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工遭歧視

2013年12月31日

大學生平安夜兼職做清潔工，見盡香港陋巷之蛇蟲鼠蟻，還因為一身清潔工制服受盡白眼，不但街頭提供免費擁抱之「義工」拒絕伸臂，商場保安還睜眼說瞎話，不准他借用廁所。

這位大學生做半天清潔工，勝過在校園裏聽一年課。大學是講理論的地方，滿口大道理的人多，昧於現實，人情幼稚。「職業無分貴賤」這句話，跟「人人平等」一樣，不是現實，而是一種理想。

網民回應，加拿大的清潔工不會遭到這種歧視。但加拿大是耶教文明國家，加拿大的堅尼系數偏低，清潔工收入不薄；加拿大人從小受的教育，無論對方是清潔工，還是政府總理，一律以禮相待；加拿大環境整潔，絕無香港垃圾桶滿瀉之極端。

但香港是華人社會，華人有自己一套價值觀：譬如「先敬羅裳後敬人」、「笑貧不笑娼」，華人的父母向兒女從小灌輸：讀書不成，下場是掃街……口吻有如警誡。此一「思想文化」根深柢固，絕無可能靠學院理論，空泛口號去改變。

維持環境整潔，減少浪費，垃圾大致回收，反應一個社會的公德，但凡做得到，清潔工一定不必滿身髒臭，更不會遭歧視。

我的卡夫卡

2013年12月20日

美國人天真，加上左派知識份子加基層的民主黨執政，所以在全球退化。恐怖勢力囂張，俄國強硬，奧巴馬變成大西洋版的馬英九，毫無領袖相。

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尤其在一個妖孽羣起的亂世。

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在亂世之中的悲劇，歸根究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邪惡太瞭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瞭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天真的人，對人性的邪惡全不認識，也不願意瞭解。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人壞起來，可以邪惡到這個程度。將幾百萬猶太人滅族，三五歲的小孩關進毒氣室；上千萬人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一個地主階級，不問情由而滅絕，蠱惑少年兒童用皮帶將老師和校長打死。幾百萬城市居民趕到農村，凡戴眼鏡的，視為擁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都被視為「專政」的滅絕對象。這一切都是不遠的事實。

對於天真的人，你跟他們講世上有這些事，他們睜大眼睛，拒絕相信，認為你誇張。當你拿出證據，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聳聳肩，說：我天性樂觀，做人要Happy，這許多慘事，我不想多聽。

在香港，有許多把「做人最緊要開心」掛在嘴邊的人，他們平時以開朗、開心、開放自居，看到有天災，也流眼淚，跟著人潮捐錢。他們是消費一族，從小受電視教育長大，只知做人「要開心」，而不知道這種盲目的樂觀，出於對人性的愚昧和對世情的無知。

他們不是壞人，而且嚴格來說，是成千上萬的好人。他們喜歡享樂，一心想遠離哀愁。當然，這一點沒有錯，但是當邪惡在一個角落裡等待季節性的收割，這種人是理想的飼料，因為當最壞的人對好人的心理瞭如指掌，好人對邪惡一無所知，好人全無防範的意識和能力。

在森林裡，伺伏的猛虎瞭解在河邊喝水的羚羊，但羚羊不瞭解猛虎。在河裡，暗藏的鱷魚在觀察和計算一隻在悠閒背泳的水瀨，但水瀨絲毫不瞭解鱷魚。一九四八年的北京知識份子如張伯笭、沈鈞儒、梁思成，絲毫不瞭解毛澤東，但毛澤東看透了所有的中國文人。

在歌德學院，我看到德國和捷克合辦的卡夫卡展，想起少年時初讀卡夫卡的「審判」之震撼，以後看許多愚昧的好人，以天真和善意撲向火裡，我想起卡夫卡影響我一生的警告金句：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於是，我愛讀文史。

