque erected near the historic spot. Having not been born black, as the famous anti-racist argument goes, a European will never know how it truly feels to be black and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is view is not anti-Islam, but anti-location. There are already enough mosqu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of multiculturalism. It is now the turn of the Islamic world to illustrate the same by, say, allowing the building of a few Christian churches in cities like Tehran and Riyadh.

There was a paus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A former journalist in Seattle and an American citizen, Michael is a strong orator, but I’m glad that sometimes I can manage to shut him up with some fundamental logic.

How should the crisis be resolved? Easy, I said. The mayor of New York could recruit a feng shui master from the nearby Chinatown. Hopefully with a lai-see pack of a few hundred US dollars squeezed into his hands, the master would bravely meet the Park51 developer and remind him that according to Chinese culture, a haunted Ground Zero provides very bad feng shui. The mosque should be built opposite to the statue of Confucius on Canal Street to truly mark the spirit of multiculturalism. Good feng shui and harmony would bring in a lot of mone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nila wasn’t very helpful during the Hong Kong hostage crisis. It’s time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square it up and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On this point, Michael and I both agreed.

人民免責？

2010年9月16日

人質旅遊，慘遭屠殺，該不該杯葛一個國家？有人說：他們出口的傭工是無辜的，只應針對那個不知所謂的政府。
但有人也申辯，如果一個可惡的政府由人民選出，人民也有責任，連人民一起制裁，也是恰當的懲罰。
制裁當然會禍及人民。制裁（ sanction）是國際關係的一個專科，美國制裁過伊拉克，也制裁過伊朗和北韓，被制裁的政權，多半還沒有經過民選，但這個國家的人民，如果長期容忍暴政，而該國的暴政已經危害其他各國，經聯合國決議，或美國牽頭，連人民一起制裁，顧不了那許多。
最極端的範例是戰爭，美國在廣島和長崎降原子彈，當場炸死的平民，也許有少數反戰，也許有更多都親西方。但顧不得了：想免遭核襲，人民趕快起來推翻東條英機的內閣，或者內部政變，否則所謂人民，養起這個腫瘤，最終人民要付出代價。
何況三十年代的德國和日本，絕大多數的人民，也不是那麼無辜。軸心國炮彈和坦克的生產線，沒有像富士康一樣搬到第三世界，德軍和日軍用的子彈，是本國人民所造，穿的軍服，是本國婦女縫製，更何況你發動侵略，先屠殺我的人民─德國一九四五年發明了一種 V2型炮彈，就是今日導彈的前身，架在法國的卡萊海岸，隔海向倫敦平民區發射了兩千口，炸死平民五千人。戰爭到了最後，是人民做了後勤，成為暴政的生產力，向另一個國家的人民發動戰爭。因此，邱吉爾派皇家空軍濫炸德國的漢堡、德雷斯頓、科隆，炸死平民六十萬，每一天夜裏，邱吉爾都睡得着。
同理，杜魯門簽署向廣島和長崎投原子彈，一瞬間，十五萬平民化為飛灰，杜魯門從此每天夜裏，也一樣睡得很甜。
一個暴政的惡行，本國的人民是否無辜？是一個哲學問題。暴政多少還是從人民的載體中衍生的。如果「人民」通過選出希特拉，人民固然要為自己的選票負責。如果希特拉的出現，不由人民選出來，但人民從沒有想辦法推翻希特拉，或者其中少數人有嘗試過，失敗了，那麼對不起，時辰一到，連人民也一起被殲滅。
太殘忍了吧？是有一點。所以，人民千萬不要長期啞忍一個壞政權（我指的是戰時日本的東條和德國的希特拉），不要一起營運惡劣的共業。你自己壞好了，不要把惡劣的共業輸出，何況天下其實並無可憐的人民，錢鍾書說：凡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人民可以博同情於一時，不可以於永遠。在罪惡面前，所謂人民，並無特權，也不神聖。

牛劍金庸

2010年09月13日

金庸獲頒劍橋文學博士，論文導師麥睦鄰和院長都來了。我告訴兩位學者，查先生得到劍橋博士，你們找對人了。

首先，劍橋最早創校，是幾個學者在牛津教書時，與當地人爭吵，因政見不合，脫離出來，到附近的劍橋鎮另辦一家。查先生當初，也在一家報紙打工，但後來人生的一些基本價值不合，分離出來，另開一家信奉自由的報紙，在脫手之前，把報紙辦成了華文傳媒中的泰晤士報。

第二，由於劍橋是脫離牛津，另立出來的山頭，幾百年來，牛津比較正統，像詩人雪萊，寫了一篇無神論文，即被逐出校。劍橋的學風自由、叛逆、異端。兩家學府，風格不一樣。劍橋出產過牛頓、拜倫、達爾文、羅素，在一個教會和道德壓抑的時代，全是敢於反抗和思想另類的人物。金庸小說裏許多角色：楊過、喬峯、令狐沖、韋小寶，個性不羈，不合群，有自己的性格，跟劍橋的精神，是同一路數。

