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2007/11/29

人在Bel-Air

天價的豪宅樓盤，名字要染上一層「偽歐洲」、「假美國」的包裝，像凱旋門和比華利山。最近，還有一幢One New York，座落在深水長沙灣，還有一個樓盤，更加巴閉，用拉丁文和西班牙文Fusion，名叫Oceanus at Sausalito，地點為馬鞍山。連住在貝沙灣，為了彰顯高尚身份，記住不要用華文講出這個地名，即使向那個滿嘴金牙的小巴麻甩司機，告訴他：「Bel -Air有落」。你以上海口音說貝沙灣三個字，他會「藐嘴」，認定閣下是周正毅的親戚，憑炒起一個中石油的號碼住到這裏。如果字正腔圓的一聲Bel- Air（記住，Bel的那個Ｌ，要連覑Air的母音一起發音），那位司機大佬，會快樂地一伸手臂，那隻穿覑人字膠拖的黃腳板，專業而尊敬地貼覑油門，踏得正正的，實實的，方向盤一扭，歡欣地開向Bel-Air那一片法國南岸一樣的藍天碧海。在中國香港，誰都知道，一個越「不似中國香港」的環境地區，越值錢。像IFC的二樓商場，斜對面是city'super，這一邊是美式戲院，旁邊有一家書店咖啡館，裝修歐式，書架上擺設的是包裝豪華價貴的英文電影和設計叢書。香港和中國珠三角「連成一體」？看看又不像。不要信嘴皮上吹的一套，香港的地產商，都很「愛國」，但從來不會把樓盤命名為「東莞花園」、「樟木頭豪庭」、「海陸豐一號」的，怕消費者一看到名字，聯想到北姑、漁船和足底按摩店。要營造Feel Good氣氛，必定要令消費者覺得身處一個不像中國的社會，九龍城名校根德幼稚園，四十年前就摸通此一真理，根德，是英國東南部的一個郡，「回歸」之後，幼稚園的校長是不會改名為順德幼稚園的是不是？上海黃浦江邊的The Bund也一樣，殖民地洋建築的一座陽台，一家意大利餐廳，一室金髮碧眼的玩家，夾雜覑一兩個衣覑性感的章子怡，看上去就像倫敦巴黎，除了窗外那個東方電視台粉紅色的「娘」氣圓球，有點掃興。一切值錢的東西，都不像中國。當這個市場，明明在北嬸出沒勾引公園阿伯的地方，出現了一座「紐約一號」的豪盤，你就知道，為了消除悲情，天水圍改名為「六本木」，也為期不遠。我實在淺陋，看不到如此形勢，這個城市，如何會培養「國家情懷」和「民族自豪感」？因此，當你下次學舌表態，大罵李登輝，你在心中，也會對李前總統頂拜的，因為他本名岩里正男，他就是六本木、比華利山、One New York，以及在那片菜田馬鞍山冒起的Oceanus什麼蘇沙里圖。因為，別看他個個愛國得那麼成熟世故，每個人心中，沒有一座斷背山，卻有一座根德幼稚園。


坐看雲起時 老板在等你的電話

英國外相文禮彬，出席歐盟會議，事先寫好的一篇講稿，突然被首相白高敦召回，由首相親自刪改，再叫他誦讀。

堂堂外交大臣，連寫一篇演辭的自主權也沒有，有一個「大老板」像教車師傅一樣指指點點，臨時修改講辭。這樣的「治國」作風，不像民主的英國，倒像東方的宮廷國家，令英國選民嘩然。

文禮彬只有四十二歲，出身波蘭移民家庭，是地道的倫敦人。他中學會考一度不及格，要補考才過關，後來卻進入牛津讀哲學和經濟，竟然以一級榮譽畢業。牛津之後，文禮彬又留學麻省理工學院，大器晚成，九十年代初進入議院，成為工黨新貴，十年後出任首相，潛質巨大。

白高敦為什麼改動一位後輩的演辭？既然委任他為外相，理應充分信任。歐盟會議不是南北韓核彈會談，不過是七分客套、三分禮儀，連一篇演辭也不放心，選民對白高敦的印象開始惡化，覺得這樣的老板管理得如此細微，對英國不是好兆頭。

換了在中國，太上皇垂帘聽政，說三道四，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一個四十出頭的後生小子，當了大臣，更會有一幫老頭子竊竊私語，生怕他經驗不夠，被「外國勢力」誘惑，出賣所謂「國家利益」。一篇講稿，七八個老頭子用放大鏡反復細看十多回，絕不會成為新聞。

但英國是民主而尊重獨立人權的上國，白高敦如此一多手，就成為大新聞。為什麼幹預？可能是懼怕他缺乏經驗，或許白高敦天生是一副「微觀管理」（Micro Management）的強人性格，就像戰時的丘吉爾。又或許文禮彬這篇演辭寫得實在差。但總之在選民眼中，如此強勢的首相，不尊重伙記的獨立判斷和專業決策，不能接受。