香港危重

2013年12月19日

香港人潛意識裡，不想要「一國兩制」，香港的傳媒尤甚。

譯名跟隨大陸，「維珍尼亞州」取代「維珍尼亞」，是香港的傳媒自動「大一統」的。不止譯名，連一般詞彙，也通通向北望。

譬如一個人在大陸染了禽流感，大陸宣稱「病情危重」，香港也跟著在後面學喊。

幾十年來，香港的醫療新聞詞彙，形容傷病的等級，有「危殆」（Critical）和「嚴重」（Serious），按照英文來區分，沒有什麼「危重」──「危殆」與「嚴重」，區分得很科學，一聽就明白，這就是語文的「一國兩制」。

「危殆」和「嚴重」之外，尚有「良好」（Fair）。這個Fair，意思是「一般」、「過得去」、「尚可」，但香港殖民地的中文不好，稱為「情況良好」，一來不算精確，但漸漸以訛傳訛，一聽到「嚴重」，就知道病者不會隨時向閻王報到。「危殆」，就是牛頭馬面提著鎖鍊站在床邊了。至於「情況良好」，意思是親屬可以放心，打十六圈麻將了。

特區的中文，平白多了一個「危重」。大陸的醫院這樣講，香港的記者可以多問一句：「危重」是什麼意思？即使對方是差不多先生，含糊其詞，記者自己要消化一下，將「危重」的意思，轉化為香港人習以常感的「危殆」。

「基本法」訂明，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不止炒股票、跑馬、沖涼按摩，還有大腦精神層次的語文思維。但是香港幾十年來是一個輕視文科的城市，香港人不知道，語文是思想的工具，語文墮落，則思維粗鈍，人也跟著蠢。語文層次精細，思維也縝密，對於許多政治的詐騙宣傳，也就有了防疫的能力。

「危殆」跟「危重」不同，「衝突」與「矛盾」不一樣，正如一九九七年之前，「港府」與「港英」，在道德的色彩之上，是兩回事，但是香港自己撤除了這些界線。二○一七年，香港不需要什麼普選，既然大陸說「危重」，你也跟著說，那麼中國說要嚴格篩選，香港人為什麼反對？沒有理由的。中國說什麼，你跟著做好了。

登月意義

2013年12月17日

中國「嫦娥三號」登月，中國民眾反應冷淡，不但無敲鑼打鼓普天同慶，甚至還有許多人「不識相」，偏要在這種時候，質問「登月和山村裏上破學校的孩子有甚麼關係？」

中央電視台女主播，畢竟見識不凡，指兩者關係緊密：「因為互聯網技術來源於美國登月技術，要把休斯頓航天中心的電腦連起來。」美國人的互聯網技術，致使中國許多農村學校受益，這位主播舉例，內蒙古一所鄉村學校經慈善機構捐助，得以接受北京名校的網絡公開課，學業精進。

正如天文之「蝴蝶效應」，世間萬物息息相關，登月跟中國農村「破學校」學童的關係，順藤摸瓜，一定可以找得到，講得通。但根據這位女主播的解釋，登月孕育互聯網技術，互聯網技術造福農村學童，則歸根究柢，內蒙古農村學童可在網上讀北京名校的課程，真正的「恩人」，應該是美國的「阿波羅八號」，而非中國的「嫦娥三號」。

早在「嫦娥三號」登月之前，不但內蒙古這家農村小學可以上網讀書，全世界跟互聯網共存共榮至少十五年。有無嫦娥三號，全人類的生活都不受影響，但如果沒有美國太空總署四十年前的登月計劃，卻可以肯定不會有今天的網絡時代，中國農村的「破學校」更不知何時，才能跟北京「名校」同步上課。

中國民眾不停追問「登月的意義」，終令這位女主播煩不勝煩，她認為「滿足人類好奇心」已經意義足夠。不錯，人跟人層次不同，正如很多香港人也只關心「搵食」，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也像登月一樣，只適合雄心壯志、眼界遠大的族群，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擁有的。

港英年代港督述職氣氛輕鬆

2013年12月17日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公開抨擊現任的特區政府，他說特首上北京述職，據他所知中央的意思是要求更加詳盡，不言而喻的一點就是最近有特首上京述職報喜不報憂，還有說話「打斧頭」，令到「阿爺」對香港的狀況不能準確了解。特首述職這個制度就像行政會議保密一樣，是抄襲自英治時代，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時代，港督時時坐夜班機去倫敦述職。港督述職在70、80年代經常發生，但在香港不成為大新聞，往往在報紙港聞版只有200字，就是港督麥理浩昨晚登上英航哪一班班次的飛機到倫敦述職。