查先生對西方基督教文化，看法不怎麼樣，早年翻譯過反對耶教的羅素，對羅素的理性和自由十分推崇，羅素也是劍橋人。我對查先生的教授向他的高足一指，你們貴校，與這位先生的緣份是早定了的，身為作家，他適合劍橋，本來，身為政治家，他也有抱負，可惜中國人無此福氣，他也是牛津的院士，他是中英人文風格兼備的奇人。

查先生的劍橋論文，講的是唐朝皇位繼承。唐朝文化再燦爛，開了先例，槍桿子裏出政權，骨肉相殘，靠打打殺殺爭權，為中國的政治基因奠基，牢固直到今日。劍橋大學多了這篇論文，對西方人幻想什麼「中國人也能實現西式議會民主」之類的迷信，有警醒作用。

民主和自由，是許多人的信仰，感性的信仰歸信仰，理性的判斷，是另一回事。中國人就是需要皇帝，文人總夢想當什麼國師。我對英國學者說：西方輕易能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三千年歷史擺在面前，中國問題，早已到了終極，不必再爭論，如果有這等能力，早就做到了。

查先生的劍橋論文，讀博士，從一件細節鑽研得精深，但真正的大論文，卻是從大情節涵蓋廣泛，卻盡在金庸十四卷小說裏。許多人還想查先生出版什麼自傳、回憶錄之類，通通多餘，小說裏的主角，幾乎都是查先生的自傳，許多情節，是作者對人生和世界的獨白，有時激憤，有時無奈，對一些事，例如情愛，他自己也有點迷惑和躊躇。金庸小說除了娛人，隨個人之閱歷思考之成熟，還是查良鏞的哲學思想體系。

只是後世看出幾多，作者不管了。因為寫博士論文，詞彙觀點，多須註明出處，如流水之明澈；寫小說，絕不要作家自己來詮釋，若浮雲之虛白。

查先生的寫作事業，流水行雲，兩得其妙，從浙江錢塘，一直長綠到劍橋牛津，不但獨步中國知識份子，世上也沒有，連莎士比亞，也沒有晉身過明朝中國的翰林院。從書劍金庸，到牛劍金庸，這一步，跨越得驚人。

五百年王者興

2010年09月12日

金庸修讀劍橋博士，功德圓滿，劍橋聖約翰院長杜柏琛（ Christopher Dobson）拿着證書，從英國飛來香港，頒授給查先生。

在香格里拉酒店，開了一間 VIP房，查先生的論文導師麥睦鄰（ David McMullen）一家都來了。夜七時半吉時，頒授儀式開始。

我們搬了張椅子，讓全副學袍的劍橋院長坐下。幾個人鼓掌，當做鳴禮炮，然後查先生穿上博士袍恭領文憑，意欲執弟子的古禮下跪，眾人笑而制止。院長以拉丁文，宣布查先生修讀期滿，成績優異，成為劍橋榮譽院士和文學博士。眾人大喜，即刻開香檳。

其後主人家引導入席。院長用英語發表講話，說劍橋從來不在海外頒博士學位的，因為金庸先生成就卓越，所以破例。

院長站在歷史高處，指出劍橋創校五百年，有四位榮譽院士，與中國和香港有淵源，第一位是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時的外相巴馬尊，這個人有點爭議，因為他說香港只是一個荒島。然後是港督衞奕信和駐華大使麥若彬，今天還加上查先生，都是對香港租約期滿主權交回中國期間有貢獻的人物。

劍橋院長說：查先生讀博士期間，地位與普通學生相同，在學院依時上課，除了有論文導師，還獲配「道德導師」（ Moral Tutor）一名，查先生與太太一起來讀書，其間品行並無越軌，道德導師對查先生的表現，也一樣滿意。

劍橋院長引用中國典故：明年，就是劍橋創校五百周年了，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劍橋在即將進入第二個五百年之際，多了查先生同行，可以預見，劍橋一定文星興隆，再領風騷。

眾人大悅，紛紛稱善。讚美和捧場，有許多層次，有修養的人，即使擦鞋，也很高尚。劍橋院長的講話只五分鐘，氣派、肅穆、幽默兼備，值得那些心癢癢總喜歡上台發言訓話的悶蛋人，擇優而崇，虛心學習。

查先生的英文博士論文，研究唐代安史之亂時的一個皇位繼承之謎。查先生的論文，為劍橋的學術帝國多開拓一片疆土，劍橋的博士頂戴，也為查先生成就立言的十全武功。

劍橋聖約翰書院出過六個首相、九個諾貝爾得獎人，史上最重要的校友，是廢除奴隸制的議員韋百福（ William Wilberforce），就是電影《奇異恩典》的主角。劍橋崇尚自由，查先生也最鍾愛自由，由今夜起，茫茫的銀河夜永，人類人文的宇宙，又多了一顆星。