在行政世界，只有兩種老板。一類是白高敦之流，美其名「Micro Management派」。這種老板的優點，在華文裡有大把詞匯以供讚嘆：「日理萬機」、「事必恭親」，還有什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一切陳皮成語，都是為一個心胸狹窄、猜忌多疑的皇帝制度而度身訂做的，顯示一個社會，處處精英層層伙記，不外是菲傭一樣的奴人。

另一類，就像美國前總統列根一樣，虛位高踞，權力切實下放給各部門首領。中環寫字樓的文員白領最熟悉了，這叫做Power Delegation，權力下放，讓下面的小主管得以大顯身手，獨立決策。

身為打工仔，有的天生懶惰，不肯負責，像特區政府許多政務官，最喜歡白高敦這類連一篇講辭也要最後定奪的「好老板」，原因十分明顯：上司多插手，自己的責任也分兩份，事情砸了鍋，可以推諉。就像清末李鴻章簽署割讓中國土地的條約，誰都知道條款細節要向慈禧請示，讓紫禁城裡那個老女人點了頭，奴才方顫顫抖抖拿著毛筆簽字。一部很有趣的清末中國歷史，到今天，只有三成人罵李鴻章是漢奸，絕大多數都認定慈禧這才是真正的賣國賊。

所謂Power Delegation，要在一個互相信任的健康社會才行得通。美國人行這一套甚為有效，美式的辦公室就像一艘航空母艦，人力總動員，朝氣蓬勃，地位平等，人際關系光明正大。一個公民社會，一起合作，大家先不互相猜疑，都假設對方是誠實而悉力以赴的專業工作人，體育精神至上，老板就放心下放權力。

但是打工仔也不要蒙騙上司和同事，一旦出賣了他人的信任，等同自我侮辱，從此成為永遠受排擠的社會放逐者（Social Outcast）。在一個人人懂得自愛自重的社會，行政管理權力下放，人人都可以發揮年輕的創意和潛力。美國的國力，連法國總統也讚嘆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就是靠如此宏觀的行政管理制度建成的。

華人打工仔有一副「請示上司」DNA慣性。凡事不敢決定，總要「問一問老板」。許多老板平時閉目養神，也裝出一副Power Delegation的樣子，他或許在美國讀完一個MBA回來，假裝學了一點「鬼佬作風」，高高在上，說一句「你自己主意啦」，其實心裡在等待──你千萬不要自己真「」主意，連廁所裡用什麼顏色的廁紙，都打個電話問一問。

中國人的老板即使在遊艇上曬太陽，閑來在東莞打高爾夫，咬著一口雪茄，不論多麼悠閑，心裡也痒痒地在等待一個請示電話。下面的人跟從主子久了，自然心領神會，老板癒搖頭擺手，癒叫「你們自己決定」，癒是要交給老板「主意」，這句話千萬不要相信，這是中國人社會打工生存的第一心法。

中國的企業組織，幾全是「微觀管理學派」，對於萬千打工仔，反而是好消息。因為這家公司雖然上市，遵守美式華爾街的規條，實際上硬是一座小宮廷。閣下年薪五百萬，職位CEO，其實什麼也不必用大腦，只要電話裡有老板在高爾夫球場的直通線便可。如此薪高糧準、不必負責的肥缺，即使到北極的愛斯基摩人裡也找不到。因此在中國成語中，有大量詞匯度身訂做，形容這種兩千年不斷的制度，叫做「蕭規曹隨」、「墨守成規」、「明哲保身」之類，還有「多做多錯，不做不錯」這類成語在英文裡是幾乎沒有的。由此可見，西中兩大文化之差異。

許多打工仔踏出校門不久，就會揣摩上意了。許多年前，一位大老板開了一家出版社，請了一個女作家來當編輯。這位老總管三天差五的就給大老板打電話，請示這本書該不該出版，詢問哪位作者的作品該不該加印，大老板被她煩得光火了，一句頂回去，你的職責是總編輯，什麼事都問我，還請你來做什麼？這就是中國打工仔的為難之處了。以為職位與薪水相稱，事事獨斷專行，久而久之老板懷疑你「功高震主」、妄想「另立山頭」。多打電話問兩句，他又認為你優柔寡斷，缺乏行政能力。有時公司招牌明明是美國的跨國企業，但在上海或香港的分部，這個亞太區的頭頭不是鬼佬，是黃面孔的人士。在宏觀上，這家公司是列根特色，但在「具體」的區域微觀裡，你的上司還是一個中國小皇帝。

白高敦幹預文禮彬的風波，令人驚異，堂堂英國，難道北冰洋融化的溫室效應，其思維辦事能力，怎麼也「中國化」起來？如果我是英國選民，一定要把這件奇案追查個水落石出，否則國將不國，當一歐洲都讓融化的冰塊洪水淹沒，就是世界末日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