英國的總督向倫敦的外交部述職，是有一種不同的文化，就是外交部會對港督有高度的信任，而港督亦只是跟他的上司述職，不需要是外交大臣，而是外交部負責東亞事務的次官，約一個時間，一同坐下喝杯茶，以家常閒談的方式與港督談話。英國人的官場語言帶點輕鬆及幽默，述職的內容根本毋須提升到這麼緊張的程度，又何來有不信任的問題。劉兆佳這番說話當然矛頭直指現任特首梁振英。

述職這件事，根據中國國情亦是非常敏感，在1973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及剛剛復出的副總理鄧小平一同到長沙找毛澤東述職，毛澤東問了一句：在我死去之後你們兩位預測中國會發生甚麼事？ 王洪文就報喜不報憂說：在主席過身後，毛主席的思想大紅旗一定會得到勝利的貫徹。而鄧小平則相反：主席過身後可能會天下大亂。毛澤東一聽就知道王洪文專門說「擦鞋」的言論，而鄧小平的說話雖然逆耳，但是真心話，從此毛澤東就疏遠王洪文。雖然他後來將鄧小平打倒，但證明毛澤東這種很獨裁的人，心底裡都是心水清，知道述職的人專門報喜不報憂，都是非奸即盜，所以劉兆佳的言論意有所指，亦不出奇。雖然他所指中央的意思到底是北京的中央，還是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挽救下一代

2013年12月03日

香港教育推行「三三四」，一試定生死，加上什麼「國民教育」、「通識」，中產家長爭相逃避，搞得英國的寄宿中學，香港學生氾濫。

中國人嘴巴上「愛國」，一旦涉及自己的子女利益，必然親英崇洋，用腳投票。

一個民族長期自己經營愛國的騙局，騙自己不要緊，卻佔用別的國家的資源。英國的寄宿中學教育制度，為英國的上流精英文化而設。打欖球、唱聖詩，本來絕不符合「中國國情」，但是中國家長把孩子送去，都乖乖的，不敢再喝令「帝國主義」尊重中國國情了。這套下三濫的虛偽，英國人看在眼裏，數鈔票，不作聲。

兩年前，我在一家牛津郡的寄宿學校參觀，看見一個中國來的小留學生，在膳堂排隊買咖啡。嘩，居然會排隊呀？我過去跟他攀談。

小留學生來自中國某省，由於接受過英國文明教化，富有紳士風度，講話彬彬有禮。他說他母親買了一幢房子，在學校的對面街，親自過來陪讀。

買房子的錢哪裏來，心中有數。我故意問：「你來了幾年，喜歡英國呢，還是喜歡你原來的祖國？」

「當然喜歡英國，」小孩說。

「英國有什麼好？學校膳食，沒有魚趐、穿山甲，吃土豆和青豆，」我說：「房子建築殘舊，沒有高樓大廈，一點也不現代化。」

中國小留學生聽了，有點激動，他放下咖啡，跟我說英國的人權、民主、自由，如何令他感到樂不思蜀，不想回大陸。

「你忘本了，」我眼見這個炎黃子孫，遭到英帝國主義的思想腐蝕，於心不忍，對他進行耐心教育：「你住在學校門外那條街的中國老媽，聽見了，會覺得擔心。她想你來英國，念好數理化、工商科，將來進牛津讀醫學、工程、電腦科技，不是叫你學英國的什麼人權。人權是給人享受的，你給英國人洗了腦，把這套毒素思想帶回中國，中國的下一代，你這種人越多，我越擔心。你老媽住哪？走出這個校門，我要找她串門，反映你的問題。」