遠 見

2010年09月10日

美國牧師呼籲焚燒可蘭經。如果燒得成，人類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距離，又近了一步。
燒經危機，第一個要負責的，是總統奧巴馬。紐約九一一前世貿中心的地址一百碼外，一個回教地產商要拆掉一幢百年舊樓，改建清真寺。
在法律上，地產商有錢，完全可以這樣做，但在感情上，美國人不答應，紐約也有七成市民反對，紐約是左派知識份子的基地，平時最愛反種族主義，又把「文化多元」（ Multiculturalism）掛在嘴邊。奧巴馬以為，「文化多元」像共產烏托邦一樣是真的，但他低估了美國左派的虛偽。文化人雖然口講「文化多元」，但他們論述文化的沙龍，永遠是西式酒吧和咖啡店，以及鄰近的「氛圍」。就像台北的誠品店，不會開在小販和竹聯幫出沒的萬華區。如果紐約的格林威治村也蓋三五座清真寺，加十來家金龍和大紅燈籠裝飾的中國餐館，「氛圍」變了，紐約的文化人再自由（ Liberal），也會悄悄揑着鼻子搖着頭搬遷。
這種心理，只要在西方社會真正生活過，都知道，香港許多喜歡「論述」文化而扮嘢眺望倫敦紐約的崇洋本土「文化人」不知道，毫不出奇，但身為總統的奧巴馬，卻不可能不知道。
紐約「九一一」地點蓋清真寺，是紐約市長範圍的事，俱由市長動腦筋解決，例如，紐約也要「保育」百年的集體回憶舊建築呀，或找一個唐人街風水師，塞給他一叠美金，叫風水師游說：「九一一」地點一帶寃魂陰氣重，會鬧鬼的呀，不如，清真寺搬來唐人街的 Canal Street，蓋在孔子像對面，「文化多元」的同時，還可以吸一點唐人的財氣，讓大家通通都發達呀，等等。
現在，「九一一」不遠處既「依法」建清真寺，終於也刺激了性格牧師依美國憲法言論自由公開燒經。希拉莉公開譴責，是沒有用的，應該馬上派人與牧師密談：千萬不要輕舉妄動，給我們一點時間，對於紐約建寺問題，奧巴馬願意對民意妥協了。
這才是政治。因為這是一個愚昧的世代，雖然有了網絡和手機，但沒有了思想家和大政治家，人類正開始步入一個全新的黑暗科技中世紀。在黑暗時代，首先無言論自由，這也敏感，那也會觸動神經。情感本來是美好的事物，但向極端發展，就變成「情緒」，正如民主氾濫，變成「民粹」一樣。在集體癲狂的情緒挑起戰爭之前，情感必須適當引導而管理，但看來小黑子沒什麼智囊。
情感的惡細胞，就是情緒，民主的腫瘤，就是民粹。這個世界，蠢人浮面，形成主流，快要末日了。怕？怕也沒用，毛澤東說，這是歷史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主席再壞，若干問題，還是有遠見的。

Those Were the Days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Sep 09, 2010

Eight Hong Kong hostages perished tragically in the fiasco on August 23, where Filipino armed police performed a blind-leading-the-blind rescue stunt that flabbergasted the seven million people in Hong Kong. After many days have passed, it’s still not cliché to talk about what should have been done during the wasted eleven hours of “negotiations,” and raise a few questions about why the gun-wielding armed policemen behaved like a vaudevillian troupe.

Money is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all riddles, enigmas and mysteries in business, social life and politics in Asia, and any colonial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days long past would have had the best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re Asian value.

Ask perhaps Sir David Aker-Jones, a former acting governor of Hong Kong, how the Brits would have tackled the situation. It might go something like the following hypothetical thought experiment:

First the Governor, appalled by what he sees on the television, would have grabbed the phone on his desk to call the colonial secretary in London. He would then be told that a 23-year-old Oxford graduate cadet in charg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had just called the Filipino foreign minister and reminded the FM that those held on the bus were Her Majesty the Queen’s subjects, and that it would be too regrettable a matter if they were harmed by the Rambo-like savage with the M-16.

Then the Governor would ask the Chief Secretary to summon his Executive Council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With the absence of Dame Lydia Dunn, who was reportedly on a Harrod’s shopping trip in London, someone like Allen Lee would have been given the job of calling the travel agency boss to convey an important message.

“Hey Chow,” Lee says with relaxed confidence, “Now listen. Get three million pesos out of your own pocket ready to be wired to a Chinaman called Mr. Wilfredo Antonio Lim, who is the leader of the Amoy Grocery Shop Owners Association of Manila. Here’s his account number. Mr. Lim will sort things out there. Do it now. The government will then foot the Cathay Pacific bill for shipping our people back home.”

