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2007年01月14日

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解決「貧富懸殊」成為政府面臨的壓力問題。自從人類有史以來，貧富懸殊都從來沒有消失過，羅馬帝國有輝煌的文明，卻有貴族元老和奴隸的懸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文顯武赫，曼徹斯特和倫敦都還有孤兒院和貧民窟。貧富懸殊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除非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教條，用暴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人類二十世紀實驗了這一課，結果血流成河。

在和平時期，工人和中產階級都要繳稅維繫貴族王室的特權，但同時又建立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預測英國會成為第一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馬克思的預言落空，除了沒有想到工業革命會衍生一個技術知識中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馬克思對英國社會制度認識不深，不知道英國在太平時，貴族優先享受特權，亂世時，貴族也優先抵受痛苦，在懸殊的等級之間，有公正的遊戲規則。

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維持「和諧」，英國的官治經驗豐富，無非是實踐「在不公平之中維繫公正」這一條看似矛盾、其實大有道理的「悖論」（Paradox），透過定下「公平遊戲規則」(fair game)以維持不公平社會中的相對公平。香港在殖民地時代貧富懸殊，有自由卻沒有民主，但中小企業和山寨廠生機蓬勃，只要肯自食其力，肯拚搏肯付出，香港人可以從木屋搬進屋邨，從屋邨搬到私人樓宇，漸漸住進半山豪宅。那時的香港沒有真正的特權階級，在「廉政」之監督下，社會相當信奉「制度」和「能力」，不必尋求各種「關係」，更不會「送紅包」「送禮」來換取改變現狀的機遇。而英國社會等級森嚴，一個利物浦的倒垃圾工人不可能會搬進倫敦白金漢宮附近的豪宅區，英國社會缺乏向上爬的社會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但貴族比平民負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和風險，要課極重稅外還必須身先士卒保衛領土。 反觀香港(大陸也如是)，一有戰亂暴動，有錢人卻可以搶先移民而棄船，有錢人不必負擔多於平民的社會責任風險。但另一方面, 香港的窮人在殖民地時代，卻起碼還擁有向上爬的社會動力。

現代英國和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在貧富之間，經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英國沒有革命，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只要有社會契約(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再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有穩定的。

現在，大陸和香港，兩地都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擔心社會沒有「和諧」，理由正是中港都缺乏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企私有化，但財富的分配權和政權都一樣牢牢握在黨官之手，黨官可以把國企以低價賣給裙帶的私親，擁有裙帶關係的人還掌壟貸款的銀行，缺乏三權分立的監督和新聞言論自由，黨官及其近親即可迅速壟斷財富。香港雖然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經濟以地產主導，實業工種北移，中小企的經營又面臨昂貴租金的威脅; 通脹加劇令市民變相減薪，社會階層間之收入差距極速拉大至國際前列，低下層市民日夜兼職，仍不能改善生活現狀。

所以，「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還不是問題，「貧者永貧，富者永富」才是社會不安的危機。

看看現時的香港特區：業主可以濫加租，任意剝奪中小企在消費經濟之中得來不易的微利；住在香港衛星市鎮如屯門、天水圍的低下層市民，到港九市區上班，要繳付昂貴的地鐵和輕鐵交通費；而大商家只要與政府高層打通關係，為高官退休後安排高職後路，即可偏袒商界利益。特區政府真正維護的是商賈及親中集團的利益，廉政只能減緩社會矛盾惡化的速度，卻並不能解決矛盾。在這種局勢之下，本來唯一的社會契約，就是議會式民主，以選舉來影響政府的施政，從而改變施政及民生現狀。但普選之路堵塞愈久，怨氣積壓，貧富階級的衝突愈尖銳，不要普選，可以，但有沒有另一種維繫公正的社會契約呢？特區政府不能重建社會契約，只能繼續以「民意調查」的指數為施政的標準，沒有真正民主，反造就民粹乖張，行政權威更陷於被動。

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英美、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十八，都不能稱之為現代社會, 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與穩定，一切只屬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