小孩聽了，有點急起來，不知所措。我把他拉到一角，正色說：「我現在嚴正警告你，不許忘本，你是中國人，不要當漢奸，知道嗎？」

他目瞪口呆，我轉身走了。我覺得他在目送我的背影，怕我找他媽媽。

李嘉誠發聲

2013年12月02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左丁山走入中大校園，參加中大展覽廳嘅開幕儀式及入內參觀半世紀以來嘅展品。在此場合，當然唔可能聽電話，點知三時過後，不斷收到WhatsApp，話商界巨人李嘉誠發聲，好有新聞價值喎。卒之五點鐘出到火車站，記者G來電話已買到一份「南方都市報」，係「便利店內最後一份」。呢份平時冇乜人理嘅報紙，在便利店放在一堆其他報紙中，並不顯眼，俾錢時，收銀員問記者G：「點解今日咁多人買呢份報紙？」記者G話：「有李首富大頭相在頭版吖嘛！」
記者G唔話得，又上網，又scan，將南方都市報及南方周末報訪問李嘉誠全文電郵傳送過嚟，李先生點解突然間願意接受內地報紙訪問呢，一時之間，猜測唔到，左丁山素來認為名人談話不須過份追問動機，最緊要係追查其談話內容是否有內涵，是否合邏輯，是否有道理。
以本身係市場派嚟睇，左丁山最欣賞首富下列一段談話：「自由開放的市場，重視『原則』和『法治』，兩者皆來之不易，但如果管治失當，也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至於福利化社會是否適用香港？關鍵是，我們要有選擇，要大家扶貧，也要自願，只能使用引導的方法；我相信，香港人一向熱心於慈善，樂意助人，對我來說，幫助低收入人士是義不容辭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錯誤，不能解決社會缺乏上進機會的問題，只向有能力的人開刀，這是錯誤的，因為香港人都想創富，政府的角色，應該要令人人有創富的機會，而不是等待『打救』。」
「健康社會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關鍵是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落實執行政策，香港不能『人治』，永遠不能選擇性行使權力。
我與香港或各國政府的關係都是建基於此的，不會因個別領導人或官員的變動而受影響，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香港不少商人只識做生意賺錢，但對市場、自由、法治、干預各理念之相互影響，完全不懂，李嘉誠之言，可以做商人教材。至於本港政界中人有無敏感人士對號入座，則非吾所知也。

皇與王

2013年12月02日

英文的「國家」一詞，有Country，Nation，State。

香港可以是一個Country，出入境填表，Country of Birth，填寫「香港」，一點問題也沒有。

但是香港做過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到底是「英女王」還是「英女皇」，卻一直弄不清。問問學校的通識教師，兩者有何分別，不知有幾個知曉。

「英女王」是對的，「英女皇」錯。君主立憲制，元首叫做King，King是王，Emperor才是皇。

為何有此誤譯？中國文化傳統，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戰國，許多小國交戰，小國的元首：越王勾踐、吳王夫差，還有趙武靈王、楚懷王，都是King，不是皇帝，而是「大王」。

但是，自從秦始皇武力統一中國，中國人的意識，「皇帝」取代了「大王」。「皇帝」是家天下的一統江山，而「大王」或者「君王」，像洪水之前的阿蘭蒂斯，屬於記憶上一輪迴的湮事。

英女王維多利亞得香港之際，正逢道光皇帝。清政府與英廷的往還文書，對於女王的地位職稱，有時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英吉利大皇帝、英吉利女王，還是大女皇？

其中有君主立憲與帝皇專制之差，亦有女人登基不靠男權之別，一下子連清政府也糊塗起來。後來的慈禧太后，叫Empress Dowager，但是，英國的王太后，卻很謙卑，只叫做The Queen Mother，女王母親。

到這一層，距離更拉大了。今天，許多廣東人還改不了口：「查理斯不肯做皇帝喎，看來是威廉王子繼位了。」聽來礙耳，差不多先生，思想不夠縝密之故。

這是許多人的盲點：人家的王，不同你的帝皇，所以蘇格蘭獨立，公投解決，不靠出兵討伐。到今天，許多中國父母將子女送英國寄宿學校，付出天價學費，沒有用的，有一些簡單的常識，由洋務運動以來，一個民族，不知交了幾代學費，還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