Mr. Chow, a member of the Royal Jockey Club, hesitates because three million pesos is a huge sum of money, even though his horse had just won handsomely on the previous weekend.

“Come on, there’s no room for negotiation.”

Mr. Lee gets the message straight away: “Wire the fucking money now you stingy bastard! Delay no more. This is an order. Any delay, the big boss behind me will hold you solely responsible.” All 15 hostages would have landed at Kai Tak safely by midnight on the same day. Not a single life would have been lost. Those were the days when there was little “transparency.” After three years, Mr. Chow would have been awarded an OBE.

星月說三爺

2010年09月08日

前國語片導演朱牧的大公子，是港澳金融界聞人，本周大婚。
朱牧老先生仙遊年餘，只《蘋果》娛樂版有詳盡報道。最後一次見到朱導演，在馬會西餐廳，一口民國京片，說話七情上面。上一輩的影人都會脫口秀，胡金銓和李翰祥去得太早了，拜識未緣，朱牧老先生活得長，還趕得及講起舊北京的天橋舊事。
朱牧也是北京人，人稱三爺。這等稱呼，是北方的，像東來順涮羊肉，香港江湖也濫叫星爺、藍爺之類，像小肥羊火鍋，不是那個味道。
因從前北京還有一位著名的三爺，是民國主席譚延闓，人稱譚三爺、三先生。譚三爺是湖南人，與陳三立、譚嗣同，並稱「湖湘三公子」，為人方正謙恭，不形於色。早年與胡漢民一起追隨孫中山。有一天，一個軍人聲稱有機密大事要面稟總理，譚胡退入後室迴避。豈料來人是在孫中山面前「篤」譚三爺「背脊」的，力指譚三爺之不可靠。胡漢民很尷尬，看見譚延闓，卻是鎮定自若，毫無怒意。譚延闓病逝，胡漢民親致輓聯：「景星明月歸天上，和氣春風生眼中」。
舊時的男子，要有相當的品格和氣派，方賺得人稱一句「爺」，即如民國的女子，德高望重，到了月明星稀的靜境，方賺得人稱一聲「先生」，像宋慶齡先生、蘇雪林先生。
民國這等禮數，跟今日的人講，像對一群貓狗講《幼學瓊林》了。後來大陸的「樣板戲」，有一齣《智取威虎山》，其中的土匪頭子座山雕，也稱為三爺。小時候，聽見角色這等稱呼，我就會明白，這個座山雕，倒過來領略，必是個好人。
朱牧叫三爺，邵逸夫人稱六先生，講文化，不必捨近圖遠，以為等到什麼西九落成，讓洋人建築師給你蓋天幕，才有「文化」。這一代中國人，只要學會少拆兩所房子，看兩齣舊電影，找回一點淺薄的記憶，不必讀書的，文化，不就通通都還在？
朱三爺的電影不怎麼樣，但說話有魅力，上接老舍《茶館》的幽趣，那天他說鬼故事，忽地兩眼翻白，身子向沙發上一癱，一桌人爆綻的笑聲，像北海公園的一池荷花。想不到不久，三爺診斷肺癌，不久，就甩甩白衣袖真的走了。真像夜空的景星明月，照在蒼茫的燈市口，一個冰糖葫蘆小販，踏碎一地清脆的梆子聲。

