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李嘉誠集團捲入厄瓜多爾三國誌

本欄上月談及香港企業如何滲入南美洲的唯一台灣邦交國巴拉圭﹐而這自然並非特例。在過去十年﹐中國大規模進入拉丁美洲﹐目前已成為繼美國後最重要的拉美貿易夥伴﹐在這過程中﹐不少香港企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特別是李嘉誠旗下的和黃集團。除了巴拉圭和較為人熟悉的巴拿馬﹐和黃在厄瓜多爾的經歷更峰迴路轉﹐頗堪玩味。

在拉美各國當中﹐除了查維斯領導的委內瑞拉﹐厄瓜多爾也以石油資源豐富著稱﹐加上地處太平洋沿岸﹐和亞洲相對距離較近﹐戰略地位重要﹐中美兩國都十分重視。2006年9月﹐和黃與厄瓜多爾政府達成協議﹐負責興建位於萬達市(Manta)的厄瓜多爾國際碼頭 (Terminales Internacionales de Ecuador/TIDE)﹐並獲得其三十年經營權﹐預計整個項目投資額將達5.23億美元。萬達市是厄瓜多爾唯一的深水港﹐也是南美洲最西垂、最靠近亞洲的港口﹐在經濟價值以外也有軍事價值﹐在商言商﹐確是和黃的國際港口網絡的理想拓展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萬達市在和黃進入前﹐一直是美國在厄瓜多爾的據點。美國在九十年代末期開始高調打擊南美毒梟﹐以哥倫比亞、秘魯兩國為重點對象﹐並以「跨境掃毒」為由(這是反恐戰爭前美國的重要外交政策)﹐向與兩國接壤的厄瓜多爾租用了萬達港作為空軍基地﹐更以此為南方司令部中心﹐它的位置就在和黃的TIDE旁邊。和黃進入厄瓜多爾﹐自然引起了美國右翼勢力的不安﹐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當地的前哨部隊﹐目的不單是為了做生意﹐更是要取代美國﹐在此消彼長的形勢下﹐逐步在當地建立軍事基地。加州大學羅省分校的Tom Narins就曾以此為題目撰寫論文﹐探討李嘉誠的「拉美港口外交」。

在這微妙的中美博弈﹐小國厄瓜多爾政府的態度就變得舉足輕重起來﹐令三方互動變成一部三國誌。領導厄瓜多爾的總統科雷拉(Rafael Correa)是拉美左翼思潮的新代表人物之一﹐一直對美國自由經濟政策不滿﹐卻與拉美反美龍頭委內瑞拉的查維斯關係良好。他在2006年當選總統後﹐聲言要改變厄瓜多爾的外交和經濟政策﹐對外資的態度尤為審慎。和黃的曼達港合約是在科雷拉就職前獲得的﹐但美國空軍基地的逆轉前景﹐則完全是在科雷拉上臺後出現的﹕2007年﹐他公開表示除非美國願意「禮尚往來」﹐讓厄瓜多爾空軍在佛羅里達州租借基地﹐否則將不會讓美國續租萬達空軍基地﹐認為這涉及主權問題。美國自然不可能租借基地給厄瓜多爾﹐萬達空軍基地租用權也真的在2009年不被續約。雖然研究員不能確定科雷拉的強硬與「打和黃牌」有多少關係、或有沒有關係﹐但在美國部份媒體眼中﹐兩者自然有關﹐因為和黃只要有被邀請在美軍撤離後管理萬達基地的可能性﹐就已增加了厄瓜多爾與美國叫板的本錢。

意料之外的是在美國軍事基地問題解決後﹐厄瓜多爾並沒有倒向中國﹐反而與中國關係也開始變差。2007年10月﹐科雷拉大幅增加外資投資石油的賦稅﹐令投資厄國的中石油大受影響。中國原來承諾了為厄瓜多爾貸款興建水電站的﹐但是在2009年﹐負責投資的中國銀行以厄瓜多爾政府「信用欠佳」為由﹐要求對方為貸款提供抵押品。民粹傾向越來越強的科雷拉立刻翻臉﹐說中國要求厄瓜多爾央行拿資産作擔保才協助興建水電站又是涉及主權問題﹐而且態度傲慢﹐「令人無法容忍」﹐手法比在拉丁美洲臭名昭著的國際貨幣基金會更惡劣。後來科雷拉重申「不會忘記在尋求貸款興建水電站時受到中國的不當和無禮對待」﹐更威脅要從其他國家、甚至是台灣尋求資金。

與此同時﹐雖然和黃的TIDE港口第一期已於2007年2月啟用﹐但吞吐量甚低﹐到2009年為止﹐只完成了兩成基建。2009年1月﹐厄瓜多爾政府忽然指責和黃「未有按照協議進一步投資」﹐以足球術語「黃牌警告」威脅取回和黃的三十年經營權﹐後來單方面提出更改經營權的條款。經過一輪醞釀﹐一個月後﹐最終由和黃單方面中止投資﹐自我紅牌離場。外間不知道雙方協議是否涉及任何一方的賠償﹐但反正這案例已成了和黃的失敗投資之一。

把中美勢力都象徵性地趕離厄瓜多爾後﹐科雷拉成功在2009年4月連任總統﹐誓言繼續深化他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連任在厄瓜多爾近代史是十分罕見的事﹐起碼在近三十年來從未出現﹐而科雷拉勝出的得票率遠遠拋離其他候選人﹐反映他的整體民粹作風得到選民肯定。

這故事給香港涉外關係的啟示﹐比上月談及的巴拉圭案例更複雜。和黃雖然有可能成了厄瓜多爾政府對抗美國的棋子﹐但在美軍被完全趕出萬達空軍基地前，它已率先撤離TIDE﹐這與中厄兩國交惡的時間也大致吻合。這反映和黃雖然是完全獨立自主的港資企業﹐但在厄瓜多爾的投資並未能像在巴哈馬、巴拿馬等國那樣﹐在中、美、本國政府三方之間承擔獨特角色﹐而是被厄瓜多爾政府簡單視為中國的代表。美國輿論固然不認為和黃不代表中國﹐中國似乎也不希望在中厄交惡時﹐讓和黃一類香港公司提供替代貸款﹐因此和黃撤離厄瓜多爾﹐才符合各方意願﹐顯得順理成章。但假如和黃的純商業計算是希望留在當地﹐最後卻不得不走﹐這就是經濟被政治拖累的例子﹐和上月提及的香港企業以經濟促進外交的正面效果恰恰相反﹐值得深思。