成吉思汗

2010年09月07日

伊朗殘害婦權。一個少婦因與有婦之夫通姦，初判鞭笞九十九，法官嫌輕，改判石刑：用石頭活活擲死。西方干預內政，簽署抗議，死刑暫緩。但伊朗法院說：這是伊斯蘭文化。以所謂「文化多元」（ Multiculturalism）理論，西方應該多寬容，因此，人家用石頭擲死一個淫婦，西方不該以文化霸權多管閒事。
馬尼拉屠殺之後，香港不是有文化人叫香港放下「大香港主義」，多關心非洲第三世界的屠戮嗎？也有道理。伊朗婦女的酷死迫害，為什麼香港的婦女團體不發一聲？自稱國際城市，大是大非缺了席，沒有文化的地方，最多「文化人」，就像「國際城市」，是吹水的，對吧？
說起文化，西方的傳媒霸權，不滿伊朗總統阿馬丁發展核武，給伊朗總統取了個綽號，叫「擁有核彈的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with a nuclear bomb）。成吉思汗，雖然是黃種人的大英雄，因為他帶兵打到東歐，殺人無數，西方人嚇死了，視為頭號未開化的蠻子。蘇聯的史達林，是格魯吉亞人，有亞洲血統，五十年代，中國人雖然奉史達林為神明般的洋人，但歐美卻不把史達林當白人，硬把他往東方推，叫史達林做「擁有電話的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with a telephone）。西方國家罵人，說對方像蒙古人，是很大的侮辱。但二○○三年，美軍打伊拉克，侯賽因就說美軍是蒙古韃子。
原來成吉思汗建立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後，阿富汗和阿塞拜疆一帶的伊斯蘭教民不服，到處襲擊蒙古人。蒙古人認定，恐怖份子的後台在巴格達，成吉思汗的孫子下令，派兵攻打伊拉克。
蒙古人沿途徵集回教和基督教的士兵，叫他們攻城，先把巴格達的伊斯蘭土王全家殺掉，平民殺光，但有技藝和木匠和行醫的例外，並扶植了一個波斯人做巴格達「特首」，當國奸，幕後由蒙古人操控。蒙古帝國兼併伊拉克之後，用暴力來開創宗教自由，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共存，還大舉移植佛教徒。殖民地的巴格達開創了文化多元的盛世，治安良好，在這個好玩的時代，有一種說法：一個十六歲的處女，如果頭上頂着一罎金子，徒步行走，穿越蒙古帝國，由長白山一直步行到巴格達，沿途雖然全是男人，但她連人帶金子，都很安全，絕不會受絲毫侵犯。把伊朗總統與成吉思汗相比，太抬舉了。因為蒙古帝國的婦女都受良好的教育，男女平權，沒說不准偷漢。即使通姦，生下來的私生子，受法律保障，成吉思汗還取締了「私生子」這個名稱，所有的小孩平權。
「文化」不是動動嘴皮的口號。洋人不一定懂，撿拾洋人唾沫的，更不。該不該聲援被判擲石刑的伊朗婦女？文化人們，不妨想一想。

大美國霸權

2010年09月06日

畢菲特和蓋茨一起向中國億萬暴富施壓，要他們把財富捐給窮人。
兩大美國富豪圍堵，像文化知識份子說的，即刻就「佔取道德高地」。中國崇洋親美，以會見蓋茨畢菲特一起午餐為榮。平時捐幾萬美金，為了拍一張合照，但看見蓋茨們這次是來向自己施壓「共產」的，紛紛落荒而逃。
蓋茨畢菲特來挑釁，想把美國的慈善文化霸權，強加在中國人的頭上，像向中國人推銷議會民主，用心險惡，大家要小心。
「慈善文化」，是西方耶教的產物。耶教有「什一律」：把財富的十分之一獻出來，貢獻上帝。希伯來書說得明白：「你們的義，若不能勝過法利賽人的義，就不能進天國。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然後在新約福音裏，耶穌五餅二魚，帶頭表演慈善捐獻的典範。
很明顯，慈善（ Charity）和捐獻（ Donation），是西方富人和中產階級在耶教文明的人性背景之下的價值觀。
中國的孔子雖然也講「仁」，但這個仁字，很抽象。從天地不仁，到為富不仁，孔子沒有像耶和華和祂的兒子耶穌一樣，在舊約和新約裏，或扳起一張臉孔嚕嚕囌囌教訓，嘮嘮叨叨示範，有了財產，怎樣要捐出來。
佛教反而講布施，布施還有大小，就是 Charity，但一來佛教由印度傳來，也是兩千年來的「印度文化霸權」，二來佛教不是主流。儒佛道，儒家才是老大。
因此，遠東的公共知識份子，特別是香港的文化人，以美國左派知識份子維護第三世界弱勢的立場，從「文化深層」，結合「國際視野」，就要理性地提出錚言：蓋茨和畢菲特，在文化上，是來欺凌亞洲人的。慈善、捐獻，從來不是中國國情，這是個文化大議題。武力的打土豪、分田地，反倒一度是國情。論怎樣慈善而共產，即使要模仿洋人，中國人早有馬列的思想指導，不再需要美國人蓋茨畢菲特來指點。
今天他教你慈善，明天就叫你普選。抗拒美國霸權，從麥當勞到蓋茨畢菲特，要全方位，千萬不要鬆懈。蓋茨們叫捐錢，也不懂中國人的文化。如果宣布捐五十萬美金，就奉送一家大小的綠卡，再捐五十，連表親堂兄弟也有，一定滿堂吉慶，哪裏會跑個精光？

美國挺賓了

2010年09月05日

美國人又來干預中國內政。億萬富豪畢菲特、蓋茨，拍拖來中國，高調宣揚美國白人那套「捐款文化」，公然向祖國的有錢人施壓，叫他們模仿，捐出一半身家。
反對美帝的文化霸權，是中港台許多文化人和學者的天職。慈善捐款，是西方耶教文化霸權的核心價值，不合中國國情。因為在舊約聖經裏，耶穌向信徒演說，行使神蹟，用五餅二魚，分給幾千人，從此，西方白人文化有了「分享」的慈善觀，美國和歐洲，富豪和中產階級，左一句 Charity，右一句 Sharing，都流行向窮人捐獻身家。
香港近年受西方文化霸權意識腐蝕，電台 DJ、政棍議員、名人訴心聲，也潮說「分享」兩字：去了一趟盧旺達回來，有何心得可以分享呀？至親逝世了，最近的「心路歷程」，也分享一下好不好？讀了一本好書，哇，令人「反思」，也分享。最好笑是電台上曾經有節目，邀請一個曾遭強姦的女子，講挫折之後，勇敢站起來，與聽眾「分享」她遭強姦的感受。
可見美國文化霸權，對炎黃子孫的荼毒甚深，這是一個文化和種族多元的世界，賓國總統死人微笑，是第三世界弱勢族群的文化；一眾賓女在巴士殘骸前 V字手勢合照，遺體亂放棺材，也是人家的文化，多元文化，理應保育尊重，不該以「大香港霸權主義」的心態折射到長期受壓迫的第三世界身上，這是馬尼拉大屠殺，不，風波之中，世人皆醉我獨醒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向香港人發出的啟示。
上了這一課後，心明眼亮，更加要抗擊蓋茨畢菲特來中國和平演變。他們在北京宣揚捐棄財產，令中國的有錢人吞吞吐吐，支吾推搪，這就墮入了一個形象的陷阱，在世界上，令人覺得中華民族通通為富不仁，對比之下，美國人真偉大，中國的暴發戶都成了孤寒鬼的「他者」。
凡美帝侵略，必有引路的漢奸的。這一次，也有一對藝術家夫婦當了二毛子，怎麼說，也請那位愛國知識份子小鬍子評論人，也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形象品牌，向他們的農民粉絲評評理，撥亂反正。
有分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國是菲律賓的靠山，蓋茨畢菲特來中國搞事，配合賓總的那個什麼三世，都帶着笑臉，安的什麼賊心呢？同胞們，要警惕啊。

打小人

2010年09月04日

馬尼拉屠殺，本來不必死一個人，卻以八條人命告終，賓警無能，原來更有罪的，是特首曾蔭權。大家學着爛仔議員在立法會的駡腔，給曾蔭權啪啪啪的打小人，揮舞着一隻拖鞋，元寶蠟燭點着，就着鬼節盂蘭的火光，喃喃的駡：你這個曾不該呀，你不該私下打電話給賓總阿基諾三世，你不該眼中沒有我們胡總書記，你不該不撒泡尿先照鏡子……曾蔭權這不該，那也不該。中國人自我咬噬，比馬尼拉的殺戮戰場還血肉模糊，教小朋友看了，蹦跳着，拍着小手，大呼好玩。
激情過後，一些成人神智穩定，忽然問：如果香港還是殖民地，那麼英國人的港督會怎樣做？
這個問題，才是十天以來最理性的反省，充滿智慧的靈光。
殖民地時代，港督無論麥理浩、衞奕信，還是彭定康，都會以常識處理得很漂亮。
首先，港督會打電話給殖民地部（後來是外交部），向他的上司殖民地大臣（後來是外交部次官）闡述他的決策。
港督會向英國政府「推薦」（ Recommend）：由外交部負責遠東事務的次官，向賓國外交部遞交照會告訴對方：香港還插着米字旗，不是第三世界，是文明高尚地區，人質是英國屬土公民，請貴國叫車上的那頭未開化的野獸，不要亂來。
同時，港督會指使行政局一個高等華人，像李鵬飛之類，給旅行社的老闆打電話：「喂，×生嗎？港督叫我向你轉達以下指示，聽住：你自己掏腰包，準備二十萬美金，派給賓國的警察局，叫他們自己與車上的鎗手分錢，放人之後，政府會負責包機接人。」
老闆當然不想大出血，意圖分辯，飛哥馬上截住：「鬼叫你架旅遊巴的招牌，弄得咁大副咩，通街招搖，好似女人着得性感，引人強姦，過水就過水喇。」然後掛線。
這樣就解決了，三年之後，旅行社老闆得到 OBE。今天，一切講「透明度」和「問責」，花錢要交代，他怕你駡他鼓勵貪污，特首敢給賓總打電話，就是不敢叫人給旅行社老闆打這個給賓國警察行賄進貢的電話。
曾特首是英式訓練的精仔，這點手續，一定會做。這是港人懷念殖民地其中一個自己也不知道的理由。所以，把什麼港人治港打爛，打扁，打呀打，打你個曾不該冇碇跑……

說話的女人

2010年09月03日

男明星阿爾帕仙奴七十歲了，接受訪問。他在沙發坐下來，舒一口氣，說：「到了這個年紀，談論我自己，我才不會覺得尷尬。」
這是很有智慧的洞見，阿爾帕仙奴很有名氣，憑教父一片，很年輕就成為一位演技家，而不是單靠一張面孔令女粉絲尖叫的海報明星，三十年來，他大有談論自己的資格，但他說，到了這把歲數，說自己，他才覺得釋懷。
在香港的飯局裏，許多人很熱衷說自己，女人尤然。到了四十歲，一個女人的話題就開始以「我」為中心：我昨天去了連卡佛，買了一對耳墜子，標價八千多，但我跟經理相熟，還是拿到八折。
你知道吧，我一向不太喜歡蒂芬妮，我知道這是頂級，但美國的牌子，我不能欣賞，因為在波場，會時時跟人撞了同款式。我這個人不愛從主流，美國人終究比較俗。我是一個 Europhile。所以我喜歡 Bulgari，這點口味上的差異，是我二十歲時那個意大利男友的影響。
女人是虛榮的動物，當男人都佔據了大學講壇、議會， ipad新產品的路演歌詞，女人喜歡在宴會上確立發言權，女人對世界大事沒有興趣，鑽戒的碎石和項鍊的珍珠，女人明察秋毫。在物質的世界裏，女人的話題以我為主：我，然後是我的朋友，然後是我的老公，我的兒子。
女人喜歡喜歡聆聽她的女人，但因為她們善妒，當一個女人在聽着另一個女人說「我」的時候，她自己百感交集，三分嫉妒，五分在取經，另有兩分，在暗中比較她自己一抽屜的 Tiffany耳環跟眼前這位勁敵戴着的寶格麗有何價值的差異。女人在向另一個女人說「我」如何如何，而後成為一桌子的焦點之際，她正在向是夜的女賓下了一帖戰書。其他的女人，心裏在冷笑，然後是一點點惱怒，一邊聆聽着，不太敢插話，因為眼前這位演說家，是一則像鄧蓮如一樣的都市傳奇。唯此優勢，女人就我我我的一直說下去，但她如果有選擇，她更喜歡一個同性戀男子當她的聽眾──他沒有其他女人這點妒恨的機心，他托着腮，聽得入神，唔嗯，唔嗯，他一隻腿貼搭在另一條上，拼攏成斜斜的四十五度。他的專注，雜有一份崇敬，是真心的，說到精采處他拍手叫好，笑如花枝亂顫。在這一刻，她才是人生的勝利者，她覺得才是真正的女王。

The War at Home, Again

By Chip Tsao | published Sep 02, 2010

Jackie Chan has been declared a friend in need by The Philippines but a public enemy by angry Hongkongers on the internet. The Kung-fu King blasted his fellow countrymen for overreacting emotionally to the tragedy in Manila and defended the Filipino police for the failed rescue action that ended up in a massacre of eight Hong Kong tourists. “If they [the Filipino police] killed the guy sooner, they [HongKongers] will say why not negotiate first? If they negotiate first, they ask why not kill the guy sooner? So sad,” said the controversial Hollywood Chinese hero. He was then forced to issue an apology.

When a crisis arises involving a foreign state, it is always followed by a civil war among the Chinese. Apart from the humbly self-proclaimed “little educated” Jackie, Ruan Cishan, an intellectual talk show host for Phoenix TV, and allegedly an unofficial Beijing mouthpiece overseas, has seemingly accused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of subversion. Tsang had called Benigno Aquino,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twice to plea with the leader for the stand-off to be handled properly and peacefully, only to be snubbed by the latter with his calls unanswered. Ruan, a pro-Beijing commentator and a US citizen best known for his bald head and sinister Hitlerian toothbrush moustache, attacked Tsang for committing a crime of treason.

“Don’t get it wrong,” said a giggling Ruan, “the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is no head of state. It should have been Hu Jintao who made the call, not Tsang. But Hu couldn’t possibly call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 because it was such a trivial matter. Tsang should understand better about his own capacity, who shouldn’t jump around over any tragedy.” He then added that The Philippines’s report w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sang. “It’s not as if the victims’ families get more money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s a result.”

Ruan’s remarks were based on article 13 of the Basic Law,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reign affairs relating to the Hong Kong SAR.” Tsang was apparently guilty of bypassing his master since the Chief Executive had never been authoriz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s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n Kennedy Road, which is mandatory according to the Basic Law.

Tsang has every reason to be very afraid since Ruan is reputed as the Larry King of China who has interviewed world politicians including Henry Kissinger and Tony Blair. Ruan’s verdict is like the words of Moses coming down from Mount Sinai accompanied by cracks of lightning, delivering the wrath of God. A trembling Tsang should think of some excuses. What about calling President Aquino for a private consultation on the recipe of binagoongang baboy, a famed Filipino dish? It’s not foreign affairs. It could never be verified. His phone calls were never answered.

早夭

2010年09月02日

開學了。在馬尼拉橫遭鎗殺的香港遊客，最年幼才十四歲，她的同學，再也見不到她回來。
世上所有的夭亡，以同學之間最神傷。小學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在海裏遇溺身亡。在課室裏，班主任宣布噩耗。我們很吃驚，太過年幼，盯着他空着的座位，昨天他的笑臉還明朗如許，從此不再同行，在旅途上，我們初嚐死亡的味道，像音樂椅遊戲，音樂忽然停下，有一個小朋友從此失去了他的椅子，他出了局，不再回來，在陌生的苦澀中，有一份迷茫的新驚。
童侶的殤逝，會令人早熟。查良鏞先生曾經憶述，少年時在浙江衢州讀中學，日本的飛機空投鼠疫彈，班上許多學生都患上鼠疫，查先生是領袖生，老師命他把一個同學的遺體放在擔架上，運到河邊，目送遺體浮向煙水的盡頭，情境催人淚下。或許有此經歷，造就了以後的文豪和哲人。
同學的夭亡，留下永遠的記憶，學校是很純潔的地方。讀書、遊戲、說笑話，為教師和校長取渾號，如果寄宿，在暮色中一起爬出圍牆，到田野捉青蛙，爬到樹上捕蟬。在少年讀物裏，最難忘懷的永遠是《愛的教育》：課室的朗讀聲，運動場上的樹影，父親在日記上留下的批語，遙遠的森林外傳來普法戰爭的炮聲。同學少年是頑皮的國度，也是青青的忘憂之鄉，純真得連愛情的蕨類植物也尚未滋長，更遑論恐龍的食肉戰場。地平線連接着蒼天，萬籟俱寂，千山空濛，只有紫靄赤霞煉成的一璧日落，還有蒼藍的海洋。
在那麼古遠的史前記憶裏，失去的舊友，以後的損折，都難以比擬，不可補回。曾幾何時，你對鄰桌的同學，曾經用一把小刀子劃下一道邊界，不許他的手臂侵越過來。曾經，一同領回測驗的卷子，他考了滿分，你低頭不語，人世間第一回感受着妒恨。在運動場上，他跑得比你快，你對他的恨意在暗中滋長，然而在跑道上，當你跌一跤，他卻向你伸出援手，把你扶起來，送你到 衞生室找老師包紮傷口。你一腔陰暗的小小的心事他從來不知道。一張空着的書桌，那個同學怎麼了？那時候，對於死別生離，一切似懂非懂，記憶如煙似霧，只記得在老師宣布噩耗的上午，陽光白烈，課室窗外有一株夾竹桃，葉子上的露珠閃着夢般的潤光。

悲說國情

2010年09月01日

馬尼拉屠殺，成為全港民間說不盡的話題。
從聲討鎗手冷血、賓警無能，因為愛國憤青主持人一狠批，熱議的焦點，變成特首曾蔭權有沒有違反基本法第十三條，電話私通賓國總統，搞隱性港獨，篡奪國家主權，以中國國情，論罪當斬。
「在技術上，還沒有，」我說：「當天下午，他只打了兩次電話，幸虧對方不知香港特首是誰，沒有接聽。沒有接，罪名就不成立。誰都可打電話到白宮找小黑子總統，包括露宿天橋底的阿伯，只要準備一個硬幣進電話亭就得了。但奧巴馬不接，這通電話，在物理學上，就沒有發生過。」
「但後來賓總阿基諾三世，回了電話，曾蔭權接了，」律師朋友 L答：「這就陷曾特首於篡權之不義，這個三世阿總真陰險。一個電話，誘人犯罪，至少把人家政協副主席什麼的給打吹了。」
「反正無論怎做，重則奪權，輕則做騷，都有中國人駡。殺手棺材蓋國旗，總統微笑，是菲國國情，文人給特首向上主打報告，是中國國情。這件事就缺了美國國情的重要。如果我是曾蔭權，這場騷，這把年紀，不妨大做一場。」
「大家有沒看過荷里活巨片《空軍一號》，夏里遜福演美國總統，在專機上與劫機者肉搏？」我開啟通識國際文化視野。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等我這個「意見領袖」發表高見。
「上海話說：橫豎橫，拆牛棚。如果我是曾特首，兩次電話打不通，不如豁出去，親自飛馬尼拉一趟，穿一件起錨 T恤，來到黎剎公園，對着巴士，一把搶過擴音機，用一個翻譯，向車上那個殺多門喊話。」
「他們十五個，都是無辜的，現在我把自己送上來，要綁，綁我。」大家答：「嘩，比阿諾舒華辛力加還要威水。」
「殺手在車上會問：你是誰？」我說：「臨時改一個拉丁色彩的名字，告訴他，我是香港特首，天主教徒，名叫 Donaldo Tsangarano。現場有中國大使館人員在，馬上會接通總統府，大家說，到時那個殺多門敢開鎗？」說到這裏，我有點哽咽，心中浮起一絲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